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報記者 谷重慶 實習記者 王 露

　　今年1月，中國的進出口總額高達1573.6億美元，比去年同期增長了30.5%，不但絕對值高，而且增速迅猛。在某種意義上，“中國奇跡”已經不再是大家關注的焦點，而奇跡之后的世界將要如何變化才是眾人的關心所在。

　　在中國經濟迅速發展的同時，中國對國際體系的影響也有了大幅度的增加，中非論壇的召開和中國維和部隊的派遣等現象預示著中國在國際上的形象正在發生著深刻而細致的變化。

　　另一方面，“中國威脅論”等論調并沒有消失。在某種意義上，中國過去管好自己、自主發展的韜光養晦的政策有了進一步發展的必要，而世界也存在著應該如何面對一個日益發展的中國的問題。

　　在這兩方面，世界和中國都存在著諸多的誤讀。

　　除此以外，當人類面臨著全球變暖、核不擴散和全球金融危機等新挑戰的時刻，中國究竟應該如何更加有效的融入國際社會，并發揮與其身份相當的作用和角色，這無疑是關乎中國甚至全球發展的一個重要主題。為此，我們最近專訪了美國布魯金斯學會(Brookings Institution，美國著名公共政策研究機構，也是美國規模最大、歷史最久的思想庫)的資深研究員、中國問題專家李成教授，請他來談談自己眼中的中國與世界。

　　1. “我們實際上都在同一條船上”

　　如今這個世界發生了很多變化，21世紀面臨著很多全球性的問題，我們實際上都在同一條船上(We are on the same boat)，這就是所謂的全球主義者的觀點。

　　《21世紀》：哈佛大學前任校長薩默斯最近談到，我們這個時代最為重要的事件將是中國的崛起。您怎么評價這個看法呢？

　　李成：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薩默斯他代表著西方一些有識之士對中國的看法。但是，我想他也會認識到這個崛起是從宏觀的角度來講的，在微觀的崛起過程中會出現很多的問題。從總體來講，薩默斯的很多想法可能跟以前19世紀、20世紀的觀念一樣，還是世界格局以大國崛起為主要內容，所謂霸權國家的交換替代等等。

　　但是如今這個世界發生了很多變化，21世紀面臨著很多全球性的問題，我們實際上都在同一條船上(We are on the same boat)，這就是所謂的全球主義者的觀點。就是說面臨著全球性的問題，包括全球性的金融危機、環境的問題、傳染病的問題，也包括全球變暖的問題、恐怖主義和核擴散等，這需要世界各國更多地強調合作，尤其是大國，也就是“大國責任”，這也是原美國副國務卿佐利克(Robert Zoellick，曾任美國貿易談判代表和美國副國務卿，現為高盛集團副董事長)所說的，大國應該是負責任的利益相關者的概念。

　　《21世紀》：這種全球主義的看法似乎和中國學術界的看法有點不同？

　　李成：中國有部分學者對西方社會可能有一些誤解，他們認為西方的政界、學界或者民間都不愿意看到中國的強大。我想這有一定的道理，一方面隨著世界格局重大的變化，總是會引起利益的重新分配，對某些人來講是一種挑戰，一種威脅；但另一方面，這個世界也發生了很多變化，美國人也意識到，包括克林頓總統經常講到，美國的霸權地位已經在逐步下降，如果還是以霸權主義的觀點來看，對美國的利益是一種損傷。實際上克林頓代表的是美國知識界。

　　但是在中國這種呼聲并不強烈。中國的大學大多數是近親繁殖，真正開放的引進西方人才的學校非常少。而這方面中國知識界的觀點比較狹窄，所以全球性的眼光也比較弱，更多地是帶有國家利益的眼光。當然美國也存在帶有國家利益的眼光，但是在布魯金斯學會等機構，更多的都是在強調以全球化的眼光來看問題。如果不以全球化的眼光來看待中國和世界的變化，會損害中國的利益，也會損害全世界的利益。

　　《21世紀》：您說要以全球的眼光看待我們面臨的共同問題，但中國近代史似乎告訴我們，沒有民族獨立和國家富強，在國際社會立足都是頗有困難的，在今天中國仍然是發展中國家的情況下，這種看法是否有點不切實際呢？

　　李成：單純的來講，這種認識是令人遺憾的。當然西方社會有一些人是希望遏制中國的，但到底占多大的比重并不清楚，即使布什總統周圍的人也意識到遏制中國已經太晚了，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來講，也不是美國利益所在。在這種情況下，他們更多是希望看到中國成為一個對世界事務有責任心的大國，就像佐利克講的那樣。據我所知，很多西方對中國的批評是帶著善意的，如果你覺得這些批評大多數是惡意的話，那是一種誤讀。

　　同時，中國有很多人批評布什的對外政策，但是美國知識界對布什的批評是遠遠高于中國的，布什現在的民間支持率只有20%多，而在美國的知識界，可能連10%都沒有。而且美國知識份子非常強烈地批評美國的外交政策，認為最近幾年美國在世界事務中犯了太多的錯誤，有很多問題是美國要負責任的。

