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報記者 勾新雨 北京報道

　　2月27日 ，民進中央召開在京醫衛界人士座談會，全國人大代表、中國醫學科學院腫瘤醫院教授陳智周在會議上建議盡快起草關于醫療糾紛的法律，以從根本上促進醫患關系的和諧發展。醫患緊張 勢同水火

　　“醫生見死不救、草菅人命，越來越像個殺手。”陳智周說，現在流行的這句順口溜讓醫務工作者聽了非常不舒服，但也說明了醫患關系緊張的問題已經到了不得不面對和解決的時候了。

　　陳智周曾在三年前的兩會上提交了推動醫療立法，改善醫患關系的提案，今年她準備再次呼吁這一問題。

　　據調查，全國有73%的醫院出現過病人及其家屬暴力毆打、威脅、辱罵醫務人員的情況：77%的醫院發生過患者及其家屬在診療結束后拒絕出院，且不交納住院費用的情況；61%的醫院發生過病人去世后，病人家屬在醫院內擺設花圈、燒紙、設置靈堂等情況。

　　前不久，深圳地區的一家醫院甚至出現了醫務人員頭戴鋼盔上崗的極端情形。

　　今年2月4日，溫家寶總理在吉林省人民醫院視察時，專門談到要建立良好的醫患關系，他指出，醫生和護理人員在任何國家都是最受尊重的，因為他直接關系到人的健康和生命。

　　“過去幾年我們都在壓抑中工作，總理的講話對我們很鼓舞。”北京阜外醫院心內科副主任華偉說，媒體過多負面報道使很多百姓對醫生有誤解，其實醫生絕大多數是盡職盡責的，“我們的工作水平不低于國外，但是收入和地位遠遠低于國際水平，甚至低于第三世界國家。”

　　中國醫學科學院腫瘤醫院教授、北京市政協委員吳文凱說，建國以來總理就醫患關系發表談話還是第一次。

　　陳智周分析，造成醫患關系緊張的原因，一是受商品經濟大潮的影響，一些醫生的醫德醫風下降；二是一些媒體對情況不了解而過度炒作；三是我國目前還沒有專門處理醫療事故的法律，現在多用的是消費者權益保障法和刑法。

　　“醫患緊張最后還是病人吃虧。”中國醫學科學院腫瘤醫院頭頸外科主任醫師張彬說，外科手術高風險很容易出現并發癥，出了問題就告醫生，甚至威脅醫生家人的安全，有的外科醫生現在都開始挑病人了。

　　中日友好醫院副院長姚樹坤也贊同這樣的看法，有的胸部腫瘤患者要做手術，打開胸腔一看，腫瘤很難切，切的話風險很大，很多主治大夫擔心家屬鬧事就給關上了，手術不敢做了。

　　事實上，在此次兩會代表們提出這一問題之前，早在2005年的9月，衛生部部長高強就曾指出，醫患關系緊張的主因還是在醫務人員。如果醫生盡心竭力地為他們服務，減輕痛苦，使群眾享受到良好的服務，絕大多數病人是抱有感激之情的。

　　《醫療爭議處理法》可能出臺

　　據了解，目前的醫療事故處理辦法是1987年出臺的，醫療機構管理條例出臺于1994年，而出現醫療事故糾紛后常常引用的卻是合同法、民法甚至是消費者權益保障法，很難有效處理目前的醫療糾紛。

　　陳智周說，醫療是一個高風險的充滿探索的科學，不能簡單看成消費者和經營者的關系，醫療不可能百分之百成功，用消費者權益保障法和刑法就可能會出問題。醫生與患者是戰友關系，共同的敵人是疾病，現在很多外科大夫不敢做乳腺癌手術，因為這個手術風險太大，但是如果能做的話對患者是很有好處的。

　　她說，我們應該盡快立法，這樣醫生就不會顧慮重重，把每個病人都看做是會起 訴你的人，患者也不會把醫生看成要賺你錢的人。

　　在目前的醫患關系處理中，最高人民法院對于 《醫療事故處理條例》的司法解釋規定，醫療事故鑒定采用舉證倒置原則。這意味著在醫療事故鑒定中，如果醫方不能證明自己的診療與患者的損害后果沒有因果關系，將承擔事故責任。

　　北京阜外醫院心內科副主任華偉說，舉證倒置不公平，首先把醫生當成罪人，病人通過告狀獲得巨額賠償，一次就是一二百萬。律法上應該考慮，限制天價賠償，否則就是鼓勵病人去告。

　　據了解，實行多年的《醫療事故處理條例》有望升格為《醫療爭議處理法》，目前衛生部相關課題組已經形成該草案的第一稿。草案擬將醫療事故鑒定調整為醫療過錯鑒定。

　　目前，申請醫療事故技術鑒定的人越來越少，為了獲得更高的賠償金，患者往往繞開“醫療事故”，而選擇以“一般人身損害”為由起 訴；為免于受到行政處罰，醫院寧愿承認“差錯”，也不承認有“醫療事故”。

　　針對《醫療事故處理條例》的升格，業內人士指出，這部醞釀中的《醫療爭議處理法》仍然和當初制定《醫療事故處理條例》時一樣，是由衛生部一手包辦。有人擔心，衛生行政部門正在憑借自身的強勢地位，訴諸法律來進一步確立醫療鑒定機構的優勢地位，一旦這一法律通過出臺，醫患沖突會在雙方強弱對比法定化后更為劇烈。

