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報記者 陳小瑩 張鳳安

　　3月7日上午9點，北京21世紀酒店，全國政協醫藥衛生界88名委員聯組討論會。衛生部部長高強、財政部副部長王軍等與醫改相關的部委官員到場。中國醫改問題在這里進行了一次最專業的“交鋒”。

　　有政協委員當場提出，醫改方案不能老關在屋子里研究。

　　高強解釋說：“總要先在屋子里頭研究出一個東西來，要是沒有一個東西，七嘴八舌，是很難集中一個意見的。”說到這里，會場上響起了笑聲。

　　“我們在制定方案過程中，會征詢和聽取各位委員的建議和意見。在適當的時候，恐怕還要舉行聽證會甚至網上公示，廣泛聽取社會各界的意見。”高強接著說。

　　隨后，高強針對委員們的一些疑惑，就中國醫改方案上的一些重大爭議問題作了說明。

　　“恢復醫院的公益性”

　　在高強20多分鐘的總結發言中，公立醫院的改革問題，在他的話語體系中占據優先位置。

　　“改革的目的是什么?就是要讓我們的醫療衛生機構，首先是我們公立的醫療衛生機構恢復好它的公益性。”高強自問自答道。

　　“我們的院長不能夠整天為創收而發愁，應該考慮為群眾提供良好的服務，提高服務質量，減少醫療事故，保障患者安全，這是醫生和醫院最基本的職責——創收不是他的職責。”高強進一步說。

　　在高強之前發言的11位醫藥衛生界的全國政協委員中，有好幾位都提到了公立醫院的問題。問題雖然都是老話題，但指向卻非常明顯：公立醫院作為醫療衛生服務的主要供給方，其供應的短缺正是醫改的核心問題。

　　

衛生部提供的一份材料顯示：過去20多年，全國80%的醫院是公立醫院。1978-2005年間我國衛生總費用增加了77倍、個人衛生開支增加了198倍，而同期醫院、診所、醫生和護士數目卻只分別增加了1-2倍。

　　但醫療需求卻是居高不下。從1997年以來的十年中，全國衛生總費用增加了1.7倍(增量絕對值是5399.8億元)，個人現金衛生開支增加了1.6倍(增量絕對值是2775億元)。

　　占據醫療市場主體地位的公立醫院自然被推上了“看病難、看病貴”的風口浪尖。

　　“現在我坦率地說，大家對醫療服務不滿意，主要體現在醫院里。”高強說。

　　一位委員在會上直言：20多年來的醫療衛生體制改革中政策催生了醫院的“三補”:醫療虧損副業補、買藥受控檢驗補、主業受困副業補。“三補”帶來過度檢查、過度治療、不合理的大處方，引起費用的劇增。

　　另一位委員談到，現在公立醫院的支出很大，要補償其支出，主要有三個來源，一個是財政補助，即政府投資。第二是醫院服務的收入，住院費、掛號費、手術費等，第三就是藥品批零差價以及回扣。現在政府對公立醫院的財政補助，大概占醫院總收入的10%不到，所以公立醫院主要靠提供服務和藥品來補償它的支出。這種過度的市場補償，必然出現種種不規范的行為。

　　高強將委員所說的這些不規范的行為，稱為“不好的制度”。“這種機制和我們公立醫院要建立一個公益性的醫療服務機構相去甚遠。它自己創收養活自己，而且創收的收入可以自行分配，這怎么能夠維護它的公益性呢？”高強反問道。

　　講到這里，因為牽涉到對醫療事業的財政投入問題，到場的財政部副部長王軍也作了回應。

　　“我給大家報三個數：2003到2007年，連續五年的預算安排，中央財政對衛生事業的投入是各重點領域里面財政增長最快的領域之一；第二個數：2006年預算報告里，中央財政安排的投入增長率是65.4%，同比該年的教育增長是39%；2007年，中央財政投入衛生事業的增長是86.8%，教育是41.7%。”王軍說。

　　王軍表態說，隨著我們我們國家財力的增強，“我們會一個問題一個問題，逐步消化解決。”

　　“先低水平覆蓋，再逐步提高”

　　之前媒體認為，我國醫改方案參照的是英國模式。所謂英國模式，是指英國、北歐、南歐、與英國歷史上有過殖民關系的一些國家和地區，實行全民公費醫療，民眾看病治病大體上免費，而醫療費用由國家財政支付。

