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喆 徐以升

　　剛開始籌建的國家外匯投資公司適用法律并未突破現(xiàn)有法律框架，不過，眾多專家建言對其制訂專門法律法規(guī)，以確定公司性質、完善治理結構。

　　溫家寶總理1月19日在全國金融工作會議上講話指出，要按照“依法合規(guī)、有償使用、提高效益、有效監(jiān)管”的原則，積極探索和拓展外匯儲備使用渠道和方式。這為儲備管理體制改革厘定了原則。

　　“這四條原則里，依法合規(guī)是第一條，我理解首先是運用方式要符合當前對儲備運營的法律，其次我認為需要制定專門的法律法規(guī)條例，來規(guī)范國家外匯投資公司的運作。”北京師范大學金融研究中心主任鐘偉昨天對《第一財經日報》稱。

　　未突破現(xiàn)有法律框架

　　目前，有消息透露，國家外匯投資公司通過財政發(fā)債的形式募集資金，然后從央行購買外匯儲備，再交由其運作的思路已經初步確定。

　　對此，鐘偉表示，這個思路沒有突破現(xiàn)有的法律框架，符合“依法合規(guī)”的原則。目前我國的法律中只有《中國人民銀行法》規(guī)定，央行“持有、管理、經營國家外匯儲備”。

　　“通過發(fā)行債券募集資金，然后與央行的外匯置換，可以理解為央行運用外匯儲備投資于這部分資金本身，可以視做是儲備的經營和管理，因此符合《中國人民銀行法》的規(guī)定。”鐘偉說。

　　這一點得到了國務院發(fā)展研究中心金融所所長夏斌的認同，他認為，財政部從市場上發(fā)債籌集人民幣，購匯后劃入專門的機構進行經營，這樣就不屬于直接用于管理、干預匯率的國家外匯儲備，沒有違背《中國人民銀行法》。

　　公司諸多問題需立法厘定

　　“如果國家想把它作為一個受《公司法》制約的企業(yè)，那就無須專門立法；如果不是這樣，而是一個特殊的企業(yè)，那就有單獨立法的必要。”世界銀行高級金融專家王君說。

　　一些北歐國家和新加坡設立的外匯儲備投資公司就為《公司法》所特別豁免，并由特定的法律去管轄。值得注意的是，中央匯金公司在注冊和成立時依據的是《公司法》。

　　專家認為，中國在外匯儲備管理領域需要一部法律來厘定國家外匯投資公司的性質、職能、治理結構等一系列問題。

　　“國家外匯投資公司到底是一家商業(yè)化運作的公司還是政策性的公司？在運作時到底是追求利潤最大化還是保本經營？投資領域是什么？這些如果沒有明確的法律法規(guī)來規(guī)定，可能會導致重大損失或至少降低投資效率。”王君說。

　　其次，該公司是否采取市場化的薪酬激勵制度也值得關注。如果運作著巨額公共資金的機構，高管薪酬卻很微薄，這可能會潛伏著運作風險。

　　王君還指出，這家公司在什么條件下、能夠在多大程度上調動市場資源？能否聘用一流的專業(yè)人員？是否外包給外資機構運作？這一系列問題都需要法律法規(guī)來明確。

　　呼吁外匯管理法律出臺

　　中國社科院金融研究所所長李揚最近在一份外匯儲備管理改革的報告中建言，應該盡快出臺外匯管理法。

　　國務院發(fā)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長巴曙松則介紹，新加坡和挪威在儲備管理運用方面，都建立了復雜的決策機制和風險控制機制，并且以法律法規(guī)的形式予以明確。中國有必要進一步加快相關立法進程，推出更為嚴格的組織管理體系，以規(guī)范和控制外匯儲備的管理和運用。

　　渣打銀行經濟學家常鐘則認為，要完成立法方面的工作需要非常繁瑣的程序，短期內肯定難以完成，中國現(xiàn)在外匯儲備增長迅猛，成立這樣一家公司來運作外匯儲備是非常緊迫的事，因此法律方面的工作有可能是邊做邊完善。

　　鐘偉也表達了類似的看法，他稱，這同樣和中國政策性金融機構的定位迅速變遷有關。他指出，迄今為止包括國開行、進出口行和農發(fā)行等政策性金融機構仍然沿用較早的條例，這主要歸因于這些政策性機構的長期定位尚未明晰，很難目前就拿出具有各方共識性的法律來。

　　“回顧外匯儲備管理和運用的歷程，中央匯金公司成立至今才兩年多，國家外匯投資公司尚在籌建中，很多細節(jié)還有待探索。此時要制定一部可操作的、完備的專門法規(guī)，難度太大。”鐘偉稱，“但相信國家首先會出臺專門的條例，并向人大常委會報告和溝通，等待條件成熟時，中國會需要一部管轄此類金融機構的專門法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