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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經》雜志:尋找新東亞http://www.sina.com.cn 2007年01月11日 13:22 《財經》雜志網絡版
除了是惟一沒有美國參加的東亞地區對話機制,進入第二屆的東亞峰會還在尋找發揮實質性作用的可能路線 本刊記者 黃山/文 因臺風被推遲一個月后,第二屆東亞峰會(EAS)將于1月15日在菲律賓宿務召開。這個曾經一度被外界解讀為“試圖與美國在東亞的勢力相抗衡”的區域對話機制,今年即將引入地區能源安全等實質性話題。 本次峰會原訂于2006年12月10日至14日期間召開。按照2005年12月首屆峰會達成的共識,在東盟十國加上中國、日本、韓國、印度、澳大利亞、新西蘭的東亞峰會舉辦的同時,也將召開東盟領導人第12屆峰會,以及東盟與東北亞三國之一“10+1”、東盟與中、日、韓“10+3”峰會。 根據去年7月26日東亞峰會成員國外長會議達成的協議,這屆東亞峰會將關注能源安全、金融、教育、禽流感以及減災問題。作為東道主的菲律賓,也提出會議討論世貿組織多哈回合談判陷入僵局的問題。 定位分歧 東亞峰會的思想源于上世紀90年代初,時任馬來西亞總理馬哈蒂爾提出“東亞經濟共同體”的構想。但其時,亞太經合組織(APEC)正處于上升期,并成為當時亞太地區經濟合作的主要論壇和機制。因此,“東亞經濟共同體”這個具有排他性質的組織構想遭到美國和日本的反對,也就無疾而終。 進入90年代中期,APEC在促進地區貿易自由化方面缺乏后勁,歐盟、北美自由貿易區所倡導的地區主義對東亞國家不啻為一種激勵,亞洲金融危機也使本地區國家意識到加強團結、促進合作的重要性。在此大背景下,1994年的東盟地區論壇(ARF),1997年的東盟“10+3”合作框架、與此并行的東盟十國同東北亞三國之一的“10+1”對話,1999年形成在“10+3”會議期間的中、日、韓三國領導人峰會,都指向東亞合作的方向。 作為東亞地區一體化的代表,東盟自1967年成立起,歷經40年,已經從最初致力于地區穩定的組織,發展成以經濟合作為基礎的政治、經濟、安全一體化合作組織。2002年1月,東盟自由貿易區啟動,目標是實現區域內貿易的零關稅。2003年的東盟峰會提出,到2020年前建成東盟經濟共同體,而后又提前到2015年,目的是建成東盟單一市場和生產基地。 因此,由東亞地區一體化程度最高的東盟,在東亞區域合作進程中發揮主導作用,成為東亞峰會與會方的共識。但是,對峰會在促進東亞一體化建設中扮演的角色,各方有不同的意見。 首屆峰會達成的《吉隆坡宣言》,將這個機制明確定位為就共同利益和關心的戰略、政治和經濟問題進行對話的論壇,目標是推動東亞地區的和平、穩定以及經濟繁榮。中國社會科學院亞太研究所主任張蘊嶺就此向《財經》記者表示,這一定位表明,東亞峰會是東亞合作的支持機構。 然而,從確認東亞峰會與會方的過程就可看出,不同國家對峰會的定位有所分歧。日本在東盟國家新加坡、印尼的支持下,要求峰會不僅需要包括東盟十國以及中、日、韓三個東北亞國家,還需要包括其他相關國家,主要是印度和澳大利亞。而澳大利亞為了滿足參加東亞峰會三個前提條件之一,即與會國必須是《東南亞友好合作條約》簽字國,特意在2005年加入了這一條約。 張蘊嶺認為,同《吉隆坡宣言》將東亞峰會定位為論壇不同,日本等國家希望能將峰會機制化,具有實質性內容;換言之,希望由16國的會議(而不是13國)作為推動東亞區域合作的主要機制。 