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2月19日，鄧小平逝世。巨星隕落，舉國同悲。鄧小平是本世紀中國歷史上繼孫中山、毛澤東之后又一位偉大的人物。他的貢獻，當他活著的時候早已家喻戶曉。在他去世之后，人們又發現，他對我們民族最大的貢獻，不僅僅在于他留下來的思想和業績，還在于使人民能平靜地接受他的離去。(見36版，吳象《學習小平，奮勇攀登》)

　　亞斯貝爾斯說，大人物的出現，是世界的一個突破。在大人物的鏡子里，能夠折射出一個時代。大人物的貢獻和功績是無法準確測量的。大人物把我們從狹窄的天地中解放出來，使我們了解到社會發展的新要求，并且擴大了我們的生存范圍。大人物“是了解歷史的敲門磚，歷史只有通過他們才會令人信服地展現在我們面前。”

　　毫無疑問，鄧小平就是這樣的大人物。(見35版，馬立誠《融入國際主流文明》)

　　失去了偉人的中國是平靜的。滬深股市跌了一下便很快回升，兩會照常舉行，香港如期回歸。如果沒有近20年的解放思想與改革開放，中國與世界，也許不會這樣平靜地接受他的離去。10之后的中國，經濟發展成就顯著，綜合國力大為提高。鴉片戰爭以來中國仁人志士夢寐以求的中華振興，正在逐步實現。

　　而這一切，與這位偉人逝世前5年的一次旅行密切相關。1992年1月18日至21日，在改革開放一片沉寂、“姓社姓資”爭論驟興之際，鄧小平毅然南下發表“南方談話”，推動第二次思想解放運動，中國的改革開放之旅，自此一往無前。“南方談話”迄今，整整15周年。

　　在鄧小平南方談話精神指引下，中國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同時也遇到了許多新情況、新矛盾、新問題。比如，城鄉之間、區域之間差距拉大，經濟與社會發展不平衡，人口增長、資源消耗和生態惡化壓力越來越大，等等。對改革成敗的評估，對發展路徑的選擇，由此出現了一些分歧與論爭。當此之時，我們有必要重溫鄧小平南方談話精神，全面理解鄧小平關于改革開放的理論精神，學習鄧小平的魄力、勇氣、智慧和藝術。(見37版，徐景安《繼承小平的魄力、勇氣、智慧和藝術》)

　　鄧小平給我們留下了太多值得學習的東西，留下了他終生不懈的追求。今日追思小平，也是為了讓更多的人學習他。對小平最好的紀念，就是去完成小平的這些追求。(見33版，杜潤生《最好的紀念，就是完成小平的追求》)

　　我們應該記住15年前他在南方談話中說的最后一句話：“從現在起到下世紀中葉，將是很要緊的時期，我們要埋頭苦干。我們肩膀上的擔子重，責任大啊！”(見34版，周瑞金《紀念鄧小平：堅持理念創新》)最好的紀念，就是完成小平的追求

　　——鄧小平與中國農村改革杜潤生/文小平逝世，倏忽十年。我1913年生于山西太谷，一生經歷了眾多的歷史事件，見證了五十多年來中國農村社會制度的變遷，尤為榮幸的是，我經歷了小平同志開創的偉大的改革事業。小平同志給我們留下了太多值得學習的東西，留下了他終生不懈的追求。今日追思小平，也是為了讓更多的人學習他。對小平最好的紀念，就是去完成小平這些追求。

　　從“文化大革命”開始，一直到1976年，我才被“解放”。此后大約有兩年時間，我處于“待分配”階段。在這兩年中，國家發生了許多重大的變化：毛澤東主席去世，“四人幫”倒臺，“文化大革命”宣告結束，鄧小平再次復出。隨著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召開，黨的戰略政策開始出現變化，我國農村開始探索進行土地制度改革，從而拉開了中國改革的序幕。1979年初，我調到新成立的國家農業委員會擔任副主任，得以在農村改革中盡一分心力。

　　為什么調我回農口呢？我想，可能是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決議要加強農業，糾正過去“左”的東西。新任命的農委主任王任重，曾和我在中南地區一起工作過，相處關系較好，他認為我熟悉農村情況，敢于替農民講話。1955年，我犯“右傾”錯誤，當時中央組織部長安子文批評我說：農民觀念數你強，了解情況材料數你多，就是政治上弱，看不清大風向。現在風向在變，也許因此而調我到新成立的農委工作。

　　當時的中央主要領導同志都是很重視農業的。他們辦了幾件好事，比如讓農民休養生息，貧困地區減免各種稅收，進口了將近200億公斤糧食，重視社隊企業，同意增加農業和農用工業投資，搞水利、化肥、機械等，這些措施對農村群眾情緒的轉變很有幫助。但有些同志對改革人民公社體制，推行包產到戶，還是持反對態度，一下子轉不過彎來。初到農委工作，一些關心我的同志好言相勸，要緊跟黨中央，接受鄧子恢的教訓，不要搞包產到戶。但與此同時，另有一些同志則對我說，包產到戶勢在必行，只是個時機問題。