　　現在中國的思想界有一種民族主義的傾向。一定程度上來講有它的合理性，因為中國曾經被八國聯軍所侵略，遭受過日本侵華戰爭的蹂躪等等，這些觀念都是準確的。但是，這個世界現在發生了很多的變化，我們要往前看，如果太多孤立地考慮民族主義，只會損傷中國的利益，短期來講會使其他國家聯合起來對付中國，長遠來講，也是跟世界整個的發展、全球的變化相違背的。我們知道中國是有世界20%的人口、7%的可耕地、3%的森林、2%的石油和1%的天然氣，而且很多礦產物資在未來20年中就會大為地缺乏，這都需要跟世界合作，而且中國企業逐漸走出去，需要更多地了解國外的情況。必須要更多地考慮到，中國未來的發展是需要與世界各國更多合作的。

　　《21世紀》：但經常感覺國內外的看法很不一樣，比如說人民幣匯率問題，實際上中國的很多外匯儲備都購買了美元資產，甚至是美國國債，這相當于借錢給美國人消費，可是美國還在施壓，批評中國。

　　李成：首先要指出的是確實西方的很多批評是不負責任的，也是不合理的。但是，我們要問自己一個問題，中國的出口為中國帶來的是好處還是壞處？其實現在很多貿易問題是中國自身結構上的，但西方認為中國政府對貿易進行了過多的干預，如果雙方帶著這樣的思維方法來處理摩擦，那只能是兩敗俱傷。所以，我覺得更好的方式是雙方在認識上都做一些調整。

　　中國外貿的依存度太高，更多地應該是促使國內的需求增長，同時通過建立中國的社會保障系統，在社會領域當中有更多的投資。那樣外貿方面可能會減少壓力，但是矛盾的是中國又不能完全形成消費型社會，那會帶來很多資源、能源方面的問題。在矛盾的處境中應該怎么做？再舉個例子，中國企業實施“走出去”戰略，這是中國政府在去年夏天做出的一個重大決策，但如果你不了解西方社會的狀況而走出去的話，會碰到太多麻煩，可能真的在經濟上被打敗了以后還不知道為什么被打敗。怎么做呢？中國需要更多地了解西方的社會，它的整個經濟的運轉過程。我在布魯金斯學會經常見中國的代表，有時候很驚訝，沒有講到什么，就有一些人開始批評美國了，就像美國的很多國會議員一樣，也是不了解情況就指責起來。實際上美國的行政部門對中國的批評不會特別多，現任財政部長對美國和中國都很了解，他的看法往往是有道理的。很多時候對美國的批評如果有道理是可以講的，但一概而論地批評只會給中國帶來損失。“為什么老是罵中國”，這不是解決問題的方法。

　　當然，西方也需要更多的了解中國。

　　2. “同一個世界”

　　要重新認識這個世界到底發生了哪些變化，是不是以前的零和游戲還適合于今天的社會，這是兩個關鍵的問題。

　　《21世紀》：在今天全球格局中，我們看到一個有趣的現象：在經濟全球化的過程中，政治結構依然保持了一個以民族國家為主體的結構，這兩個結構之間發生了種種的摩擦，那么您覺得未來的發展方向會怎么樣？

　　李成：我不想說得太遠，所謂自由主義派的觀點，就是國家不再重要，這個事情現在還很難看出來。一方面國家可能還是起著很大的作用，在一個國家的分配當中，由于整體經濟的增長，國民的收入就會提高，所以發展還是以國家為基本單位的。雖然跨國公司在不斷發展，但是它并沒有改變民族國家系統。我想現在講民族國家不存在還為時過早。

　　但我覺得未來的發展方向應該是很明顯的，比如歐盟，歐盟就是通過它對本身很強的民族主義的挑戰發展起來的，德國、法國本身就帶有很多的民族仇恨，但是現在誰也不會講法國和德國還會戰爭了，因為兩國通過經濟一體化正在逐步實現政治一體化。

　　不過，全球政府可能是大家所不希望看到的，因為它可能更多地變成官僚主義。但是，一定結構上減少民族國家的成分，然后來減少自己的發展給別人帶來的一些不利的因素，是需要的。這方面的例子不僅是歐盟，還有東盟，東盟一開始是被安全問題所左右，后來又變成了經濟問題，現在變成了一體化。但是歐盟、東盟或者其他的一些經濟結構，目前并沒有改變民族國家的結構，改變民族國家的結構需要一個漫長的過程，可以看到很多的國家、很多不同的國際組織都在運轉著，可能到一定程度上會帶來根本性的變化。因為面臨著經濟、環境、能源、戰爭、反恐等全球問題的需要，使各個國家走到了一起，這種運動始終在不斷進行當中，實際上中國奧運會的口號——“同一個世界、同一個夢想”就是一個全球觀念的體現。

　　《21世紀》：我們分析全球化會發現這樣一個問題，如果以世界貿易總額對比的話，1870～1913年是全球化非常快的時期，但隨后一戰、二戰以及冷戰使得全球化嚴重的蕭條化，直到20世紀70年代才開始了新一輪的全球化，延續到今天。所以在面對未來的問題上，您認為全球化是否會發生逆轉呢？

