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華網北京3月13日電(記者 海明威 程云杰 魏武) “根據您對海洋法公約的認識，請談一下中國對專屬經濟區劃界問題的看法。”

　　12日，在五洲大酒店海南代表團駐地，日本共同社中國總局記者齋藤真和《讀賣新聞》東京本社中國總局記者末續哲也，向全國人大代表高之國提出了這樣的問題。“由于歷史和地理的原因，中國在海權使用和海洋資源開發問題上一直比較慎重。中國政府的態度一直是按照《聯合國海洋法公約》和國際法的有關規定，愿意通過和平友好協商的方式達成劃界協議。”同時還是十屆全國人大外事委員會委員、國家海洋局發展戰略研究所所長的高之國回答。

　　“那么，中日有無辦法解決這個問題？”

　　“通過和平談判，達成協議，這就是辦法。”在這次40分鐘的采訪中，日本記者提了一連串的尖銳問題，涉及東海油氣田、共同開發、

　　這只是今年中國兩會上的一個普通場面——由于實行了更加開放便捷的采訪政策，參加兩會的代表和委員們與境外記者打交道幾率大增。

　　根據新的規定，今年，境外記者可以直接聯系代表和委員進行采訪，兩會新聞中心還在其網頁上公布了代表委員的駐地信息和新聞聯絡員名單及聯系方式。這被認為是中國今年1月1日實施《北京奧運會及其籌備期間外國記者在華采訪規定》后的又一件具有開放性的事情。據兩會新聞中心統計，到目前，采訪今年兩會的外國記者及新聞官達到800多人，遠遠超過了去年。大會新聞組的人士注意到，這些外國記者旁聽或采訪兩會，很少中途退場。

　　境外媒體為采訪兩會，大增人手，比如，NHK派出35人，從東京總部、上海和廣州調來主力記者和攝影師，還特聘了翻譯人員和速錄員。新華社記者在會場上采訪了數十位境外媒體記者，他們說，中國經濟的強勁增長、中國如何構建和諧社會、物權法和企業所得稅法的審議以及其他熱點問題，使本次兩會備受關注。

　　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也認真對待境外記者來訪。3月3日下午，在人大廣東團的駐地會議室，領隊官員對全體代表說，中國對境外媒體已經實行了更加開放的政策，“面對外國記者，大家應該落落大方展示個人形象和國家形象。”

　　在人民大會堂里，人們多次注意到這樣的情形：在進門安檢后，一群群境外記者便飛奔向會場或電梯。這回，僅NHK就專門派有4個人負責“跑步占位”，為專業記者占據最為有利的拍攝位置。

　　一陣小跑、又一陣小跑——在大會堂東大廳，新加坡《海峽時報》記者蔡振峰累得顧不上抹汗，對新華社記者說：“抓緊多采訪點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的不同見解，時間寶貴，既要靠腦、更要靠腿。”

　　日本《北海道新聞》記者佐佐木與他的共同社和《讀賣新聞》同行一樣，采取了在代表和委員駐地“巡視”的辦法。

　　“以前的兩會，因為不知道代表委員住在哪里，會做些什么，也不知道新聞官是誰，所以經常聯系不到人，主要是沒有信息源，今年就有很大改善。”他說。比利時攝影記者卡爾·凱澤說：“原來要很麻煩地申請才能采訪，現在不用了。這是一個進步。”烏克蘭國家通訊社奧嘉報道兩會已經4年，她說，“今年兩會期間的記者招待會形式很好，面對這么多記者的追問，他們會說出很多‘意想不到’的東西。而我剛參加兩會報道的時候就沒這么豐富的選擇。”

　　全國政協委員劉永在3月4日這天就見過近一百名記者，他的秘書也證明這個說法“不夸張”。港澳臺和外國記者問劉永好最多的是有關物權法草案的問題。劉永好說，有再多記者問他也會耐心講，因為“這是件好事”。全國政協委員詹思祿來北京參加兩會沒兩天，就被路透社記者盯上了。路透社搶在其他媒體之前專訪了這位中國天主教閩東教區主教。他說，中國宗教界是開放的，他可以說他想說的話。

　　今年，外國記者關心的問題不僅限于傳統的政治、經濟、軍事等。在江蘇代表團駐地北京五洲大酒店，佐佐木提出了“中國的獨生子女們是不是都被打上‘任性’的烙印”的疑問，他認為這對世界來說是一件“可怕”的事情。接受采訪的人大代表、江蘇省姜堰市實驗小學副校長樓文英向佐佐木解疑釋惑。從獨生子女的家庭教育、學校教育到社會教育，樓文英用事實告訴日本記者“中國的獨生子女未必都任性”。

　　“謝謝你讓我對中國的教育有了更深的了解。”采訪結束后佐佐木很友好地與樓文英握了握手。樓文英說，她本來不想接受采訪，因為她覺得外國記者可能總是帶著“有色眼鏡”來看待中國。“現在覺得與他們交流也是一件好事，可以消除誤解。”她說。香港《亞洲周刊》記者鄧偉志說，“外國記者的多少也是衡量一個國家開放度的標志。從今年的兩會看，中國正在成為全球記者最向往的地方之一。”

　　當然，也有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似乎還沒做好“準備”，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人大代表對新華社記者表示，“如果外國記者提出的問題太尖銳，我可能會拒絕回答。”路透社記者韓碧如稱，有人大代表當面拒絕了她的采訪。“不過，我尊重他的選擇，畢竟接不接受采訪是他的權利。”路透社在一篇報道中，對采訪方面的一些安排不足也表示了遺憾。

　　彭博新聞社記者鄭天任認為中國放寬外媒來華采訪是好事情，“關鍵還是要看以后怎么做，怎么執行，如果報道一些敏感的問題會如何反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