楊紅旭

　　今年過年回河南農村老家，突然發現村口高懸起“市級文明村”的石牌，聽人說現在搞新農村建設，因自然和經濟條件好點，俺村有幸被樹為一個典范，且全縣只有兩個。街道全部硬化，一直通到田頭，還安裝了路燈，村民都挺高興。但也有讓人迷惑的地方，本來人均已不足一畝耕地，可村里在國道旁新建了一大排房子，說是要發展商業，卻沒多少人消費，只能處于半開半關的尷尬狀態；另外還在圈地建廠，其中一個是服裝廠，機器買好了，部分村民也專門進行了上崗培訓，但忽然沒了下文，一擱就是半年多。

　　新農村建設，是一項宏偉而且鼓舞人心的好政策。早在20世紀二三十年代，梁漱溟、晏陽初就曾開始嘗試新農村運動。但也只有如今，在我國經濟發展和國家財力達到空前的水平的前提下，在

房地產業由大城市轉向中小城鎮的條件下，城市反哺農村、工業支援農業才能成為現實。繼去年之后，今年“三農”問題再次被中央的“一號文件”關注。今年“兩會”上，新農村建設議題同樣惹人關注。但是，在這一過程中，我們也須提防某些不良傾向。比如日前，全國政協委員、北京大學

中國經濟研究中心主任林毅夫就曾表示：一些地方將新農村建設片面理解為新村莊建設，要農民拆掉舊房子、蓋新房子。

　　這其中，由于盲目興建住宅、公共設施、商業配套、廠房、休閑項目(鄉村度假區等)而導致的“圈地運動”，尤其值得警惕。過去約二十年，在發展城市經濟的過程中，許多地方政府主導，

開發商緊緊跟隨，“大躍進式”興建工業園區、科技園區、高校園區及城市廣場，其結果是耗費和浪費了大量的土地資源。如今，絕不能重蹈覆轍，這一深刻的教訓也絕不能再次在農村上演。

　　“縱虎容易擒虎難”。2003年以來房地產宏觀調控的一個重點，即是緊縮地根，但效果卻難讓人滿意。2004年，實行土地出讓的“招拍掛”，出臺《關于深化改革嚴格土地管理的決定》，要求進一步完善符合中國國情的最嚴格土地管理制度。2006年，又追加《國務院關于加強土地調控有關問題的通知》，再次重申嚴控土地利用，而且開始實行土地督察制度。今年，又針對工業用地出讓設定最低價格，也實行“招拍掛”。

　　溫家寶總理在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中，再次強調 “節約集約用地，不僅關系當前經濟社會發展，而且關系國家長遠利益和民族生存根基。一定要守住全國耕地不少于18億畝這條紅線。堅決實行最嚴格的土地管理制度。堅決控制建設占地規模，加強耕地特別是基本農田保護”。 措詞之嚴厲，實不多見。

　　應該說，實行新農村建設，國家投入了巨大的財力和政策支持，而且地方政府從房地產開發獲得的土地出讓金，也須首先滿足征地補償和新農村建設。但是，推進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一定要因地制宜、從實際出發。一些地方官員急于做表面文章、出政績，錯誤地認為，新農村貴在一個“新”字，所以首要的是改、拆、建。尤其值得警惕的是，要謹防基層政府與地產商的勾結。近幾年我國房地產業久熱不退的一個重要原因，是地方政府熱衷賣地謀利，同時地產商喜愛圈地造房，兩者結成了密不可分的利益共同體。如果打著地產商假借新農村建設的“尚方寶劍”，把在城里的一套賺錢模式拷貝到鄉村去，則一些法律、環保意識相對淡漠的鄉鎮官員，極有可能在利益誘惑下比城市官員更瘋狂地賣地。其后果不言而喻。

　　從房地產業發展的角度考量，一、二線城市的樓市競爭日趨激烈，進一步發展以縣域為中心的中小城鎮房地產市場，應是大勢所趨，同時也契合了新農村建設的方針所指。但無論地方政府、村鎮基層官員，還是有意愿進軍“藍海”的房地產開發商，都應該遵循先經濟發達地區、后經濟落后地區，先縣城、重點鎮，后小鄉鎮、鄉村的漸進式發展路線；同時一定要考慮地方經濟的發展水平和鄉鎮居民的消費能力。切忌好大喜功、勞民傷財、耗費土地的“圈地運動”、“新房運動”。(本文作者為上海易居房地產研究院高級評論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