　　李成：現在已經在往下落了。我覺得全球化可能出問題的話，要有很多的因素。單就經濟來說，它本身會不斷的調整，而且現在關于經濟危機的預示系統和警示系統都非常專業化，可以避免這方面的可能性。我覺得全球化出現危機的話，可能是一連串的其他問題，比如說戰爭，然后大國之間的矛盾又無法妥協、調節，最后導致危機。但現在講這方面還為時過早，我們還缺乏證據。當然，擔憂是對的，但是我想正因為這樣，所以更多要重新認識這個世界到底發生了哪些變化，是不是以前的零和游戲還適合于今天的社會，這是兩個關鍵的問題。

　　《21世紀》：雖然很多全球化問題需要各國協作，但是我們也看到國際社會存在很多不容樂觀的問題：比如聯合國的權威作用在弱化，美國和英國可以不經過聯合國的授權就發動伊拉克戰爭，《京都議定書》美國拒絕簽署。還有像人民幣匯率這個問題上，有人希望能夠發揮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的作用，但卻發現可能比較困難。那我們如何真正在全球范圍實現重大問題的協調呢？在這個過程中，您覺得中國應該發揮怎么一種作用呢？

　　李成：我認為，從長遠戰略來講，中國應該更多地強化聯合國的作用。總體來講，美國人對聯合國不太尊重，尤其在政界，但是學術界始終有一種傾向，就是強化聯合國的作用。這個問題在美國的爭論是很長時間的，現在還沒有結束。如果帶有全球主義的觀點，自然會更多地主張強化聯合國的作用。就中國而言，首先作為聯合國常任理事國之一，在這方面應該起更多的作用，這也是一個很好的機遇，聯合國的作用和世界政府的作用是不一樣的，它本身不起決定性作用，而是協調和對話的機構，所以更多強調聯合國的作用，我覺得會很有意義。

　　3. 全球主義的心態

　　中國應該更多的表達自己在世界外交上遵行什么樣的價值觀念，為什么中國的崛起一定是和平崛起，這方面要更多地講。

　　《21世紀》：如今中國的很多內部問題已經與全球有了緊密的聯系。對于中國政府來說，這可能提出了一個新的挑戰，那就是我們的官員大多是在國內的系統中成長起來的，現在卻需要在全球角度中去解決很多重大的問題，那您怎么看呢？

　　李成：這個問題非常好，我一直在想這樣的問題。作為一個中國長大，在西方搞政治學研究的人來講，過去一直在做的事情就是用西方學術界、政界所了解的語言來解釋中國的情況，解釋中國未來的途徑，為什么它對世界不是一個威脅，為什么它主要的問題還是考慮自己國內的問題，它不會對世界造成威脅等等。但是，中國太多地依賴于世界的經濟，尤其是出口，世界的經濟危機很快會對中國造成很大的沖擊。正因為這樣，我們不能孤立地看問題，從長遠考慮，國家和世界的發展是緊密聯系在一起的，在這種情況下，中國應該更多的表達自己在世界外交上遵行什么樣的價值觀念，為什么中國的崛起一定是和平崛起，這方面要更多地講。

　　《21世紀》：但中國這幾年不是提出了和平發展、和諧亞洲嗎？另一方面說，世界也應該對中國抱有一定的耐心啊。

　　李成：你說世界對中國要有耐心，我覺得大家都可以接受，但是，你必須在這方面有更多的發展，否則別人的擔心也不是完全沒有道理的。

　　我個人并不認為中國對世界是一個威脅，但是你需要說服別人。這個國家的發展速度這么快，而中國未來有很多的矛盾，例如資源的、人口的、老齡化的，這對世界意味著什么，需要解釋，不能回避這些東西。

　　我不是說我對西方社會沒有批評，美國近年來的外交政策我覺得是一個很大的災難性的問題，但如果民主黨上臺，我想它會改變一些政策的走向，克林頓和布什在外交關系、外交政策上是完全不一樣的。現在世界的反美情緒很厲害，但那時這種情況會發生變化的。你覺得世界各國是在中美之間取舍嗎？我覺得不是這樣，他們對兩個國家都有擔憂，但是擔憂的內容是不一樣的。應該說，中國這方面在國際上的形象是不太盡如人意的，就像我的朋友雷默(Joshua Cooper Ramo，曾著有《北京共識》——編者注)所說的那樣，中國的形象(Image)是中國未來在發展過程中一個很大的障礙。

　　《21世紀》：現在世界面臨一個快速發展的中國，中國也面臨著在新的國際體系中去重新審視自己，對于未來的趨勢您持什么樣的態度呢？

　　李成：我還是持樂觀的態度，我覺得中國在世界會起積極的作用。但是，這方面有很多矛盾，如果處理不好的話，會在互動中給社會帶來災難。我覺得最關鍵的是世界要接受中國成為世界上舉足輕重大國的現實，有很多人對此不接受。但是對中國來講要更多地避免一種自大的心態，尤其是帶有強烈民族主義的自大心態，正因為這樣，我才覺得全球主義對中國顯得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