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吳曉波

　　2004年9月，我在哈佛大學做訪問學者。一直到那時，在很多美國人眼里，我還是一個來自神秘東方國度的人，所有的研究者均對中國近30年的經濟奇跡充滿好奇，但同時又沒有一本能夠讓他們整體了解這段變革歷程的著作，于是，在那一年離開美國之前，我與肯尼迪學院達成了創作中國企業史的研究項目意向，由此也開始了探索這段讓人既熟悉又陌生的特殊歷史的過程，最終誕生了《激蕩三十年》這本書。

　　這是一次漫長的旅行。對我而言意味著投入巨大的精力查閱海量的信息，而在寫作當中，困難隨處都是，從體例的設立到資料的收集整理，從邏輯的梳理到艱辛的寫作，有時候我真覺得自己是在大霧中一寸一寸地匍匐前行。

　　而對于歷史而言，更是如此。那是一段不可復制的特殊歷史，其豐富性遠遠超過以往任何時期。中國近現代企業的百年成長，遭遇了兩次劫難，一是1949年之前長達半個世紀的戰亂，二是“十年文化大革命”的洗劫，這使得從1978年開始的企業發展處在一種前不靠村、后不著店的荒蕪起點。很多的事件，由此成為唯一的標本。

　　這三十年間，中國社會經歷了翻天覆地的變革，其中尤以經濟改革為甚。如果作一個比喻，中國便仿佛是一個從貧窮到富有的城鎮，在變富的過程中，市場和資源不斷在重新配置。其中還充斥著國有、民間和跨國三種資本的博弈，但也正是這種市場力量，極大地推動了歷史的進步。與此同時，中國的國營企業變革也歷經了一個復雜曲折的過程，它經歷了20年的放權式機制改革。

　　相較于宏觀經濟而言，中國改革開放三十年中，人物的命運更加耐人尋味。從現在來看，改革其實是被一種自下而上的強大力量推動的，而推動這段歷史的，包括一個個力量弱小的個人。在我看來，與今日廣為人知的陳天橋、黃光裕相比，年廣久、步鑫生、馬勝利、牟其中、儲時健，以及李經緯、顧雛軍的故事更應該被記住，他們是中國企業史不可或缺的精彩篇章。企業史，從根本上來講就是企業家創造歷史的過程。在以往，我們一直忽視或不肯承認杰出的個人和領袖對事物發展的決定性影響力，特別是在利益取向十分功利的企業界，一個人決策的準確或失誤，完全能改變一個企業的命運，這其間有選擇的科學性，操作的得當性，主觀和客觀的影響與干擾，甚至還有運氣的成分。但在這樣一段跌宕起伏的歷史中，人物的命運變遷始終應該處于關注的焦點，《激蕩三十年》在做的，就是記錄這些經常被忽視的個人。

　　事實上，早在2002年，國內就出版過一部多卷本的《中國企業史》，但那是由多人合作、編撰而成的一個資料性著作。與其相比，從一開始，我就沒有試圖去完成一部教科書或傳統意義上的學術著作，我是想做一個商業時代的細節記錄者。門肯說，新聞是一門不精確的科學。有時候，歷史也是。往往一個細節的發現，會讓整段貌似定案的歷史翻天覆地。也便如茨威格在《人類群星閃耀時》中所言：無數時間無謂的流逝，只為了襯托那一瞬間的閃耀，光只一瞬，便可為歷史永遠記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