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報記者 張鳳安 陳小瑩

　　這些天，周曉光已經成為北京和浙江之間的“飛人”。

　　她是浙江的全國人大代表。2月26日，周曉光從義烏飛赴北京。27日參加全國婦女“巾幗建功”標兵的領獎。當天晚上11點飛回義烏。3月1日下午，她又從義烏驅車三個小時趕到杭州，拖著沉重的行李和一大袋的議案和建議，向會務組報道。3月2日與其他40多位浙江全國人大代表從杭州一道飛抵北京。

　　無論如何忙，每年3月初的半個月，周曉光都要空出來。而實際上，從前一年的8月份開始，她就已經為來年的全國兩會作準備。此次，她將提交給全國人大的議案56件，建議10件。

　　在浙江的非公經濟代表人士中，周曉光已經成為參政議政的標桿。但還有很多非公經濟代表，并沒有出現在這樣的場合。而他們參政議政的圖景，也正在發生微妙的變化。

　　到場與缺席者

　　在浙江的人大代表群中，周曉光有了一個雅號——代表講師。

　　從2003年十屆全國人大第一次會議到2006年之間的四次會議，周曉光向全國人大一共提交了70份議案，80份建議。這還不包括向浙江省人大、金華市人大和

　　不僅如此，周曉光則被浙江各級人大邀請去給人大代表講課，談如何當好一名人大代表。2006年底，一本厚達120頁的《周曉光：我當人大代表回顧》，作為今后的講本已經面市。

　　“代表不能只是吃吃饅頭，舉舉拳頭。”周曉光說，要善于運用人大代表這個平臺，整合社會各種資源。她和她的周曉光代表工作室，從人大會召開前一年8月份開始收集民情，鎖定題目，做專業性調研，召開各種座談會，整理材料，并最終撰寫議案。

　　議案和提案是浙江非公經濟代表人士參政議政的一個主要方式。而向國家領導人和有關部門當面建言，則是另外一種途徑。在今年2月初，全國人大法工委就兩稅合并草案征求意見時，娃哈哈董事長宗慶后呼吁——“小企業和家政服務公司，解決了大量的就業問題，但稅收那么高，叫他們如何發展。”

　　不過，在參政議政的浙江民企方陣當中，則出現了另外一種憂慮。

　　在一個月前結束的浙江省兩會上，來自非公經濟代表的建議、議案和提案來自民企代表和委員的并不突出。以政協為例，在537件提案中，來自工商聯界別21位委員的提案僅有23件，僅占總提案的4.28%。

　　在民企代表占22%的浙江省人大溫州代表團，會聚了像王振濤、周成建、胡成中、錢金波、周大虎等全國知名的民營企業家，但在這次人大會議上，溫州團總共提交的55件建議和議案中，只有兩件建議是由民營企業家領銜提出的。上述民企老板代表無一領銜提出建議和議案。

　　在2月1日上午進行的工商聯小組最后一次小組討論會上，12名應出席的企業家委員只來了4位。而這樣的場景在1月28日浙江省政協開幕當天下午，第一次工商聯小組討論會上已經出現：僅有6位企業家委員出席，原本兩個小時的討論會也提前收場。

　　不僅政協，在1月29日開幕的浙江省十屆人大五次會議上，也很難見到一些知名民企代表的身影。“66位代表沒來，怎么這么多？”人大開幕式當天，主持會議的浙江省人大常委會主任習近平的輕聲問詢，通過實況電視播了出來。

　　宏調壓力下的參政

　　“可能與這是本屆人大和政協的最后一次會議有關。”在回答部分民企老板代表委員為何缺席時，上述解釋成為一種默契。而人大和政協會務組的工作人員則說，那是因為年關正是企業家最忙的時候。

　　這種說法也得到浙江省人大代表、溫州晚報新聞部主任鄭雪君的認可。這次人大會之前，她組織溫州的10來位人大代表開了一個集體代表博客。其中就包括兩位企業家代表。“他們太忙了，沒有時間上博客。”鄭雪君無奈表示。

