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念鄧小平南巡講話15周年系列談(之三)

　　★文/湖北省財政廳紀檢監察室主任 傅光明

　　“正是江南好風景，東方風來滿眼春”。1992年1月18日，鄧小平巡視祖國南方并發表了著名的南巡講話。他在這次講話中指出，“在整個改革開放過程中都要反對腐敗。對干部和共產黨員來說，廉政建設要作為大事來抓。還是要靠法制，搞法制靠得住。”“中國要出問題，還是出在共產黨內部。關鍵是我們共產黨內部要搞好。”這些通俗易懂的精辟論斷，為我們黨在全面推進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偉大進程中，確立長期堅持不懈地開展反腐倡廉戰略方針提供了理論指導，指明了正確方向，也使我國的反腐倡廉工作邁進了一個萬象更新的春天。

　　改革開放是根除腐敗的必由之路

　　為什么在整個改革開放過程中都要堅持反對腐敗、懲治腐敗？鄧小平同志的精辟論斷，源于正確的形勢分析和判斷。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生產力獲得巨大發展，經濟得以持續高增長，人民生活顯著提高，但腐敗的“高增長”也恰恰出現在這個時期。

　　我們認為，改革開放與腐敗高發沒有必然聯系，腐敗不是改革開放的必然結果和代價。相反，改革開放是根除腐敗現象的必由之路。但在經濟轉型時期，傳統計劃經濟體制遺留下來的政府對經濟活動的廣泛參與(包括對于經濟的管制)，成為了腐敗高發的根源。

　　應該承認，計劃經濟時期較少產生腐敗，因為“計劃”之下的“經濟”很難有尋租的機會。市場經濟則不同了。由于經濟實體和利益的多元化，經濟不再是“鐵板一塊”，而是充滿了“縫隙”，因此產生了許多“漏洞”，尋租的機會也大大增加。

　　據經濟學者胡和立的估算，1987年我國商品、資金和外匯的雙軌差價高達2000億元以上，約占整個國民收入20%；1988年我國控制商品的價差總額在1500億元以上；國家銀行貸款的利差總額在1138.81億元以上；進口所用牌價外匯的匯差總額在930.43億元以上。價差、利差和匯差三項租金的價值超過了3569億元人民幣，約占當年國民收入(11738億元)的30%以上。此外，其他租金約1000億元，占國民收入的8.5%。(倪星著《腐敗與反腐敗的經濟學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4年5月第1版)最近，國家信息中心高輝清等人又計算出，2004年，我國全社會的尋租租金為4.6萬億元，占當年國內生產總值的29%，相當于當年國家財政收入的1.5倍，相當于當年國家工資收入的2.3倍。尋租導致的灰色收入數額驚人。

　　從近幾年中國各地不斷公布的案例來看，腐敗分子尋租活動主要集中在以下幾個“點”：權利的集中點；體制轉換的交匯點；監督系統的乏力點；法律政策的滯后點；人、財、物需求的關鍵點。公共權力部門化、部門權力個人化、個人權力商品化，以權力型尋租為主的經濟犯罪肆虐，嚴重敗壞了黨在人民心中的形象。

　　正是由于腐敗是與特權和市場的不完善性相聯系的，因此，完善社會主義市場體制機制和消除特權就成為反腐敗的重要手段。

　　隨著市場化程度的不斷提高和政治體制改革的逐步深入，經濟資源的配置可以越來越多地借助于市場的途徑來實現。只有最大限度地完善市場，才可以最大限度地消除腐敗活動的根源——政府的特權。

　　反腐倡廉工作不斷深入

　　改革開放以后，鄧小平同志就提出要嚴重注意干部被腐蝕的問題和堅決糾正各種不正之風。他指出：“執政黨的黨風問題是有關黨的生死存亡的問題”；“風氣如果壞下去，經濟搞成功又有什么意義?會在另一方面變質，反過來影響整個經濟變質，發展下去會形成貪污、盜竊、賄賂橫行的世界”。“開放、搞活政策延續多久，端正黨風的工作就得干多久，糾正不正之風、打擊犯罪活動就得干多久，這是一項長期的工作，要貫穿在整個改革過程之中，這樣才能保證我們開放、搞活政策的正確執行。”

