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莊鎮后夏公莊推行產權改革率先分紅，他們經歷了股權分配上的爭議，也面臨厘清責權關系的困惑

　　-核心提示

　　2006年12月25日，通州區第一個“純農村經濟”的行政村，宋莊鎮后夏公莊村農民股東首次獲得分紅，給了人們再次審視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的機會。

　　農村集體經濟，一直處于名義上“人人所有”實際上“人人沒有”的模糊地帶。此次進行的產權制度改革，其實質就是“資產變股權，農民當股東”。而對于后夏公莊村的318名村民來說，成為“股東”之路并不簡單，不僅經歷了分配方式上的爭議，也面臨著如何厘清權責關系、擴大收益的困惑。

　　戴著大紅花，拿著小紅本，拿到股權證的村民戲稱這是又領了回“結婚證”。1月10日，通州區宋莊鎮又有3653位村民由農民變成了“股東”。

　　□本報記者 孫勇杰 北京報道

　　圣誕節那天，張大媽的小孫子第一次給家里“掙”了錢，總數1500元。

　　“以后每年都有。”張大媽說，這是小孫子作為后夏公莊村民的股權收益。而他的媽媽、張大媽的兒媳因為嫁過來后沒有把戶口轉到村里來，則沒有這個收益。

　　張大媽一家共有4本鮮紅的“股權證”，這是4口人分紅的“憑證”。2005年4月開始，后夏公莊實行土地產權改革，成立股份合作社，每個擁有村里戶口的村民，都有權利分享村里集體土地的租賃收益。

　　在整個通州，像這樣進行“農民變股東”產權改革的行政村已經有15個。后夏公莊，這個坐落在宋莊鎮政府旁邊的小村莊，是通州第一個給農民按股分紅的村子。

　　通州區宣傳部有關人員表示，明年將在該區繼續擴大試點范圍，在有條件開展村級產權改革的鄉鎮都要選定試點。力爭試點每年不少于10個，逐年有所增加。

　　“人人沒有”的尷尬

　　“農村集體所有制？知道啊，就是資產歸村委唄。”1月15日，后夏公莊一名姓侯的村民說。

　　“這次村里股改，村民成了股東才知道原來村里的資產是屬于村民的。”后夏公莊村支部書記蔣寶財說。

　　在宋莊鎮黨委書記胡介報看來，這次土地產權改革，就是要改變過去集體資產名義上“人人所有”實則“人人沒有”的模糊不清的集體所有制狀況。

　　北京市從上世紀90年代中期以后，城鄉接合部地區的一些農民，開始嘗試鄉村集體經濟體制的改革和創新。

　　2003年6月，市委、市政府發出了《關于深化鄉村集體經濟體制改革，加強集體資產管理的通知》，當年下半年，不少郊區縣開始推行集體經濟產權制度改革。

　　在蔣寶財看來，以往那些村子多是因為開發商要在當地開發土地，股改基金主要靠土地賠償金和部分商業樓出租。“它們面臨著眾多村民失去土地后的生計問題，大多是被動改革的。”而后夏公莊村是個“純農村”，推行股改是在具備經濟基礎以后的主動求變。

　　宋莊鎮是通州的經濟重鎮，而靠近鎮政府的后夏公莊村通過招商引資，目前共建有三個占地300畝的工業園。

　　蔣寶財介紹，這三個工業園一年的租金收入接近100萬元，這是集體資產的主要來源。

　　股改以前，好多村的經濟發展了，但什么都是村支書等少數幾個人說了算，就容易導致腐敗。

　　最典型的就是“三年定律”。

　　“村支書三年一屆，第一年剛上任，不熟悉情況沒經驗；第二年，熟悉了情況，有了想法，開始嘗試著做點事；第三年，事情還沒見成效，一想自己就這一年了，干好了也是別人的，能撈一把是一把。”蔣寶財說。

　　“以前，村務也公開，財務狀況什么的都公布，可只要不讓村民交錢，他們就覺得跟自己沒多大關系。”蔣寶財說，現在股改了，村民知道，集體資產的經濟狀況直接跟他們的年終分紅有關，監督、管理集體財產的積極性就提高了。