為此,日本在2006年8月拋出旨在促進東亞經濟一體化的“東亞全面伙伴”概念,后者試圖在貿易、投資、知識產權、服務業等領域進行全方位的合作。而這一概念的出臺,又是基于日本在2002年1月同新加坡簽訂的兩國經濟伙伴協定(EPA)。根據日本的說法,雙邊經濟伙伴協定涉及的范圍要比自由貿易協定(FTA)來得更廣,其目的是在一個包括更多成員國的框架下,推動科技聯系和人力資源的開發。 相比之下,東盟國家馬來西亞、泰國、緬甸以及中國、韓國主張,東盟“10+3”應該成為東亞一體化建設的主渠道和中心,東亞峰會則以對話論壇方式作為“10+3”的補充。作為推動東盟“10+3”主渠道的舉措,中國率先在“10+1”的框架內,大力推動中國-東盟的雙邊關系。 2001年,中國率先同東盟達成在十年內建立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的協定。在2003年的東盟峰會上,中國成為第一個加入《東南亞友好合作條約》的東盟對話伙伴國,同時成為東盟首個戰略伙伴。 美國的影子 可以預見的是,在東亞一體化建設的過程中,東盟“10+3”和東亞峰會等多邊框架將以共存的方式發展。然而,圍繞東亞峰會前景的最大問題之一,依然是美國的角色。 在首屆東亞峰會之前,由于美國未被邀請與會,引發了美國國內關于中國試圖通過峰會排除美在東亞的影響力的言論。對此,中國外交部和中方學者在許多國際場合多次解釋、澄清:美國未被邀請,是因為其未達到東盟主辦方的要求,并非中國的阻撓。 盡管美國在加入東亞峰會方面多少“名不正,言不順”,但鑒于美國與峰會成員國中的日、韓、菲律賓、泰國及澳大利亞之間簽有雙邊軍事同盟條約,同新加坡簽訂有雙邊自由貿易協定,而且美國在東盟的總體投資額及同東盟的貿易量都很大,使美國成為東亞峰會揮之不去的因素。 更重要的是,美國充分認識到東盟對其國家利益特別是反恐戰略的意義。美國亞利桑那州立大學的謝爾頓西蒙(Sheldon Simon)教授指出,由于恐怖分子在泰國南部、菲律賓以及印尼的活動,美國已將東南亞作為其反恐的“第二戰線”,也因此將整個東盟而非其中個別國家作為合作對象看待。這是美國東南亞戰略的一個轉變。 美國國務卿賴斯在2006年7月參加東盟外長會議時表示,美國將同東盟一起制定為期五年的行動計劃,希望因此推動經濟政治聯系。而在東盟方面,普遍認為該行動計劃是未來美國-東盟自由協定的基礎。 不僅如此,美國貿易副代表卡蘭巴提亞(Karan Bhatia)表示,美國支持東盟一體化進程,并希望通過同東盟整體的貿易和投資協定,來推動雙邊關系制度化。有關美國專門任命派駐東盟大使,以及在財政部建立針對東盟的代表處的提議,都屬于美政府當前的討論議題。 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東南亞研究室主任翟琨認為,美國正在采取動作弱化未能參加東亞峰會給其帶來的利益損失,其中之一就是加強與峰會“發動機”東盟的關系;具體措施表現為在過去連續兩屆的APEC峰會上,美國仿效“10+1”機制的做法,同緬甸、柬埔寨、老撾之外的非東盟七國舉行峰會,即所謂“7+1”。 對東亞峰會性質以及意義的爭論,不會隨著第二屆峰會的順利召開而散去。 翟琨的看法是,更關鍵的是,要看2007年的第三屆東亞峰會——屆時,相關各方將迎來東盟成立40周年以及東盟“10+3”機制成立10周年。有關東亞峰會這一機制未來走向的信號,勢必將進一步明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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