　　但在3月7日的會議發言中，高強明確否認了我國醫改參照英國模式的說法。

　　“西方國家，除了英國等少數以外，絕大多數都不是由政府把醫療服務包攬，都是通過社會的力量共同籌資。包括政府、包括企業、包括個人。”高強說。

　　“我們向大家介紹的德國模式，就是由國家立法、實行全民醫保。個人要交錢、企業也要交錢。如果有些特別困難的群眾，個人交不了錢，那就有政府補助，幫助他參加醫療保障。”高強轉而介紹起德國模式來。

　　不過，對于德國模式，高強同樣也表示“不會照搬”。

　　“這其中一個主要原因是我們國家的情況和西方發達國家的情況又有些不同。最大的不同是城鄉之間收入差距很大。城市里的居民之間，收入差距也很大。所以在短時期內，我們國家一個城鄉統一一體化的全民醫療保險建立不起來。”高強說。

　　高強在發言中算了一筆小賬——按照城鎮職工每年1100元的醫療保險費用計算，全國13億人口每年就是1萬4000多億。而農民年均收入一共才3000多，這就意味著要拿出他的三分之一收入進行醫保，“這是不可能的”。

　　另一位政協委員也提到中國醫保與德國模式的不同——在德國，職工參保時，他們沒有工作的配偶和未成年的孩子都自動被納入醫保，無需繳納一分錢。但我國目前還只限于職工本人參保。

　　“城鄉統一一體化的全民醫療保險雖然短期內建立不起來，但是不同層次的不同形式的或者不同水平的醫療保障體系，要盡快建立起來。我們農村合作醫療今年要達到6億農民參加。農民拿出一點錢、政府補助一部分錢；或者是城市非職工居民自己繳一部分，政府補助一部分。先把這個低水平廣覆蓋的醫療保障體系建立起來。今后再逐步地提高水平。”高強解釋說。

　　機制比資金更重要

　　對外界評論最多的新一輪醫改的“利益之爭”、“部委之爭”問題，高強在會上也著重作出了澄清。

　　“(外界)說衛生部只強調基本保健，勞動和社會保障部只強調基本保障，并不是這樣。”高強說。

　　高強解釋說，基本醫療保健制度的研究過程中，主要是衛生部牽頭提出一個研究意見，許多部門一起共同審議修改。而關于城鄉居民醫療保障制度和基本藥物制度的專題則分別由勞動和社會保障部以及國家藥監局負責牽頭研究。

　　“這是各個部門的分工(不同)，而不是不同部門有不同的意見。”高強反復強調，各部門之間并沒有利益沖突。

　　事實上，現在推行的

醫療改革的主要內容包括了覆蓋城鄉居民的基本衛生保健制度，覆蓋城鄉居民的保險制度、國家基本藥物制度、科學規范的公立醫院的管理制度等等多項內容。而在中央層面，這些制度分別屬于不同的機構管理。

　　“這些研究制度的建立，涉及到各個部門的工作。而且缺少任何一個制度，我們的醫療衛生體制都不可能完善。”高強說。

　　高強第二個澄清的是機制與資金之間的先后關系。

　　“如果光增加投入，不轉變機制，就達不到我們改革預期的目的。”高強否定了僅僅依靠增加投入的做法，而強調要把機制的作用放在最重要的位置。

　　他表示，政府增加投入必須與轉變體制機制相結合。政府投入的每一分錢，都要通過醫療服務，轉移到廣大人民群眾的身上。“這才是醫療改革的基本目的。”

　　在這一點上，財政部副部長王軍也高調予以響應。

　　“沒有錢萬萬不能，但錢也不是萬能的。”王軍表態說，財政部將積極配合發改委、衛生部一起認真研討中國的醫改之路。待醫改大的路徑、方案定下來以后，財政部一定“盡心盡力、主動買單、主動加大投入”。

　　高強認為第三種對于醫改的誤讀，是說他不贊成全民醫保。

　　“前兩天有媒體報道，(說是我講的)全民醫保搞不起來。這是曲解了我的意思。我的意思是城鄉統一一體化的全民醫療保險雖然短期內建立不起來，但是不同層次的不同形式的或者不同水平的醫療保障體系，要盡快建立起來。”高強澄清說。

　　“現在有些地方，保障的隨意性比較大。領導重視或者財政好一點，就保障了。有些地方不大重視就保障不了。”

　　他隨即表述了一個理念——基本醫療服務首先做到的是功利性、不盈利性。免費醫療服務的目標近期是不可能達到的，但是在現階段，應該做到基本醫療服務不盈利不掙錢。

　　“就是首先要通過一個制度，把各項公共衛生保障下來。我覺得這完全能實現，也花不了很多錢。”高強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