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環保總局副局長潘岳回應《環境保護法》修改呼聲

　　界定政府環保責任，盡快修改《環境保護法》

　　-顧瑞珍

　　《環境保護法》1989年頒布實施，至今已長達18年之久，近年來，修改《環境保護法》的呼聲越來越高，兩會前夕，環保總局副局長潘岳就此做了回應。

　　修改《環境保護法》勢在必行

　　記者：自2002年以來，全國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關于《環境保護法》修改的建議和提案不斷增加。您認為現行的主要存在哪些問題，導致修改呼聲如此強烈？

　　潘岳：的確如此，2004年以來的三年中，“兩會”共接到關于修改《環境保護法》的建議和提案35件，占環保立法建議和提案總數的近一半，多達400余人次全國人大代表參與建議。

　　現行《環境保護法》存在的突出問題包括：在規范政府環境行為方面，地方政府對環境質量負責缺乏約束機制和責任追究制度，環境法律體系中缺乏調整和約束政府行為的法律法規。在規范企業環境行為方面，對違法行為處罰軟弱無力，缺少量化標準。

　　2005年，監察部、環保總局對9大環境違法案件進行掛牌督辦，17名責任人受到撤職、記過、警告等處分。有12個省區市在查處環境違法案件時，處分責任人163人，其中政府領導7人，職能部門領導20人。2006年國務院七部門開展了整治違法排污企業保障群眾健康環保專項行動并已取得階段成果，震懾了環境違法行為，給一些地方政府敲響了警鐘。 　　　　

　　修改《環境保護法》須強化政府環保責任 　

　　記者：我們知道政府是環境保護的責任主體，政府履行環境責任的優劣直接關系到當地環境質量的好壞。您認為近年來發生的一系列重大環境違法事件，政府是否真正履行了轄區管理責任？《環境保護法》的修改能否從根本上解決問題？

　　潘岳：政府在環保方面不作為、干預執法及決策失誤是造成環境頑疾久治不愈的主要根源。從震驚全國的“沱江水污染事件和“松花江特大水污染事件”，到由于政府行政不作為導致的甘肅血鉛超標和湖南岳陽砷超標等環境事件，使我們看到環境違法事件背后，大都與政府有千絲萬縷的聯系。

　　一些地方政府在單純追求經濟利益的錯誤政績觀指導下，大搞地方保護主義，成為環境違法行為的保護傘和擋箭牌。許多地方環境污染問題之所以長期得不到根本解決，看似責任在企業，實際根源在政府。造成這種問題的主要原因是法律缺失，政府環保責任成為一紙空文。目前我國現行各單項環境資源法律多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作為主要調整對象，而規范和約束政府行為的法律規定非常有限。《環境保護法》對環境監管主體的職能劃分不清，責任不明，統一監管部門與分管部門之間、分管部門相互之間職能交叉、缺位、錯位現象大量存在。致使有的地方甚至出現環保局長自己充當舉報人寫匿名信，向上級反映應該授權由他來解決問題的尷尬局面。

　　政府不履行環境責任以及履行環境責任不到位，已成為制約我國環保事業發展的嚴重障礙。修改《環境保護法》是從根源上解決問題的一個很好的途徑，但必須突出強化政府環保責任。

　　《環境保護法》修改刻不容緩

　　記者：那么您認為落實政府環保責任應確立或完善的主要法律制度有哪些？

　　潘岳：《環境保護法》修改應當緊緊圍繞落實“地方政府對環境質量負總責”的要求，重點解決地方政府干擾環境執法問題，認真落實主要領導是第一責任人、分管領導是直接責任人的要求，創建和強化一批行之有效的環境管理制度。落實政府環保責任應確立或者完善的主要法律制度和措施，可歸納為科學決策、實施措施、保障措施、監督機制、責任追究五大類。

　　《環境保護法》修改中強化政府環境保護責任，將法律調整對象擴展至政府，并且建立和完善一批規范和約束政府行為的管理制度，是對我國環境保護法律體制的豐富和完善，是建設有中國特色環境保護法律體系的有益探索。

　　在法律修改中，應當最大限度地吸納和借鑒現有的立法成果，對一些經實踐證明在規范和約束政府行為方面行之有效的管理政策和措施，例如戰略環境影響評價制度、生態區劃與環境功能區劃制度、環境目標責任制、環境質量公告和信息發布制度、生態補償制度、責任追究制度等，應當通過修改《環境保護法》予以確立，使我國環境法律體系更加健全和完善。

　　法者，國之重器。立法準確到位，可以事半功倍。潘岳表示，未來10-15年正是我國環保事業的關鍵時期，界定政府環保責任，《環境保護法》修改刻不容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