　　民營企業代表提案和與會次數的減少，職責行使的減少——“這反映了一種退縮型和規避性的民企參政議政特征。”中共浙江省委黨校董明教授解釋說。從2001年開始長期觀察和研究浙江民企參政議政，她將浙江民企從政心態歸納為以下三種：恢復型、補償性從政；功利型、經濟性從政和民主型、公益性從政。

　　“其實當時我預感到還有第四種特征，就是退縮型、規避性從政心態。只是沒有想到來得這么快。”董明認為，這種心態也正是2004年以來民企生存發展的生態寫照。

　　像溫州等浙江的企業家，因為行業生態變化和國外反傾銷的波及，他們把更多的精力放在了企業上。作為錢塘江上游蘭溪市的水泥企業老板，浙江立馬總經理章樹根嘗到了這樣的壓力——“我在浙江的企業，每年是虧損幾千萬，但在省外的企業，是每年賺幾千萬。”

　　“我們的主要責任就是把企業做好，做大做強。”浙江飛躍集團董事長邱繼寶說，為了企業發展，他現在每年三分之一時間在浙江、三分之一在其他省份、三分之一在國外。

　　“如果沒有了企業，或者企業做得不好，那他們就什么都沒有了。宏觀調控后以來，民營企業家更多為企業發展奔波，有的無暇顧及代表委員職責了。”董明如是總結。

　　在這次浙江兩會上，為自己疾呼的兩類企業家，除了農業龍頭企業代表，還有實施“走出去”戰略的企業代表。而他們正是宏觀調控下的寵兒。

　　杭州龍盈莊園有限公司董事長蔣莉萍和“冠華兔業”的董事長江芬兒，作為農業龍頭企業代表，不失時機在省委書記參加的會上，介紹企業的發展情況和面臨的問題，并在發言中呼吁政府支持。

　　而杭州華立集團總裁汪力誠則在發言中建議政府給予浙江企業走出去大力支持，解決他們在泰國開設的浙江工業園區缺乏國內企業入駐的問題。

　　新的參政視野

　　“民主型、公益性從政心態還不能說占主導地位，但其作用越來越凸現。”董明表示，這是浙江民企參政議政方陣中，一股越來越強大的向上生長力量。

　　而房價、慈善、民企責任，這些話題已經成為今年浙江兩會民企代表委員踴躍發言的著力點。

　　“期房銷售改成現房銷售。可以通過稅收杠桿調控房價，對于90平米以下的房子給予老百姓減免稅，對于別墅等高級住宅應征收高稅。”

　　做出這番表述的呂文廣不僅是浙江省人大代表，同時也是浙江永康先行集團董事長，涉足房地產已有多年。從2003年開始，呂文廣在過去的五次人大會議上，一共提了25件建議和議案，大多涉及教育、職工福利等民生話題。

　　“我新開的一家高科技企業，一共170個職工，但是我們準備了150套房子，就是準備分給其中的優秀職工。”呂文廣說，他的企業能解決職工住房問題。

　　還有代表把視野放得更開。66歲的茅理翔，方太集團的董事長，提交了一份《關于關于縣域塊狀經濟創新商業模式的建議》，以應對浙江塊狀經濟存在的“重復投資、無序競爭，制造能力嚴重過剩，低價傾銷和缺乏品牌”問題。茅理翔說，這是他在過去一年參加各級人大組織的調研和座談會上得到的企業家們關切的問題。

　　還有很多代表在通過新方式加強和民眾之間的互動。相比茅理翔傳統的征集建議和議案的方法，溫州的10位省人大代表集體在網上征集民意，甚至開辟了集體博客，像王振滔等溫州知名企業家也加入其中。

　　同樣來自溫州的全國政協委員天正集團董事長高天樂，則在自己的博客上把2003年以來的提案一一列出。全國人大代表南存輝則將自己的參政議政所思所想公之于眾。

　　“在國家與社會互動之間，民企老板代表委員群體到底起什么樣的作用？”董明說，浙江民企老板實際上正在開辟企業家代表委員和社會互動的多元渠道和機制，并將這些基層民意上升為國是。

　　這些正在變化中的浙江民企老板參政議政風格和視野，不僅為民主政治增加了活力，也通過自身的榜樣力量，傳達感染給了他們這個階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