　　爭論是難以回避的。

　　1979年3月12日至24日，農委召開七省三縣農村工作座談會。這是一次專門討論責任制的會議。七省為廣東、湖南、四川、江蘇、安徽、河北、吉林，參加會議的都是農口負責人。這幾個省的領導對包產到戶，有的支持，有的反對，有的觀望。三縣是安徽全椒、廣東博羅、四川廣漢，都是進行過改革的。

　　我主持那次會議，作了一個簡短的開場白。我說：會議主要是集中討論生產責任制問題，希望大家暢所欲言，各抒己見，通過討論，取得共識。

　　這次座談會是在十一屆三中全會和四中全會之間召開的，正處在政策大轉變的時期。會上有人提出：階級、階級斗爭還講不講？階級路線還要不要？學大寨還搞不搞？面對這種情況，我們為避免分散精力，仍按會前的決定，集中討論責任制問題，希望以此為突破口，帶動其他。討論生產責任制，又主要集中在兩個問題上：“包產到組”實行什么樣的制度安排？對“包產到戶”究竟應采取什么態度？

　　在會議發言中，贊成包產到戶的人占多數。吉林省農工部部長史林琪、廣東省農工部部長杜瑞芝，都極力主張對包產到戶“開個口子”，放開一點，尊重群眾的選擇。但是，也有人怕口子一開就控制不住了。經過討論，大家的意見趨向于要把口子開得更大一點。

　　3月20日下午，華國鋒約見會議代表。華國鋒從農村形勢講起，他說，黨的三中全會文件是正確的；當前突出的問題，是對毛主席的評價問題，對“文化大革命”的評價問題，對歷史問題的看法；現在既有“思想不夠解放的問題，也有不符合三中全會精神的問題”。對于包產到戶，他舉了湖南洞庭湖“雙搶”的經驗，證明組織起來分工合作可以提高新的生產力，集體經濟還是優越的。但他也講不要“一刀切”。

　　最后，華國鋒同意“深山、偏僻地區的孤門獨戶，實行包產到戶，也應當許可”。1979年4月，中央批轉了這個會議紀要，這是中央文件里第一次提出在一些特殊地區應當允許包產到戶，并把它寫入由三中全會提出、經四中全會審定的《中共中央關于加快農業發展若干問題的決定》中，從而為農村政策的進一步轉變奠定了基礎。

　　此后，華國鋒又主持召開了一次中央會議，鄧小平、李先念等出席。會上，我說明了一些農村現存的問題：有些地方包產到戶，生產很好，群眾歡迎。也發生點問題，像河北贊皇縣一帶實行包產到戶，因缺乏事先安排，農民怕今后政策有變，先下手撈現貨，砍了一些樹，沒有出現太大的問題。像安徽全椒等地生產有發展，農民積極性高漲，社會安定，是很好的。

　　李先念說：包產到戶不宜提倡，中國單干了幾千年，還是沒糧食吃，還是受窮嘛！華國鋒則再次舉出湖南“三夏”搶收搶種季節互助、合作的事例，說明非集體化不可。

　　當時，鄧小平沒有就此問題表態，但他說：農村問題很多，一大堆，應該抓住主要的解決。他還說：貧困地區總得放寬政策。我認為，這為他以后支持包產到戶埋下了伏筆。

　　到1979年底，包產到戶在全國還只是個別地方試行，比重僅占9%，但由于一些地方自發仿效，數量在逐步增加。不過，在那個思想仍未完全解凍、禁區并未完全打開的年代，要在黨內特別是高級干部中間統一認識，還需要一個過程。

　　到1980年以后，情況開始有了變化。

　　這一年的2月，中共召開十一屆五中全會，選舉胡耀邦為中央書記處總書記。萬里副總理接替王任重主管全國農村工作。

　　1980年4月，中央召開編制長期規劃會議，姚依林副總理主持會議。4月2日，他先召集了中央幾個綜合部門的負責人，就會議準備解決的幾個問題征求意見。

　　在討論糧食問題時，姚要我先講。我說：貧困地區要調那么多糧食救濟，交通又不便利，靠農民長途背運，路上就吃了一多半，國家耗費很大，農民所得不多。建議在貧困地區搞包產到戶，讓農民自己包生產、包肚子，兩頭有利。我提出后，姚依林立即表示贊成。

　　這次征求意見的會議之后，姚依林到鄧小平那里去匯報，胡耀邦、萬里在座。

　　姚依林說：工業、農業都要甩掉一些包袱。農委同志建議，像甘肅、內蒙古、貴州、云南等省、區，中央調給他們糧食很多，是國家的大負擔，可不可以考慮在政策上對這些地區放得寬一點。地廣人稀、經濟落后、生活貧困的地區，索性實行包產到戶之類的辦法。讓他們自己多想辦法，減少國家的負擔。