　　體制之痛

　　在中國醫改的方向選擇上，素來有政府主導和市場主導的兩種主張，政府主導派認為，改革開放之前沒有出現過看病難、看病貴，是以市場為導向的開放后才出現的，因此就要退回政府主導的模式；而市場競爭主導論者則認為，看病難、看病貴是因為大醫院壟斷了資金技術和人才，只有市場競爭才能讓百姓看得起病。

　　在民進中央召開的在京醫衛界人士座談會上，雖是清一色的國有醫院代表，卻紛紛表示只有鼓勵市場競爭才能發展好中國的醫療衛生事業。

　　人民醫院口腔科主任高承志說，醫療問題單憑國家不可能解決，國家全包不現實，國際上都是這樣的。現在該考慮的是怎么有效利用國有醫院以外的力量，怎樣理順投資渠道關系讓民營醫院參與。目前，民營醫院按企業收稅，負擔很重。政府要大力扶持民營醫院，將來民營醫院發展起來，才有可能真正解決看病難、看病貴的問題。

　　對于國有醫院在盈利和投入問題上的權責不清，北京大學第一醫院心臟中心主任霍勇說，和其他行業相比，醫院的經營更加困難，因為沒有經營上的章法可循，國有醫院是非營利性單位但卻都是營利的，怎么經營，怎么監管，都有很多灰色地帶。

　　目前，政府的投入只夠醫院職工發4個月工資的，國家的投入在一些大醫院中只占3%，必須要加大投入。而財政部有人士表示，就是給錢也辦不好，“這是找理由來掩蓋國家的投入不足，這種論調我們是應該反對的。”霍勇說。

　　中國醫學科學院腫瘤醫院教授、北京市政協委員吳文凱介紹，現在推行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北京市只需增加30億元就能覆蓋到北京市300萬農民，但是調查北京市新型農村合作醫療資金落實情況，恰恰是政府的投入落實得最慢。

　　吳文凱認為，必須把醫療的體制確定下來，不能簡單地說不許掙錢，這會造成醫院沒錢買新設備，然后就有投資商來介入，投資商就是來賺錢的，一投就是最貴的大型設備。

　　據了解，現在最流行的PTCT一套設備2500萬人民幣，做一次檢查要1萬元，病人說像印鈔機，質子刀一套2億美元，做一個療程16萬元。

　　“資本肯定都投資這些設備。如果不看到這些問題，不把這些關系理清，政府投入很多，但效果總是不好的。”吳文凱說。

　　看病難看病貴被夸大？

　　霍勇說，中國現階段確實存在看病難、看病貴問題，但不能過分渲染，中國絕對不是世界上醫療最差的，比中國差的有很多，醫療衛生問題世界上都沒有解決好，我們說英國模式好，其實英國模式最差，國家直管最基本的醫療，拔牙的都跑到印度去了。

　　他認為，在增加國家投入的同時要充分發揮社會各界的醫療資源，怎樣分流病人也需要協調好，有些三四點就來掛專家號，一個專家一個上午看15個病人，而真正需要看專家的大概只有四五個。

　　吳文凱說，真正難的，是在農村，城市的患者看病并不難，跟發達國家相比我們看病比他們容易的多，“我有個同學在美國生活多年，得了結腸癌，從家庭醫生開始看起然后進入專科治療，預約需要一個月，擔心病情惡化爭取了一下，結果兩周看上了，但不是結腸科的大夫，是乳腺癌的醫生”。

　　中日友好醫院副院長姚樹坤說，看病難、看病貴的根本不在大醫院，協和、同仁全國就一所，如果普通病人也來這里，就是浪費醫療資源。衛生部已經認識到這個問題，把重點放在了基層醫療建設，如果基層建設好了，將極大緩解看病難、看病貴。

　　中國醫療改革大事記

　　1949年，中國復制前蘇聯模式，建立了城鄉分割的二元醫療服務社會結構：在城鎮實行針對工人的勞保醫療制度和針對干部的公費醫療制度；在農村實行針對農民的合作醫療制度。從1949年到1979年的30年間，中國通過差別性的醫療制度安排，基本解決了當時缺醫少藥狀況下的看病問題。

　　1979年，“衛生部門也要按經濟規律辦事”，被認為是吹響了中國醫療衛生改革市場化的號角。1985年國務院轉發衛生部 《關于衛生工作改革若干政策問題的報告》，提出“簡政放權，多方集資”。這一文件的發布成為醫療衛生改革啟動的標志。只給政策不給錢的改革，是長期以來改革的一個重要特點，基本上是復制國企改革的模式。1980年，政府衛生投入占總費用1/3，1990年則降至1/4。

　　1992年9月，國務院發布《關于深化衛生改革的幾點意見》，衛生部按“建設靠國家、吃飯靠自己”的精神，要求醫院在“以工助醫、以副補主”等方面取得新成績。此后點名手術、特殊護理、特殊病房等得到快速發展。

　　1998年，國務院發布《關于建立城鎮職工基本醫療保險制度的決定》，決定在全國范圍內進行城鎮職工醫療保險制度改革，要求城鎮所有用人單位及其職工都要參加基本醫療保險。

　　2000年，國務院發布《關于城鎮醫藥衛生體制改革指導意見》，再次明確我國城鎮醫藥衛生體制改革的主攻方向是，建立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要求的城鎮醫藥衛生體制與服務體系。

　　市場化改革20年，政府衛生投入絕對數逐年增加但比重不斷下降：從1978年的32.2%下降到2002年的15.2%。

　　2003年，SARS疫情在全國蔓延，中國開始反思公共衛生體系的漏洞，進而開始檢討整個衛生事業。

　　2005年，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課題組認為中國醫療衛生改革不成功，認為醫療行業出現的商業化和市場化傾向是錯誤的。2006年，由

　　來源：經濟觀察報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