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瑞金答問錄

　　馬國川/文

     經濟觀察報：今年是鄧小平同志逝世10周年，也是南方講話發表15周年。作為這一段歷史的親歷者、參與者，你一定有許多感悟。

　　周瑞金：有很多感慨，最大的感慨有兩點。

　　第一，鄧小平的南方談話化為了巨大的物質力量。正確的思想、先進的思想一旦被干部群眾所掌握，就會變成無窮的物質力量，來推動經濟發展、社會進步、國家強盛、人民富裕。15年來，在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指引下，在科學發展觀與和諧社會論的推動下，我國經濟增長保持9.6%以上的速度，到2006年GDP達到了20多萬億人民幣，外匯儲備達到一萬億美元以上。現在我們國家已經成為世界上第四大經濟體，是世界上第三大的貿易國，是世界上最大的外匯儲備國。這些都是鄧小平南方談話的精神之花結出的豐碩成果，也是江澤民、胡錦濤同志與時俱進、開拓創新的豐碩成果。

　　第二，鄧小平作為偉大的政治家，有令人贊嘆的科學預見性。15年前小平同志已經預見到我們今天的兩大主要問題：一是他預見到了地區的差距、城鄉差距和貧富的差距會拉大。所以當時他就提出，要在世紀之交解決城鄉差距、地區差距和貧富差距；二是他強調干部的廉政建設要作為一件大事來抓，而反腐敗主要依靠的是法治。只有加強民主和法治建設，在完善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下，才能從根本上解決腐敗問題。

　　經濟觀察報：15年前你站在第一線，用“皇甫平”的筆名吹響了思想解放的號角，去年初你又發表《改革不可動搖》，再次為改革鼓與呼，你的力量來自何處？

　　周瑞金：我在《解放日報》工作過，后來又調到《人民日報》當副總編輯，兼華東分社的社長。無論是在《解放日報》還是在《人民日報》我始終遵從小平同志的教導，按照鄧小平理論的指引，站在第一線來支持改革開放，為改革開放鼓與呼。現在我從領導崗位退下來，無職無權，但是還有一張嘴巴可以為改革講話，還有一支筆可以為改革寫點文章。我是五十年代成長起來、黨培養起來的領導干部，身上始終有一種社會責任感，有一種“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信念。這種責任感和信念支持我作為一個老黨員老干部要對國家發展、社會進步來獻言。

　　我深深地認識到中國共產黨是惟一能夠領導中國民族復興大業的黨，我作為一名忠實的黨員，對黨提出了自己的希望，甚至有時候我直言批評。遇到不滿意的地方，我直率地提出自己的意見。這些都是為了國家的發展，我沒有任何個人所求。只要對黨有利的事我都要干，只要對民族、對大眾有益的事，我都要積極去干。

　　經濟觀察報：《改革不可動搖》里第一句話就說：“中國又走到了一個歷史性拐點。”一年過去了，我們是否已經順利通過這個“歷史性拐點”？

　　周瑞金：中國的改革走到現階段，需要四大體制的改革來配合協調，這是“拐點”的第一個含義。四大體制的改革就是指經濟體制、政治體制、文化體制和社會體制的改革，這四大體制的改革要相互配合、協調發展。我們今天所說的“打改革的攻堅戰”，“堅”就“堅”在這個地方。我們今天明顯感覺到政治體制改革滯后于經濟體制的改革，社會體制和文化體制改革也是如此。從一定意義上講，社會體制和文化體制也是政治體制的一個組成部分。如果政治體制改革滯后于經濟體制改革的話，那么社會體制改革和文化體制改革也必然滯后于經濟體制改革。

　　“拐點”的第二層含義，是指構建五大文明的和諧社會。這五大文明就是物質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社會文明、生態文明。只有這五大文明和諧發展才構成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社會主義的和諧社會是一個多元的公民社會，它的基本的要義是：人人有飯吃，人人能說話，大家對自己的利益有充分表達的機會，對自己的政治要求、經濟要求、文化要求和社會要求等有充分表達的自由。建立和諧社會的目標就是民主法治、公平正義、誠信友愛、充滿活力、安定有序、人與自然和諧，達到五大文明建設合一，社會和諧安定發展。中央在十六屆六中全會上提出和通過的構建和諧社會的決議，是我們黨對體制的轉軌和社會的轉型提出的更新、更高的要求。

