報記者 李芃 特約記者 王海平

　　只隔了一年的時間，江蘇省雄心勃勃的“省管縣”計劃，演變成了財政體制省縣對接的“單邊突破”。

　　1月27日，江蘇省省長梁保華所作的政府工作報告中，對此的表述只有一句話：“全面推行省直管縣的財政管理體制改革，增強縣域經濟發展活力。”而在一年前出臺的《江蘇省“十一五”規劃綱要(草案)》中，“強縣擴權”被列入行政管理體制改革的重點任務，明確要在“十一五”期間完成。

　　“這個話題還是太敏感。”江蘇省委的一位智囊人士說。

　　據本報了解，江蘇省財政廳已經進行了廣泛的調研，省“兩會”之后不久，就將出臺省縣財政對接的調整方案。

　　漸進式改革

　　江蘇省副省長仇和在江蘇省“兩會”期間表示，財政省管縣并不復雜，就是實現全省13個省轄市、27個縣級市、25個縣都直接和省財政對接，縣(市)和省轄市不再發生財政結算關系。

　　但要做到這一點并不簡單。

　　江蘇省政協的一項調研披露，丹陽市2004年實現財政收入20億元，實際可用財力不到8億元；上繳的財政收入中，省轄市抽走的統籌款以及其它名目的款項比例相當可觀。經濟實力較為虛弱的蘇北地區縣(市)，同樣要承受省轄市壓下來的各種上繳義務，使其本級財政雪上加霜。

　　省轄市對縣(市)的“抽水機”作用在江蘇乃至全國都普遍存在，只不過上繳的比例各有差異。國家社科基金管理項目《擴權強縣與市管縣體制改革研究》的承擔者、江蘇“省管縣”改革課題組的牽頭人孫學玉向記者透露，他對中國統計年鑒和中國鄉鎮年鑒的整理統計顯示，“國家對縣鄉財政的轉移支付”與“縣鄉上繳財政收入”之間的差已從1980年的“160億”變為1999年的“-1600億”，始于1982年的“市管縣”體制與此有著直接的關系，其弊端之一就是“上級對縣轉移支付的截留和市對縣財政收入的抽頭”。

　　2005年下半年，江蘇省委、省府兩套班子的研究室會同省發改委、省財政廳搞過一次聯合調研，并在2006年春節前向省里提交了一份調研報告，提出把幾十大類共400多項行政權力下放，其中包括項目審批權等一些關鍵權限，以及批準地方上建立文化設施等常規行政管理權。

　　2006年提出的這一改革方案，重點直指事權和人事權的下放，為此江蘇省還啟動了相應的人事編制調整。但據知情人士透露，由于來自省轄市一級的壓力，該方案一再修改之后仍然沒有公布實施，江蘇的省管縣改革最終演變為財政對接的“單邊突破”。

　　江蘇省財政廳的人士告訴記者，其實財政省管縣已經講了好幾年，但一直難于付諸實施。今年省里下決心全面推開這項工作，以減少財政管理層次，加大省對縣財政的指導和支持力度。同時明晰省、市、縣之間財權事權劃分，調整規范完善省、市、縣財政分配關系，擴大縣級管理權限，“保證縣的既得利益”。

　　孫學玉指出，各地推進省管縣改革的方式都不一樣，有的是人事和經濟管理權限的下放，有的是財政上的省縣連接，還有的是全面推進。他認為，政策的發布實施要統籌兼顧，目前江蘇的問題在于發展不平衡，蘇南、蘇中和蘇北的階梯性差異，使得各地對改革的要求也不盡相同，有些地方對于強縣的沖動就不那么迫切。

　　從另一方面說，改革也有時機選擇和戰略研究的問題。孫學玉認為，江蘇近年來經濟運行平穩、社會發展穩定，從財政權入手進行省管縣改革，是比較穩妥的選擇，此后可以逐步推進利益的再調整。

　　事權下放需跟進

　　事實上，發達縣(市)對省管縣的要求，早已超越了財政對接的層次。

　　“如果我們能夠突破縣級市的行政級別，昆山的發展還會更加迅猛。”昆山市的一位主要領導曾經直言不諱對記者表示。

　　去年，昆山市遞交了建立

知識產權保護試驗區的申請，同時爭取讓全國首個專門的知識產權審判機構落戶昆山，目前正在等待國家的批復。但是，“我們不可能每件事情都這么特事特辦”。上述昆山市官員說。

　　江蘇“

十一五”農經規劃專家、省社科院研究員葉克林指出，江蘇“省管縣”是一個內容廣泛、不斷深化的綜合性政區體改進程，如果在財政和行政上實行“省管縣”，而沒有人事和其他方面的改革與之相協調、相配套，那么，必然導致體制內部運轉的不協調，甚至會產生矛盾和沖突。

　　葉克林認為，這一輪的“省管縣”改革大致可以劃分三個主要階段。首先是經濟性分權。從理順省級以下財政管理體制入手，即在財政收支劃分、專項撥款、預算資金調度、財政年終結算等方面，由省直接分配下達到縣、市，縣財政和地級市本級財政一樣都直接同省財政掛鉤，在財政上實行“省管縣”。

　　其次是行政性分權。如同中央與地方分權一樣，在財政上實行“省管縣”，就必然要求合理劃分省級政府與縣級政府之間的事權。最后是政治性分權。

　　江蘇省管縣改革的進程，等待著更高層次上的全面、系統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