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帆

　　中華民族自鴉片戰爭以來持續奮斗160多年，終于開始實現國家的崛起、工業化的崛起和經濟總量的崛起，并向技術崛起和文化崛起擴展。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深層次原因是：中國革命勝利建立強大國家，結束戰敗和內亂；出現特大人口增長；人口結構年輕，儲蓄率高，長期保持40%的儲蓄率，投資數量巨大；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為國內外經濟提供4億廉價勞動力，現在又為國內外投資者提供了龐大的市場；在家庭、政府和社會共同努力下，中國進行了世界上最充分、最艱苦的20年教育投資，為未來技術管理文化和第三產業發展提供了最有競爭力的人力資本。

　　在2019年老齡化到來之前，我們還有12年時間，這12年所增長的GDP，將有可能達到前58年的3倍以上。有這樣的財富和市場擴張前景，國際資本對中國財富的估值提高，巨額資本正在也將會不斷涌入中國，這說明中國崛起已得到國際社會的認同，但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中國國內資本供給大于需求的流動性過剩。可以說，在多重因素的刺激下，中國已經進入了一個財富激增的時期。

　　沒有必要壓制財富的煥發

　　長期以來，中國的國力往往總會被低估。20世紀90年代初期，美國學者以購買力平價衡量中國的真實國力，認為人民幣與美元的折算應該長期保持在1：4到1：5之間，這種論點被中國學者歸納為“中國威脅論”的一種。事實上，以出口成本決定的人民幣名義匯率，低估了經濟規模和人均收入，高估了外貿依存度和中國對出口的依賴性。某些經濟學家在20世紀90年代初認為空調需求飽和；后來繼續斷定汽車、電腦不能進入家庭，多數居民買不起住宅。亞洲金融危機以后，中國以國債投資進行基本建設，受到無數批評：馬路太寬，港口機場太多，效益太差，腐敗太甚，事實上，這一政策奠定了經濟進一步高速增長的基礎。美國經濟學家2000年以

能源消耗太少為理由，認定中國經濟增長率只有2%。無數輿論曾渲染“地方官員以數字出政績”，中國經濟必定高估。實際上，中國第三產業嚴重低估，國家統計局2004年底把GDP一次性提高20%。加上每年10%增長，中國GDP五年翻了一番，2006年年底突破20萬億人民幣。按年增10%計算，2013年有望達到40萬億人民幣；再按年增8%計算，2019年可達64萬億人民幣。按1：6匯率折算，為10.6萬億美元，超過美國現在的規模。

　　低估中國與迷信“均衡市場”有關。一些人認為，中國超常速度的非均衡發展不符合經濟學“均衡”模型，由于中國經濟發展的“不正規”、“不規范”，所以中國財富的增長也“不能持久”。然而，市場經濟往往是不均衡的。當代國際投機資本的代表人物

索羅斯在《相信自己的虛妄》一書中寫到，均衡市場雖到處存在，對投資者卻沒有意義，因為在那里只能得到平均利潤率，發現和利用失衡才能獲取暴利。他進一步意識到在某些時期某些國家可能有“歷史性機遇”，實現非均衡崛起，這就是中國的現實。

　　事實告訴我們，我們沒有必要驚呼什么“流動性過剩非常危險”，也沒有必要害怕和壓制財富的煥發。中國人富裕的時代才剛剛開始，中國戰略調整的總方向應是縮小中國與美國之間的經濟不平衡。目前，我涉外經濟方面的問題是：出口導向戰略造成匯率低估和廉價出口；長期國際收支雙順差，巨額外匯凈外流，收益低下；對外資的優惠又提高了外資收益，這等于中國在補貼美國和全世界。人民幣適當升值，將有助于結束“出口貧困增長”，讓過去外流的財富，回流來反哺中國。同時，取消對外資的優惠政策，以財政政策鼓勵民族企業進行技術升級。采取收入分配政策，嚴厲打擊腐敗，提高人民購買力、擴大內需，這都意味著中國不僅在高基數上持續GDP高增長，而且人民收入將有更大增長。相反，如果低估中國國力，比如，忽視人民幣升值的內在理由，在國際上造成人民幣升值的嚴重預期，則會引起國際投機資本的流入，引發金融安全等問題。

　　不能讓財富在泡沫經濟中消耗掉

　　面對中國經濟增長帶來的巨大財富，我們既不能盲目樂觀，也不能手足無措。關鍵在于預先化解危機因素，只有這樣，中國經濟非均衡高速增長的潛力才能充分發揮出來，并且轉化為更長期的全面發展。在2019年人口老齡化到來之前，中國如果不能在這12年內有效利用這巨大的財富，不能轉變增長方式，經濟增長就會大大減速。

　　事實上，任何過剩都是相對過剩，中國有幾大領域非常需要錢，比如國防、環保、科教文衛、社會保障、農村與扶貧，建設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糾正各方面的不平衡都需要花錢。但市場經濟機制不能自動把錢引進這些領域，只能涌進股票房地產。因此，擺在我們面前的一個關鍵問題是，我們是否能夠把目前相對過剩的流動性，轉變為真實的國民財富和國家競爭實力，而不能讓它在泡沫經濟的興起和崩潰中消耗掉。在這個過程中，國家必須發揮強大的，正確的主導作用。把未來12年即將實現的數十萬億的人民幣巨大財富有效引導到上述幾個方面。國家投資和轉移支付必要也有限，必須利用市場的力量來完成國家戰略，這才是對我們國家能力的最大考驗。

　　在國家引導流動性方面，美國股市最為成功。美國直接使用國防部力量建立互聯網后轉為民用；在20世紀90年代大牛市中策劃了網絡股神話，利用民間和世界資本創造了一個嶄新的虛擬空間，實現了新科技革命。目前，儲蓄不足的美國仍舊可利用全世界的流動性，平均每天至少有25億美元進入。

　　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許多發展中國家卻因為不能運用過度的儲蓄而崩潰，如中東產油國以壟斷價格獲取巨額財富但無力運用，不得不存回發達國家，石油漲價反而促進了西方國家的新科技革命。日本在西方大國的新自由主義政策壓力面前，放棄了田中的《日本列島改造論》，放棄了以啟動內需和保障資源為目的的海外投資，在貨幣過度升值的情況下采取積極財政政策，資本流向房地產和股市造成泡沫，經濟隨之崩盤。

　　目前中國也面臨類似“財富集中涌現，流動性相對過剩”的考驗，這是一種對窮人和窮國突然暴富的考驗。在金融方面肯定會出現一個大發展，政府應該順勢而為，充分發揮股市的潛力，在大牛市中加速企業上市，盡早推出為高科技企業融資的創業板；可以設計各種有社會功能的基金上市融資，某些國有股權也可出售轉變為社會保障基金，同時成為股市平準基金。當然，各種金融創新工具不可盲目推出，金融深化和發展應該與監管能力配套，防止過度投機；人民幣尤其不能急于宣布自由兌換，防止國內腐敗資金集中外逃；國家在關鍵時刻控制局面保持穩定的能力不能削弱，而應加強和不斷改進。

　　有了許多國家因突然暴富而垮臺的教訓，相信中華民族不會重蹈他們的覆轍，但需要我們在思想、戰略和政策上有一系列新的調整。中國崛起的新階段已經開始，幾代中國仁人志士奮斗的目標能否實現并且使全中國人受益，成敗在此一舉。(作者：中國政法大學商學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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