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建紅

　　今年是豬年，豬在所有生肖當中，有著吉祥富貴的寓意，于是扎堆生“金豬寶寶”就成了今年一個獨特的社會現象。據相關報道，目前許多大醫院的產科床位頻頻告急，一些專科性婦產醫院，更是“一號難求”。單是北京一地，據專家預測，今年的嬰兒出生人數將達17萬人，比上年增加近5萬人。針對這么龐大的出生人群，我國相對應的婦幼保健體系又是如何？記者在調查采訪中發現，情況似乎不容樂觀。

　　不該花的錢花了不該省的錢省了

　　在我國，婦女、兒童占總人口的2/3，保護婦女、兒童的健康，關系到國民的健康素質和整個民族的未來。建國以來，我國政府根據國情，通過建設婦幼保健機構和基層婦幼保健組織來為婦女兒童提供基本的保健服務，并將婦幼基本保健的提供作為公共衛生的組成部分。然而，隨著近年來我國衛生體制改革的推進，尤其是上世紀80年代中期以后衛生服務籌資機制的改變，政府補助占婦幼保健機構收入的比例下降。婦幼保健機構為了維持正常運轉，不得不拓展非公共衛生服務項目，并逐步呈現“重臨床、輕保健，重有償、輕無償”的發展方向，最終導致婦幼保健機構公共衛生特征逐漸淡化。

　　保健機構服務功能的削弱也導致一部分醫療機構開始開拓婦幼保健方面的業務，并把它作為一種臨床創收業務。據記者調查，北京市民目前生個孩子，少則要花三四千，多則要花兩三萬甚至更高，因此出于現實的考慮，許多孕婦往往通過省去一些保健服務項目來節約開支，一些孕婦甚至直接到

醫院生產，之前需要的一些產前篩查、產前體檢和保健，統統省去。

　　

北京大學醫學院衛生政策與管理系教授劉繼同告訴記者，在許多國家，婦女生產保健費用都是由國家財政承擔，屬于公共衛生的范疇。婦女生育不僅全部免費，還可享受生育津貼。而在我國，盡管城市已經開始推行生育險，但是許多費用依然很難落到實處，如生育津貼等。

　　婦幼機構保健功能的缺失以及公民主動保健的積極性不夠，帶來的是整體國民身體素質難于提升。當前，國際上衡量一個國家或地區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的主要指標中，與衛生事業發展密切相關的指標是：人均期望壽命、孕產婦死亡率、5歲以下兒童死亡率。有關部門統計顯示：2001年我國孕產婦死亡率為130/10萬，而日本和美國孕產婦死亡率低于5/10萬。我國5歲以下兒童死亡率在8年前曾達到了41‰，目前還高達33‰。相對于高速發展的經濟水平，我國的婦幼保健水平嚴重滯后，目前尚處于發展中國家中下水平。

　　婦幼保健“下沉不足”

　　我國1986年發布的《婦幼衛生工作條例》第28條明確指出：為保證婦幼衛生工作正常發展，隨著國民經濟發展和衛生事業的增加，婦幼衛生經費應在目前只占3%~5%的情況下，逐步增加到10%左右。但是，到2003年，除個別省市外，政府投入婦幼衛生的經費仍然僅占衛生事業費的5%左右。

　　北京海淀婦幼保健院的一名工作人員告訴記者，按照國際配備標準，地市級的海淀婦幼保健院需要配備61-90名專職保健醫生，有著300萬人口的整個轄區社區服務中心從事婦幼保健的醫生需600人。而目前，該院專職從事保健的醫生只有20人，整個轄區僅187人。“經費不足，人員不夠，公共保健工作自然就做得粗，比如健康教育、健康促進等婦幼保健工作的重要工作都難以到位。目前，城市中每年孕婦剖腹產比率一直居高不下，實際上也和婦幼保健工作不到位有關。”

　　在我國，除了各省市縣的婦幼保健機構，社區衛生服務機構以及農村各村鎮衛生院(所)還承擔了大量基本的婦幼保健工作，它們是婦幼保健體系中的最基層機構。然而，它們的重要性還沒有得到充分重視，相對于婦幼保健機構，基層婦幼衛生部門投入狀況就更不容樂觀。一些社區衛生機構的人均投入比例僅占婦幼保健機構的27%，村鎮衛生院(所)的投入就更是微乎其微。