　　黨的十三屆四中全會以來，以江澤民同志為核心的黨的第三代中央領導集體，在加強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斗爭的問題上，決心堅定，旗幟鮮明，提出把反腐倡廉工作放在整個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大局中來把握，貫穿改革開放的全過程；通過體制創新逐步鏟除腐敗現象產生的土壤和條件；要著重抓住那些容易產生腐敗現象的環節來推進體制創新工作，特別是要搞好人事、財政、分配等方面的制度改革。

　　十六大以后，以胡錦濤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繼承、發展和深化了黨的三代領導核心的反腐倡廉理論與實踐。胡錦濤先后五次在中央紀委全會上發表重要講話，提出深刻認識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斗爭的長期性、復雜性、艱巨性，堅持反腐倡廉戰略方針，堅持以改革統攬預防腐敗的各項工作，建立健全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相適應的教育、制度、監督并重的懲治和預防腐敗體系，將反腐倡廉工作推向深入。

　　今年1月8日—10日召開的中紀委第7次全會上，胡錦濤又提出把反腐倡廉工作融入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和黨的建設之中，拓展從源頭上防治腐敗工作的領域。

　　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逐步完善，隨著反腐倡廉各項重大措施的實施，腐敗分子的生存空間正在縮小，腐敗現象蔓延的土壤和機會正在逐步減少。

　　制度建設成反腐關鍵環節

　　建設反腐倡廉的制度體系，依靠制度懲治和預防腐敗，是做好反腐倡廉工作的根本途徑。

　　鄧小平同志認為，反對和防止腐敗要依靠社會主義民主和社會主義法制。“對干部和共產黨員來說，廉政建設要作為大事來抓。還是要靠法制，搞法制靠得住些。”這是因為“組織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問題更重要。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壞人無法任意橫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無法充分做好事，甚至會走向反面。”“領導制度、組織制度問題更帶有根本性、全局性、穩定性和長期性。這種制度問題，關系到黨和國家是否改變顏色，必須引起全黨的高度重視。”這些論斷為我們黨確立了依靠法規制度防治腐敗的反腐倡廉新思路。

　　十六大以來，黨頒布實施的一批重要法規，正在發揮根本性、全局性、穩定性和長期性的作用。如頒布實施了《中國共產黨黨內監督條例(試行)》、《中國共產黨紀律處分條例》、《中國共產黨黨員權利保障條例》三部黨內基礎性法規；制定了《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監察法實施條例》、《關于中共中央紀委、中共中央組織部巡視工作的暫行規定》、《國有企業領導人員廉潔從業若干規定(試行)》等一批重要法規。2005年初下發的《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監督并重的懲治和預防腐敗體系實施綱要》，標志著制度建設成為懲治和預防腐敗體系的關鍵環節。

　　與此同時，中央紀委、監察部會同有關單位，對自改革開放以來涉及反腐倡廉的1500多件政策規定進行了全面清理，廢止了115件文件。

　　2005年，全國人大常委會批準簽署《聯合國反腐敗公約》，對我國反腐法律體系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我國已經同41個國家簽署了司法合作協議，同21個國家簽署了引渡條約，加強了打擊貪官外逃的國際協作和司法合作，加大了對貪官的懲治力度。

　　最高人民檢察院提供的數據顯示，2003年1月—2006年8月，全國檢察機關共查處貪污賄賂犯罪67505人，有力地懲治和震懾了貪污賄賂犯罪。

　　總之，從“在整個改革開放過程中都要反對腐敗”，到“長期不懈地開展反腐倡廉工作”戰略方針的確立，體現了黨中央一以貫之的堅定決心和必勝信念。反腐倡廉是一項長期艱巨的任務，我們必須以鄧小平南巡講話中反腐倡廉的理論為指導，全面貫徹落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