貿易順差積累和調整需對癥下藥

　　出口增長27.2%；貿易順差增長74%，創造1774.7億美元的新紀錄。面對中國2006年對外貿易的最終統計，華盛頓國會山上的某些先生們大概又要做文章了。

　　按美方統計，中國從2001年開始成為美國最大貿易逆差來源地，2004、2005年對華貿易逆差分別占其貨物貿易逆差總額的24.3%和25.8%。這種情況下，美國一些勢力將中國當作調整經常項目逆差的重點不足為奇。

　　然而，解決貿易失衡問題必須對癥下藥。中國的巨額經常項目順差和美國的巨額經常項目逆差是全球經濟失衡的兩極，對這種失衡的基本解釋有兩種：“擠出效應論”、“擠入效應論”。美國官方更傾向于支持“擠入效應論”，強調中國擴大內需，以及相應地擴大金融服務業市場準入。2006年12月15日，美聯儲主席本·伯南克在中國社科院發演講，認為中國消費過低，違背經濟發展的最終目的———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也是中國經濟外部失衡的根源，提高消費有利于增進中國人民福利和實現中國經濟外部平衡。

　　但實際上，中國國內消費占GDP比例雖然低，但中國國內消費增長絕對速度并不低，只是投資、出口增長更快而已。2006年1~11月，中國社會消費品零售額達68910.8億元，同比增長13.6%。消費增長在世界范圍內比較決無遜色，更明顯高于美歐等發達國家。

　　中國國內消費占GDP比例過低固然有國內收入分配失衡、社會保障和義務教育體系等內部因素的作用，但美國和其它經常項目赤字國消費過多、儲蓄過少的作用也不可忽視，正是在美國人消費需求的拉動下，中國才有過多的資金投入投資而不是國內消費。因此，中美兩國經濟外部失衡是兩國經濟結構問題共同作用的結果，單純要求其中一方調整，必然效果不彰。

　　2006年12月首次中美戰略經濟對話前夕，美國

財政部長鮑爾森發表署名文章，提出中美戰略經濟對話的3個磋商領域，第一個就是“在不引起巨大的貿易不平衡的情況下維持可持續的經濟增長”。但歸根結底，美國龐大且快速增長的經常項目逆差才是全球經濟失衡的癥結所在，美國的經常項目是其國民儲蓄率過低所致，而2000年以來美國國民儲蓄下降又主要源于政府財政從盈余轉為空前的赤字。因此，美國需要切實調整其不可持續的儲蓄－投資模式，降低財政赤字，切實提高儲蓄率，從而為化解全球經常項目失衡作出決定性的貢獻。按照國際

貨幣基金組織的測算，與其他候選方案相比，這是解決全球儲蓄－投資失衡及其相應經常項目收支失衡的最優途徑，其它任何國家和地區都無力、也不應替代這個全球唯一超級大國自己進行這種調整。

　　無論是在中美之間還是在中歐之間，雙邊貿易失衡問題需要通過理智、全面的協調來解決，問題是在中美、中歐經濟協調過程中，美歐某些保護主義勢力往往傾向于將經濟調整的責任全部推向中國。相比之下，美歐財經管理部門的態度較為理性、全面，能在一定程度上公開承認本國／本地區需要承擔的經濟調整責任。在中國社會科院發表的演講結論部分，伯南克提到，美國相應必須在提高國民儲蓄率、避免保護主義等方面承擔責任：“……中美之間的經濟關系極為重要，雙方都從相互聯系中受益。關于全球失衡，我已經探討了既能降低中國的不平衡又能鼓勵消費的解決方式。美國在這方面也必須做出努力，特別是提高國民儲蓄率以及避免保護主義。一體化程度越高，相互間的依賴度就越高，肩負的責任就越大。”這是一種值得稱許的進步，希望經過努力，美國、歐盟社會各界能有更多的人接受這種理性的認識。

梅新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