　　“農民成為股份合作組織內的股東，改變了過去農民形式上參與管理，實際上不管不理或亂管亂理、少數人說了算的狀況，使農村集體經濟的民主管理水平有了新的提高。”宋莊鎮黨委書記胡介報說。

　　預算中的分紅

　　“錢就是在這屋里分的。”1月15日上午，后夏公莊村支部書記蔣寶財側身坐在民委會大院的會議桌旁。

　　20天前，鎮領導、村委會人員，還有一群記者，把這間20多平米的小屋子，圍得里三層、外三層。

　　這一天，共有318名村民收到了1500元紅利。

　　“以前，過年的時候，村里也發東西，也就是發2袋面、20斤油、一袋大米什么的。”1月15日，村民張貴清說，這次一下子就發了1500元，“我們自己愿意怎么花就怎么花，當然高興。”

　　蔣寶財說，一年前，決定建立股份合作社，遠不像分紅那么輕松，“當時連我都沒想通”。

　　2005年3月3日，他接到鎮里的動員通知，要求他帶領后夏公莊村村民成立股份合作社，率先推行產權制度改革。

　　“我當時覺得，已經有村委會管理村里的集體資產，為什么又要另起爐灶成立一個班子？

　　而且，這些股份是可以繼承的，那不成了私有財產了么？”

　　“光開會，就開了20多天。”蔣寶財說，村黨支部一連開了大半個月的會，才統一了思想，開始做村民的工作。

　　“剛開始的時候，沒明白什么意思，都以為入股還要交錢呢，大家都不同意。”1月15日，50多歲的村民張貴清說。

　　“村民都不相信，有白入股分紅的好事兒。”蔣寶財說，但是，村委會一再向大家保證，年底會有1500元的分紅，三場動員會開下來，最終獲得了村民們的支持。

　　2005年4月，后夏公莊村村委在《北京日報》發布公告，將對村集體資產進行股改，要求所有戶口在本村的公民，在4月30日前到村委會登記，過期不予辦理。

　　股權分配的爭議

　　盡管村委事先費了不少思量，但最后因為分給誰不分給誰、怎么分，還是落下了不少埋怨。

　　村委會確定的方案是，2005年4月30日前，所有登記參加股改、具有本村戶口的村民，不論是老人還是嬰兒，都擁有一股等價的個人股。

　　“到那天為止，審核通過的本村參加股改的村民一共318人。”蔣寶財說。

　　“這幾年，不少村民戶口還在村里，但是全家都不在村里住，有的是全都出國了。”蔣寶財說，有的村民超過期限20多天才到村委會登記，還有到現在也沒有找到人的。

　　“還有的孩子出生后一直沒上戶口的，到股改最后幾天了，才著急去辦，結果到4月30日也沒有辦出來，這樣的也沒有領到股權證。”蔣寶財說，這些沒有辦成股權的，沒少埋怨村委。

　　村里的集體資產221萬，分成集體股、勞齡股、個人股三部分，集體股占30%、勞齡股占2.5%，剩下的67.5%是個人股。

　　“勞齡股是象征性的。”蔣寶財說，按照勞齡股計算方法，每個曾在村公社干過的村民，一年工齡是25塊錢，合作社總共存在8年，最多的也就是領到200元，這算是曾經為集體出過力的一種福利，是一次性的，相當于“買斷工齡”。

　　至于個人股，全村老老少少村民，全部平均一股，而不是像一些村子按照年齡和貢獻等，分成不等值的股份，蔣寶財說，村里有村里的考慮。

　　“有的村民家里有老人，但是有的已經去世了，如果按照年齡，給予不同的股份，也是不公平的。”蔣寶財說。

　　一名村干部說，沒辦法絕對公平，“誰都覺得自己該多拿點，但是，誰也沒拿出足夠的理由。”最終，還是大多數支持平均每人一股。

　　兩套班子當村官

　　盡管時隔一年多，蔣寶財對于自己高票當選股民理事會理事長，還是有些得意。

　　2005年4月30日，后夏公莊產權改革正式啟動。那天，除了公布318名股民名單，最重要的就是選出股民理事會。

　　318人每人手里有一張單子，所有人都是選舉者，又是候選人。蔣寶財介紹，按照大家的約定，理事會共由5個人組成，都必須獲得50%以上的選票，其中，獲票最高的當選理事長。

　　根據村委會的資料，當天，村支書蔣寶財共獲得有效選票308張中的303票，而其他四名理事也都是村委會成員當選，票數最低的一位剛剛超過50%.