　　鄧小平說：我贊成姚依林同志剛才講的意見。在農村地廣人稀、經濟落后、生活貧困的地區，像西北、貴州、云南等省，有的地方可以實行包產到戶之類的辦法。

　　在編制長期規劃的會議上，姚依林就把這個信息傳達給了與會者。當時不讓登報，也不讓上文件，知道的人不多。但小平同志的表態，對打開甘肅、云南、貴州等地的局面，起了很大作用。

　　這次會議，除了包產到戶問題以外，還解決了薛暮橋等人提出的“國民經濟比例失調，應改變重工業太重、輕工業太輕、農業太弱的格局”的問題。對這些問題，上屆計委是有爭論的，此次會議對薛暮橋的意見重新予以肯定。

　　1980年5月，鄧小平在一次與中央負責同志的談話中，贊揚了安徽肥西縣的包產到戶和鳳陽的大包干。他說：“農村政策放寬以后，一些適宜搞包產到戶的地方搞了包產到戶，效果很好，變化很快。安徽肥西縣絕大多數生產隊搞了包產到戶，增產幅度很大。‘鳳陽花鼓’中唱的那個鳳陽縣，絕大多數生產隊搞了大包干，也是一年翻身，改變面貌。有的同志擔心，這樣搞會不會影響集體經濟。我看這種擔心是不必要的。我們總的方向是發展集體經濟。”“現在農村工作中的主要問題還是思想不夠解放”(見《鄧小平文選》第二卷315、316頁)。

　　這次談話，正當中國農村突破的敏感時刻，小平的談話，表現出靈活變通和大智大勇的精神，對推動農村改革發揮了關鍵性指導作用。為了引領社會向著正確的方向前進，他敢于承擔風險，這才是偉人作風。蓋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

　　鄧小平這兩次講話，標志著包產到戶可能成為中國經濟的一個突破口。鄧小平在推動中國農村改革中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肯定包產到戶，從而為這場偉大的變革清除了障礙，鋪平了道路。

　　就在同一個月，國家農委根據全國長期規劃會議的精神，正式向中央作了《關于包產到戶問題的請示報告》，提出：允許在特殊地區實行包產到戶。

　　就在這一時期，在我參加一個重要會議之后，小平同志單獨找我，和我談話。他說：看來我們農村經濟的形式可以多樣化一點，像貧困地區過去不是有個包產到戶嗎，可以試試嘛！將來要改還可以改，先吃飽飯要緊。

　　我說：中央農業文件寫上了“不要”包產到戶(按：指1979年9月28日十一屆四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加快農業發展若干問題的決定》，其中說：“不許分田單干。除某些副業生產的特殊需要和邊遠山區、交通不便的單家獨戶外，也不要包產到戶。”)，人們受到一點約束，應當解放。

　　鄧小平沉吟了一下，說，貧困地區以外其他地區，看看再說，情況終歸是要有變化的。

　　我又向鄧小平提出，可否恢復農民協會，作為農民代言人。小平說，看三年，那時認為有必要，就可以辦。

　　小平同志幾次談話精神傳出來之后，堅定了各級干部推動農村改革的決心，也大大加快了農村改革的步伐。形勢發生迅速的變化。

　　6月，華國鋒在陜西米脂縣孟家坪的考察中，發現了專業承包的責任制。村里20個勞動力，12個專包農業，兩個放羊，其余的組織基建隊，按評工計分的辦法包下去。他給中央寫了一封信，提出專業承包在經濟分工比較發展的地方也可以用，貧困地區將來也可以朝這個方向發展。他主張包產到戶，可以多色多樣。目前全國不論什么地方，群眾選擇什么就算什么，不搞包產到戶可以不搞，但搞了的就不要再反對。

　　我向耀邦建議，將此信轉發到全黨。這封信轉發下去，傳達了中央對包產到戶放寬一步的新信息。

　　可以說，在中國農村改革的過程中，如果沒有小平同志的遠見卓識和強有力的支持，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就很有可能被扼殺在襁褓之中，或者被大大拖延、推遲，像歷史上曾經發生過的那樣，陷入長期與農民頂牛的局面。如果那樣，就會阻礙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進程。

　　在小平同志開創的整個改革事業中，關于發展的三步目標，關于“一國兩制”，關于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關于設置特區開放政策，尤其是關于引進市場經濟的論述，都直接間接地有助于解決新農村建設問題，使廣大農民得到實惠，促進農村生產狀況發生了根本性變化。當然，由于種種原因，目前我國農業和農村經濟中還存在著許多不容忽視的問題，在未來發展中也會繼續出現一些新的問題。怎么辦？我認為，首先需要一以貫之的理論加以指導，在深化改革中解決問題。另外，要有新的理論思維。在二十多年的改革實踐中，鄧小平的理論創新，為我們樹立了一個好榜樣，需要我們認真、深入地學習。

　　來源：經濟觀察報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