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報記者 定軍

　　新春伊始，“公平正義”成為中國政治生活中的關鍵詞。

　　2月26日，新華社發表國務院總理溫家寶題為《關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歷史任務和我國對外政策的幾個問題》的重要文章指出：“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必須認識和把握好兩大任務：一是解放和發展生產力，極大地增加全社會的物質財富；一是逐步實現社會公平與正義，極大地激發全社會的創造活力和促進社會和諧。”實現公平正義首次和發展生產力一起，被并列為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兩大任務。

　　與此同時，勞社部草擬了覆蓋全國城鎮居民的“全民醫保”試點方案；發改委發布“中國2006居民收入分配年度報告”，坦承政府調節收入分配不力，

　　全國“兩會”前夕，這一系列緊扣“公平正義”主題的動向，引起海內外的廣泛矚目。

　　在此背景下，本報記者專訪了中央黨校研究室副主任周天勇。

　　《21世紀》：溫總理的文章，把實現公平正義和發展生產力一起并列為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兩大任務。這一提法過去前所未有。您對此怎么看？

　　周天勇：經過這20多年的發展，中國經濟實力確實比過去強大了。按照剛剛發布的統計公報，2006年中國經濟總量突破20多萬億元。財政收入接近4萬億，加上土地出讓金、社保等預算外收入，已經占GDP的30%以上。世界銀行中國代表處的專家說，中國經濟總量已經接近德國，有望在近年達到世界第三位。

　　發展生產力是實現公平的基礎，而要在短時期內實現各方面的公平，實際上我們的財力還達不到。我們4萬億的財政收入，每人平均也只有3000多塊，而美國是人均100000元，是中國的30倍。所以我們要考慮自己的財政能力。

　　改革開放以來，我們黨對整個社會主義階段的理論研究及其判斷等等都是一個體系。從小平的兩步走、三步走戰略，一直到發展是硬道理、三個“有利于”，江澤民同志的“三個代表”思想，到現在的科學發展觀，創建和諧社會，都是一個體系。這是一個繼承、發揚、創新的東西。所以總理強調初級階段理論，大家也要回到這個理論中來，去認識我們的國情。發展是硬道理不會過時。

　　當然，在政府的財力增強的條件下，一些公共產品可以免費供應，比如義務教育免學雜費。但是需要財力有實力。要看什么東西，需要分類。

　　關鍵是發展模式不公平

　　《21世紀》：您對公平正義的含義是如何理解的？

　　周天勇：最關鍵的是發展模式的公平。比如人們創業就業的機會很多，勞方和資方的力量均衡。勞動的參與率是很高的，勞動的分配能力很強。這要在失業率很低，勞動需求量很大的情況下才能保證，只有解決這個公平，再解決別的公平，比如養老等。

　　拉美國家重視以大企業、大資本推動經濟發展。日本、韓國、臺灣則鼓勵創業。結果不一樣，比如巴西貧富差距是增加的，而日本韓國臺灣地區變化不大。巴西1953年的貧富基尼系數是0.53，1975年是0.35，2000年是0.6。中國臺灣地區，1953年時的貧富基尼系數是0.56，1975年時是0.28，2000年0.32，日本1950年0.31,1975年0.34,2000年0.30。韓國1953年0.34，1976年0.39，2000年0.31，比較穩定。一些經濟學家認為基尼系數倒U趨勢是不可抗拒的說法有一定的片面性，實際并非如此。創業多，中小企業多，中等收入的人就多。企業多，就業機會多，失業率低，因失業而貧困的人就少。這樣整個社會的基尼系數才能降低，社會才能實現公平。

　　我們需要在發展的時候選擇一種人人可以參與，人人可以創業的公平正義的發展模式。所以，要實現公平正義，首先是要在公平和正義的發展模式的前提下，勞動者的勞動、創業等權利先得到保障，然后才可解決稅收調節問題、財政的公共服務問題、社會保障等支出結構問題。

　　《21世紀》：什么導致了我們的發展模式中存在有違公平正義的問題？

　　周天勇：有幾個問題。一是發展模式。發展中國家一些政府貪大求洋，對外資優惠，對內資歧視。本土中小企業發展不起來。導致外資分配多，國家分配多，資本分配多。勞動分配能力弱，社會就會不公平，這是扭曲的發展模式導致的。

　　還有一種是關系沒有處理好。要處理好發展大企業和發展中小企業的關系，要處理好創新與創業的關系。創新是增強國家競爭力，是強國，創業是解決老百姓的民生，是富民。要處理好城市建設和管理與老百姓創業就業的關系。要處理好規范市場經濟秩序和保護、調動人民群眾創業就業的活力的關系。

　　再有就是的確存在政府與民爭利的問題，比如從中小企業收費罰款太多，也代表對經濟的管制思想有問題。總是管，但是管好還要放活沒有好好考慮。

　　《21世紀》：您認為應當如何來糾正這個發展模式上存在的問題呢？

　　周天勇：行政執法不能商業化。本來行政執法司法是個政府的管理問題。在國外檢察官是國家發工資，我們是商業化。是設一個機構，去收錢。國外也交錢，但是像英國有一個制度，對于中小企業的中小訴訟，或者一些窮人的訴訟的受理有一些制度規定。訴訟費與法官的收入沒有關系。而我們是小的訴訟沒有錢很難受理，同時訴訟費與法官的收入有直接的聯系。市場經濟條件下，政府的執法司法要與利益分離。這是實現正義與公平的一個原則。城管、消防、質檢、交通運輸管理等行政機構商業化問題，行政就是行政，財政需要養起來，不能收錢。這是最不公平的一個問題。很多經濟學家回避談這個問題。

　　政府可以有所作為

　　《21世紀》：如何調整發展模式，使得正義公平性得以體現呢？

　　周天勇：政府的發展模式，思路上要進行調整，既要發展特大型企業、大型企業，又要發展中小企業。現在很多地方政府和領導對中小型企業以及個體戶關注度不夠。

　　要處理好創新和創業的關系問題，創新很大程度需要技術進步，意味著要減少勞動力的使用。所以創新需要一部分人，更多的人是要去創業。

　　我們提高國家競爭力，國強要進行創新，富民要進行創業，要處理好這方面的關系。

　　同時，要解決好市場經濟秩序，充分發揮社會活力的關系。市場經濟秩序如何管理需要處理好關系，既要科學的監管，形成市場機制，又要把經濟放活，使得老百姓有公平就業創業的門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