　　“按照鎮里的意思，股改開始的階段，理事會成員最好還是由村干部兼任，好管理，經過了過渡階段，再形成兩套人馬。”蔣寶財說。

　　他介紹，原本當天還是要推選監事會的，但是由于村民對此認識不足，而且整個制度都還在試點，最終決定先放棄。

　　蔣寶財說，雖然目前兩邊的成員基本一致，但現在畢竟是兩套班子了，分開的好處在于村里的經濟管理和行政管理分開了。

　　村委會主要處理村里的公共事務，“文明、衛生、打架罵人這樣的事歸村委會管。”而股民理事會主要負責集體資產的運營，主要的目標是如何讓大家手里的股票升值，獲取更大的利益。

　　按照村里股份合作社的章程，股權超過一年以后可以轉讓，親屬具有繼承權。

　　“股權的轉讓，原則上只能在本村內部進行。”蔣寶財說，比如全家移民外地的，可以自己保留股權，也可以轉讓。

　　“轉讓的價格沒有規定，看情況吧，說不定以后開發的好，一股能漲到10萬呢。”蔣寶財笑著說。

　　“似企非企”難題

　　但是，如何讓村民的分紅越來越多，是理事會面臨的難題之一。

　　1月15日，后夏公莊村干部、理事會成員殷玉和說，“似企非企”是農村股份合作社面臨的最大問題。

　　“我們改成了股份合作社，可是我們自己不生產東西，是集體的土地租給別人獲得收入。”殷玉和說，這個收入是死的，一年就那些。

　　“土地資源是不能動的，沒有市里批準，我們不可能搞更多的開發。”殷玉和說，即使政府征用村里的土地，具體賠償、租金等一系列問題，也是由政府出面談，去確定最終的項目和利益分成。

　　據《21世紀經濟報道》文章稱，去年7月26日，

　　同時，該報道表示，針對具體問題，高層仍存在較大爭議。

　　就目前農村情況而言，像后夏公莊一樣，股民理事會仍不可能擁有土地的開發權，就是現在每年獲得的收益，企業也是跟村委會簽訂的協議，而不是股民理事會。

　　“所以，理事會目前存在的意義并不明顯，主要就是管一年分這一次錢。”殷玉和說。

　　按照規定，理事會有權力支配集體資金，進行風險投資，獲取更大利益。“可是誰敢去投？誰來承擔責任？”

　　“我們當然希望獲得更多的分紅，可是，要是把錢都投出做別的，我們不同意。”1月15日，張貴清等村民的說法，印證了殷玉和的憂慮。

　　在理事會成員看來，如果真的要投資運營，股份合作社和股民理事會還面臨一個“身份”問題，“它的性質到底算什么？如果算企業，要辦理各種執照，還要繳納相應稅金，可它又不是企業，我們怎么辦？”殷玉和說。

　　如果以后股份合作社推廣到全鎮，集體資產管理交給獨立的股民理事會，誰來對他們進行管理，尤其是出現并村等現象時，股權問題由誰來調解？”政府是不是要專門成立一套班子統一管理股份合作的事務，現在也沒有說法。”

　　“村干部缺乏在新體制下的經營管理經驗，農民變股東以后缺乏正確行使股東民主權利的實踐。”1月10日，宋莊鎮黨委書記胡介報表示，整個產權改革還處于起步階段，還有很多的問題要解決，但這不妨礙改革繼續推進。全鎮47個村的改革工作將在2到3年內全部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