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報記者：吳悅

　　一直令中國經濟頭疼的內需問題似乎曙光初現。國家統計局1月25日發布的數據顯示，2006年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增速加快了0.8個百分點。

　　最近國泰君安證券研究所的一份分析報告也指出，未來一段時期，我國即將步入第三波消費高峰，而人口出生率和人口結構是影響消費結構的關鍵變量。該報告認為，1981年之前出生的獨生子女有9000多萬，目前正處于收入和消費的上升期；而1992~1998年出生的獨生子女約有3億多，亦將逐步進入消費年齡。這兩代人的消費傾向要遠高于儲蓄傾向。

　　如果這種判斷成立，無疑會對

　　“第三次消費浪潮”撲面而來？

　　主持人：從經濟學理論分析，你認為這樣的論據是否充分？出現消費高峰對于中國經濟有何意義？

　　孫立堅：消費水平并不取決于人口結構，或是人們的消費意識。關鍵決定因素應該是消費能力和對未來的預期。

　　即使獨生子女的消費意愿大于儲蓄意愿，即便“80后”的年輕人消費意識超前，傾向于美國化，但是如果收入能力跟不上消費，就會形成所謂的“啃老族”。他們吃住在家里，收入維持自己的其他開銷。不要忽視這樣一個事實：“啃老族”犧牲的是他們父母的消費。僅靠獨生子女這一代的消費是不會帶動整體消費的大幅度增漲的。

　　姚景源：從消費能力看，城鄉居民儲蓄2005年達到14萬億元，2006年達到了16萬億元，國際貿易順差在1700億元以上。這些都為消費增長提供了基礎。2006年12月7日閉幕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強調，在2007年要擴大國內消費需求。這也為消費高潮這一結論的形成提供了政策依據。

　　孫立堅：我個人認為中國整體儲蓄過剩并不反映中國居民整體收入能力增強。最新的統計數據表明，中國經濟增長規模(GDP)雖然已達到世界第四位，但是人均收入水平還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四分之一，排在110位左右。過快地發展消費者信貸業務和內需推動經濟增長的理念不符合中國目前的國情，相反過分地“刺激”內需會帶來更嚴重的“房奴、車奴和卡奴”問題。

　　左小蕾：其實中國的消費一直都很高。中國消費的增長是高于GDP增長的。“第三次消費浪潮”應該是屬于發展經濟學的概念，是在講增長模式的轉移。

　　完善社會保障是前提

　　主持人：麥肯錫最近的一份報告認為，隨著投資的減緩和收入的增加，中國的消費在GDP中所占的份額將從目前的37%增加到2015年的41%，并將在2025年達到45%。從宏觀經濟走勢看，2015年中國經濟能否進入到新的消費階段？

　　孫立堅：從消費能力上看，目前我國人均GDP還很低，還處于發展低級階段，這種情況2015年也許會得到改善。2015年能否走進消費階段，關鍵是看隨著中國經濟的增長，能否逐漸形成社會保障。

　　中國消費水平低的根本原因在于，中國經濟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變后，原有計劃經濟的福利，如醫療、教育等不復存在，人們擔心養老、治病、子女教育等問題，從而限制了居民的消費水平。另一方面，經濟發展中不穩定階層還在擔心失去工作機會。正因為有這些擔心，即使他們的收入有所增加，收入也不會轉變為消費，他們仍然將收入存入銀行，沖銷未來可能出現的生活危機。

　　姚景源：要拉動消費，首先要解決國民收入問題。而增加就業是保持社會穩定，促進消費的基礎。我國就業人口(15~64歲)有9.09億，比發達國家總人口還多3倍。的確面臨很大的就業壓力。

　　孫立堅：看看鄰國日本，也許對我們有所借鑒。盡管日本的經濟已經屬于發達國家，但是人們的消費能力非常有限，原因在于社會轉型的成本由個人來承擔了，于是消費也轉變成存款。

　　美國消費支出能拉動內需，因為所有金融機構敢于向消費者放貸。美國有完善的社會保障體系，政府保證了消費者有能力還債。

　　中國要達到拉動消費的目的，不是通過教育老百姓像美國人那樣消費，問題在于政府在下一輪經濟發展中如何提供更多的公共產品，比如教育、社保、養老、住房等，讓消費者安心消費。