　　80年代以前，赤腳醫生不僅承擔著廣大農村的基本醫療服務，而且也肩負著農村婦幼保健的大量工作，然而隨著衛生投入的減少，赤腳醫生隊伍逐步解體，農村的婦幼保健工作也近乎停滯。相對于城市居民，農村孕產婦基本沒有什么權利可言，她們在生產過程中產生的所有費用都必須由自己承擔。近一兩年，在農村推行的新合作醫療體制給廣大農民看病帶來不少實惠，但對于婦幼保健方面的工作，依然未做明確的規定。

　　專家呼吁，為了保證居民的婦幼健康水平，政府應充分認識到社區衛生機構及村鎮衛生院(所)作為婦幼保健基層機構的重要性，明確不同級別婦幼保健機構的職責和功能，將基本婦幼保健工作落實到基層服務機構，并隨著其功能的“下沉”，將相應的衛生資源“下沉”。

　　流動孕產婦監管缺失

　　隨著社會的進步和科技的發展，農村出現大量的剩余勞動力，并逐步向城鎮轉移。各城市“打工族”比比皆是，龐大的流動人口群成了我們這一時代新的歷史特征。而在這股流動人群中，有一支不小的孕產婦群體，她們流動的隨意性給農村婦幼健康保健管理工作帶來極大的不便。本來就緊張的農村婦幼保健經費，不可能讓她們有能力去各地調查訪問。而城市中，對流動孕產婦及新生兒的管理也近乎空白。

　　目前在許多城市，如北京、上海、南京等地，婦女在生育前都必須辦《母子保健健康檔案》，該檔案記錄了孕產婦整個生育過程的情況以及新生兒的健康、接種狀況，這對婦女、兒童的健康管理及健康指導起到非常積極的作用。但目前各大城市的健康檔案都主要是針對本市居民。而對于流動孕產婦來說，城市里高額的生產費用更是讓她們望而卻步，這也是近幾年流動孕產婦在城市里命喪非法接生婆之手等事件頻頻見諸報端的重要原因。據資料顯示，在北京，流動孕產婦死亡率為44.9/10萬，是本市戶籍孕產婦死亡率的3倍。

　　為了保障流動孕產婦能夠接受基本的婦幼保健服務，衛生部、世界衛生組織和聯合國兒童基金會在我國開展“城市流動人口婦幼保健項目”試點工作。北京朝陽區作為我國三個試點之一，近日已啟動危重孕產婦及高危圍產兒救治網絡。今后，凡是在朝陽轄區內妊娠、分娩時遭遇生命危險的危重孕產婦和新生兒，救治網絡都負有檢測、報告、無條件要求專家會診和就近急救的責任。同時，該區還擬定點為流動孕產婦提供低價、限價孕產服務。

　　然而，這樣的服務計劃目前進展并不順利。據朝陽衛生局表示，為眾多貧困流動孕產婦提供保健服務和健康管理需要資金支持，低價、限價等服務的提供需要衛生部門與民政、財政、公安、計生等部門協商推出，而且確定流動孕產婦的身份不容易。另外，他們也擔心，啟動這些孕產服務，會造成更多低收入流動人口為生孩子涌進朝陽。流動孕產婦健康保健問題的解決，似乎還有待時日。

　　盡管目前我國婦幼保健工作困難重重，但不少利好消息還是讓人振奮。1月5日，衛生部發布了《婦幼保健機構管理辦法》，進一步明確了婦幼保健機構是由政府舉辦，不以營利為目的，具有公共衛生性質的公益性事業單位，并要求堅持以保健為中心，以保障

生殖健康為目的，切實把婦幼衛生工作的重點放到農村和城市社區。

　　重樹婦幼保健工作的公共衛生特征，是呼喚婦幼工作從“重醫療”向“重保健”的一種回歸。財政部部長金人慶近日在一次電視談話中也明確表示：今年公共財政將大力支持公共衛生體系建設。希望在整個公共衛生體系的投入分配中，婦幼保健衛生體系能分到它應有的一杯羹。讓“金豬寶寶”在第一聲啼哭中，就感受到公共財政的溫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