　　我們今天的社會正處于改革的攻堅階段，也就是四大體制改革和五大文明建設的攻堅階段。這就是改革的“拐點”。這兩個“拐點”還沒有過去，需要全國人民同心協力、上下一致來打好這個攻堅戰，順利地走過“拐點”，走出一片新天地。

　　經濟觀察報：最近，經濟學界有人發表文章，斷言將改革定義為“市場化改革”是錯誤的，認為在社會主義改革觀之外，“確確實實還有一種非社會主義的或者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改革觀”，對于打著擁護改革開放的旗幟，想把中國引導搞資本主義的說法和做法，必須采取切實可行的應對措施。您對此有什么評價？

　　周瑞金：我們的改革總體上是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完善，黨的基本路線“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就集中體現了我們改革的性質，這是毫無疑義的。我們所以把改革的方向概括為“市場化改革”，是指把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作為我們經濟體制改革的主要目標。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鄧小平理論重要組成部分，也是改革以來的重大理論創新，它極大豐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與此相關聯的上層建筑改革，包括政治體制、文化體制、社會體制的改革，都是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緊密聯系的。從這個意義上說，把我們的改革稱為“市場化改革”，又有什么錯呢？抓住這個提法界定為兩種改革觀的斗爭，誰提了“市場化改革”，誰就成了“資產階級自由化改革觀”，這種武斷和霸道在理論上站得住腳嗎？小平同志在南方談話中說：有些理論家、政治家，拿大帽子嚇唬人的，不是右，而是“左”。“左”帶有革命的色彩，好像越“左”越革命。“左”的東西在我們黨的歷史上可怕呀！一個好好的東西，一下子被他搞掉了。右可以葬送社會主義，“左”也可以葬送社會主義。中國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小平15年前這段話，依然具有極強的現實針對性！我們希望那些慣于拿大帽子嚇唬人的人士，還是收起那一套！馬克思主義者是靠實事求是吃飯的，不靠販賣大帽子吃飯。你以為靠你那幾頂帽子，就能把堅持鄧小平理論的同志嚇住，把改革開放的車輪倒轉，未免太天真了吧！

　　經濟觀察報：鄧小平在1987年說，“比較正確地說，我是實事求是派”。不容否認的是，今天出現了“假改革現象”，與實事求是精神相去甚遠，一些人甚至以改革之名行一己之私。易中天先生在談論王安石變法時沉痛地說，“改革幫了腐敗的忙”，這個說法居然引起了相當共鳴。

　　周瑞金：我們的改革是按照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原則進行的，在改革過程中確實出現了新問題新矛盾，出現了一些官員以改革謀私的現象。為什么會這樣？一是改革是在探索當中推進的，沒有固定的模式可以借鑒，因此改革當中有失誤、有不當的地方是必然存在的。二是改革深入到政治體制以后，部分官員難以適應，有一些使改革“變味”的現象，這是我們改革過程中的難以避免的現象。針對這些現象我們應該做科學的分析，不能把它怪罪于改革的方向，也不能怪罪于改革本身。

　　易中天先生所說的“改革幫了腐敗的忙”，我覺得也要作實事求是的分析。王安石所提出的變法措施并不是“幫了腐敗的忙”。他的改革措施如青苗法等之所以失敗，是因為他無法推動政治體制改革。王安石想為老百姓做點好事，推出了青苗法，在農作物還沒有成熟以前，在最需要資金支持的時候，國家以低息貸款的方式輔助農民，幫助農民把莊稼種好。這就是青苗法的基本內容。這從理論上講是對的。但問題是它的政治體制改革沒有進行，這個低息貸款的權利到了官僚的手里，官僚就把這當成自己牟利的機會，自己搞腐敗侵吞了農民的利益，因此這個低息貸款就帶來了腐敗。這是政治體制的問題，在當時的封建體制下他無法根本改革政治體制，他推出的有利于農民的改革也被這種政治體制所扭曲和吞沒了。這不是王安石改革的錯誤，而是封建政治體制的錯誤和罪惡。