　　哪些行業會率先受益？

　　主持人：如果下一波消費浪潮到來，哪些行業會率先受益呢？

　　姚景源：我國第一波消費高峰出現在1984~1989年，增長點為自行車、手表、縫紉機；第二波消費高峰在1992~1997年，主要是彩電、冰箱、洗衣機。如果有第三次消費浪潮，我基本同意新一輪消費浪潮以住房、汽車、電子通訊設備、精神文化產品進入家庭為重要特征。

　　孫立堅：最近，“房奴”、“車奴”和“卡奴”等新詞匯開始悄悄地流行起來，它們形象地反映了當今人們在現代消費信貸生活中所出現的支付壓力難以承受的社會現象。

　　一項權威機構的最新調查表明，近八成中國公民買房貸款在40萬元以上，其中，大約有30%以上的家庭按揭貸款支付占月收入的比重已經超過了50%；而且，高達98.09%進行房貸的人，心理上會產生焦慮情緒。這種焦慮情緒個別已經上升到精神抑郁、錯亂甚至尋短見的嚴重程度。這說明住房、汽車的發展拉動了很多產業，但在很長一段時間都會抑制支出，使生活質量下降，很難持續拉動宏觀經濟的增長。

　　劉軍紅：如果企業提供的產品和服務能上一個臺階，那么消費跟隨而動，并形成新的浪潮是有可能的。關鍵是服務型產業能否升級換代。

　　從世界消費總狀況看，服務消費日漸成為一種趨勢。而我國的服務型產業依然處于低檔階段，很難支撐一個龐大的文化消費。

　　而服務業能否成長，在于能否如期放開傳統的管制。從日本的經驗看，1995年到2002年，因放松管制，使生產率上升了7.59%，其中制造業上升2.98%，而非制造業上升4.61%，由此不難看出“管制與放松管制”對非制造業的影響非常之大。

　　農村市場將主導下一輪消費增長

　　主持人：有學者認為中產階層是新一輪消費的主導力量，理由是他們的升級型消費需求增速明顯高于居民消費總量的增速。

　　孫立堅：內需拉動的宏觀經濟政策不一定能刺激高收入層的消費群體對中國產品的依賴。今天中國經濟還存在很嚴重的貧富分化和地區收入差距現象，真正可能拉動內需的高消費層已經達到了他們自己所需要的日常消費水平，而收入水平很低的階層卻無法成為拉動中國經濟的消費主力軍。

　　用奢侈品消費解讀內需，我認為是論據用錯了地方。奢侈品消費是貧富分化的論據，并不是消費浪潮來臨的論據，奢侈品能在中國賣出世界最高價，說明中國的財富集中在少數人手里，絕不是中產和工薪階層。

　　左小蕾：我也認為增長的潛力不在城市中的中產階級，即使他們對高科技等裝備的更新換代比別的國家更頻繁，但這種消費已經在現在的消費增長中體現了，很難再有更大的增長空間。農村市場就不同了，那里的消費傾向很強。

　　孫立堅：農村消費的潛力巨大。關鍵是看城市化進程有多快。城市化進程會為農村提供更多的就業，這樣一來，即使每個人維持正常水平花費不多，但總量巨大，加起來就形成了很大的消費動力。

　　劉軍紅：農村的消費前提在于“農民”地位的提高。日本拓殖大學教授葉芳和，早在上世紀80年代初期就提到過一個概念，叫做“農民是受尊敬的職業”。據他介紹，在美國，農場主一般將產業傳給最優秀的兒子；在澳大利亞，優秀的年輕人會選擇做“農民”。農村是綜合科技的實驗園，農民是掌握最先進技術的代表。從職業劃分角度看，“農民”處于什么樣的社會職業位置，很值得我們中國人深思。在“農民”的社會職業地位沒有切實提高的前提下，開啟農村消費市場，恐怕要付出更多的成本。

　　鏈接：

　　國家統計局1月25日發布的數據顯示，2006年中國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同比增速比上年回落兩個百分點，而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增速加快了0.8個百分點。

　　2006年中國國內消費市場活躍，增速加快。統計顯示，全年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76410億元，同比增長13.7%。限額以上批發和

　　根據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的部署，2007年要合理控制投資增長，努力優化投資結構；堅持以增加居民消費尤其是農民消費為重點，加快調整國民收入分配格局，努力提高農民和城鎮低收入者收入水平和消費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