　　經濟觀察報：歷史發展的每一步都離不開改革，而歷史的經驗和教訓，更說明了在今天搞經濟體制改革，必須同步推進政治體制改革。

　　周瑞金：對。我們今天不能以王安石改革的失敗來看待我們今天的改革，不能認為我們現在的改革不行了。我們今天強調推進政治體制改革，就是為了從體制上幫助官員真正進入文明的法治制度之下，從而制止腐敗現象的滋生。這樣，我們的改革才能不重蹈王安石變法的覆轍，才能不重演“改革幫了腐敗的忙”的歷史悲劇。

　　經濟觀察報：那么在當今，應該怎樣以“實事求是派”的精神推動中國改革？

　　周瑞金：當今所謂“實事求是”的改革，應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

　　第一，推進政治體制改革。我認為政治體制改革應該按照四個步驟前進，第一步，以政府行政管理體制改革為突破口，先推動政府行政管理體制的改革，這包括四個方面的內容：一是政府職能的轉變，要真正實現政企分開、政資分開、政事分開、政府和中介機構分開，轉到調整經濟、監管市場、社會管理、公共服務職能上來；二是政府的行政管理方式的改革，重點是行政審批制度改革，縮小審批范圍，完善審批方式，規范審批程序，改變黑箱操作和“個人說了算”；三是深化政府機構改革，調整政府機構設置，規范黨政機構設置，理順上下機構設置，減少行政層級；四是健全科學民主決策機制，建立調查研究制度、集體決策制度、重大決策公示聽證制度、專家咨詢制度、決策失誤追究制度和糾錯改正機制。

　　第二步，加強黨內的民主制度建設。我們可以借鑒越南政治體制改革的經驗，在黨內建立有效的監督機制。

　　第三步，民意機關的改革。人民代表大會的代表要真正代表民意，逐步減少退崗官員，增加懂法律的專業代表。

　　第四步，推進社會民主建設。在前面三步的基礎上，逐步推進社會民主建設。總之，政治體制改革要從易到難，在黨的領導下有計劃有步驟有秩序地逐步實施。

　　第二，推進中國的人文精神建設。在精神的層面上我們有一個重建人文的問題，我們需要一場如某些學者提出的“文藝復興”。文藝復興的精神就是現代的啟蒙運動，就是對公民進行民主、自由、博愛、人權等的基本教育。由于近代的救亡運動壓倒了啟蒙運動，因此我們的公民教育都是民族主義、階級斗爭、救亡觀念，而把民主、自由、博愛、人權等當成資產階級的東西加以排斥和批判。建國后我們的政治運動不斷，強調階級斗爭，結果就變成以斗爭為榮，以和諧為恥；以賣友叛親為榮，以忠誠友誼、孝敬父母為恥；以政治內斗不斷、尋求新敵人新動向為榮，以經濟建設、倡導團結友愛慈善為恥，等等。現代的政治體制需要重塑公民觀念，今天為了深化改革必須把這些觀念轉變過來。

　　應該說，這28年的改革開放，把中國的民眾從突出階級斗爭的“政治人”轉變成關心自己物質利益的“經濟人”，是一個偉大的歷史進步，能夠激發每個人的創造力和積極性，創造社會財富，推動我們的經濟和社會發展。“經濟人”的主要價值追求是以自我為中心，以物質利益為目標，這種人對我們的社會進步是不可缺少的，但這還不是馬克思主義所崇尚的理想人。我們今天在深化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的同時，需要加強人文精神的建設工作，使我們的“經濟人”能夠變成一個全面自由發展的“和諧人”。這種“和諧人”既創造物質財富又創造精神財富，是有信念的人，是誠實的人，是有愛心的人，是有公益精神的人，是有公民精神的人，還是一個理性的人，對傳統文化有自信的人。這樣才能從以物為本的“經濟人”轉化為以人為本的“和諧人”，實現人與社會的和諧發展、人與自然的和諧發展、人與人關系的和諧發展、人與自我關系的和諧發展。

　　周瑞金，1939年生于浙江。1962年從復旦大學新聞系畢業分配到《解放日報》，歷任評論員、評論部副主任、主任、副總編輯、黨委書記。1993年調任《人民日報》副總編輯并兼任華東分社社長。出版《寧做痛苦的清醒者》等著作。1991年，以“皇甫平”為筆名主持撰寫《改革開放要有新思路》等四篇評論文章，引起海內外廣泛反響。

　　來源：經濟觀察報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