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看守所所長接受周正毅家屬賄賂被刑拘

　　本報記者 陳芳

　　三年鐵窗生涯之后，周正毅走出了提籃橋監獄的高墻。短暫的自由僅維持了4個月，2006年10月，周正毅再次被有關部門拘捕。

　　在上海司法和公安系統的高墻背后，卻有人因為周正毅而失去自由——上海市看守所所長黃堅因接受周正毅家屬賄賂，于2006年12月下旬被刑事拘留。

　　在接受記者電話詢問時，上海市看守所辦公室并未否認黃堅被刑拘的消息。

　　《財經》雜志的報道說，據有關部門初查結果，周正毅及其親屬等三人在上海市看守所羈押期間，身為看守所所長的黃堅，接受周正毅親屬賄賂共計人民幣49萬余元，另有港幣、金銀首飾若干。黃為周正毅等人在羈押期間的生活和對外聯系提供了方便。

　　此前的2006年8月，上海提籃橋監獄教導員俞金寶因嚴重違反黨紀，被有關部門雙規。

　　專家說，受賄瀆職的政府高官或經濟要犯，一旦鋃鐺入獄就應與普通囚犯無異。但他們在獄中享受的特殊待遇，進一步暴露出監所系統的體制漏洞。

　　而目前，這個堅固神秘的系統的改革正在按部就班地緩慢進行。

　　特犯周正毅

　　按照中國的司法程序，隸屬于公安系統的看守所是獲罪者的第一站。在檢察院提起訴訟、法院判決期間，犯人一直在看守所服刑。法院裁決生效后，根據不同情況，犯人再轉到不同監獄繼續刑期。

　　但周正毅在上海的三年牢獄生活，處處顯示出與眾不同。周于2003年5月26日被刑事拘留后，一直由位于浦東新區滬南路的上海市看守所收押，直至2004年6月26日轉至上海提籃橋監獄服刑。

　　據《財經》報道，消息人士透露，在接受周正毅家屬分三次送出的賄賂后，看守所所長黃堅為周正毅等三人提供了生活和通訊便利，如可享用每餐“四菜一湯”，允許其使用手機等，“客觀上為在押人員和案件關系人內外串供提供方便”。

　　此外，在被羈押上海市看守所的一年間，周正毅至少到位于楊浦區的上海監獄總醫院看病三次，每次該院都接到命令停止門診，專為周正毅一人服務。

　　據上海司法系統內部人士介紹，上海監獄總醫院為上海市監獄管理局下屬事業單位，這家醫院負責全市政法系統內罪犯、犯罪嫌疑人、勞改人員的防病治病工作。監獄管理局的下屬企事業單位，包括監獄總醫院、上海華夏賓館等等。“這些下屬企事業單位有可能成為犯人家屬接近監所內部人的通道。”

　　提籃橋監獄教導員俞金寶案發后，有人在上海司法系統內部網絡上發表了一篇文章，題為《懺悔吧，有罪的人！》，文中提到周正毅并沒有按正常程序收押入監：

　　“按照有關規定，除未成年犯、女犯直接由少管所和女犯監獄收押外，所有男性罪犯，包括判處死緩和無期的重刑犯，一概都由上海市新收犯監獄收押，然后根據一定的標準，將不同類型的罪犯，分流到不同的監獄中去。但周在刑事判決書生效后，經過某些神秘人物的安排，又極其神秘地直接從市看守所來到了提籃橋監獄。”

　　上海司法系統內部人士說，犯人都希望到有熟人或有關系的監獄服刑，去哪家監獄服刑“有很大的‘運作’空間”。

　　上海提籃橋監獄一般收押重刑犯和長刑期犯，事實上也是一些“特殊犯人”的服刑地。周正毅于2004年6月26日轉至提籃橋監獄，在那里受到了“一對一”教導員俞金寶的特殊照顧。

　　知情人士透露說，周正毅抽的熊貓煙都是交給看守保管的，“別處都是外面的人給里面的人抽煙，周正毅是里面的人給外面的抽煙”。

　　有了俞金寶的關照，周正毅在飲食、起居、通訊方面都獲得了不同于普通犯人的“特惠”，《懺悔》一文的作者說，“體現人權觀念的親情電話，在周那里變成了想打就打的特權電話。”

　　燈下黑

　　“其實在公、檢、法、司的鏈條上，司法監獄是最后一環。監獄只是最終的執行部門，而前端腐敗的監管才是盲點。”上述司法系統人士說。

　　因為周正毅案而受牽連的上海司法系統人員不僅僅是黃、俞二人。一位周正毅案的相關律師，用“燈下黑”來形容司法監所系統存在的問題，越是光亮的地方，投下的陰影也越濃重。

　　據知情人士介紹，早在2004年8月，周正毅入獄之后，上海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一位前副院長就被取保候審。此人曾主持審判過許多案件，包括曾擔任周正毅一案的審判長。

　　而隸屬于公安系統的看守所，“因為關押的是未決犯，所以尋租空間更大”。一位熟悉刑事案件的律師說，“一般各區縣的案犯就關在自己區內的看守所，且看守所經費多來自于本級財政，所以本級的行政領導就很容易去‘協調’。”

　　犯人在看守所期間的普遍“套路”是，先取得公安上層或者本級行政領導的默許，然后弄一張病歷證明，以身體不好為借口取得“取保候審”的資格。

　　有些地方的看守所，在中秋、春節期間準許在押犯人離所探親。而犯人親友通過“活動”看守所干警，為犯人取得離所探親的機會。

　　在監獄階段，犯人也可以以身體原因取得“假釋”。“因為健康的彈性最大。監所基本都不復查。”上述律師說，如果有關系，在看守所可以獲得單間居住，也可以安排在沒有監控設備的房間審訊。“在這種情況下，只要看守借口去抽煙，未決犯就有串供的空間，律師也可借機談與案件相關的內容。”

　　檢察機關在某看守所作的一次調查顯示，實踐中把一些常見疾病作為嚴重疾病保外就醫的占了70%；此外，雖患有嚴重疾病，但罪犯尚具有嚴重社會危害性的又占了21%。

　　上述司法系統人士說，看守所是不讓被押人員身上帶現金的，但一個普遍的途徑是，錢由被押人員親屬以吃飯錢的名義交到看守所。

　　2005年，廈門市第一看守所民警吳祖仁因受賄28萬元被判刑13年。因為幫忙傳遞字條、香煙、食品等，吳祖仁當起了看守所在押人員及親友的“郵遞員”，所得“工資”便是那28萬余元。

　　一些“特殊罪犯”的律師，往往在當事人看守所收押期間，大力活動，“或串供，或修改財務資料，或尋找關系”，為當事人量刑和選擇監獄“盡心竭力”。

　　尋租空間

　　上海監所系統的俞、黃二人，因為周正毅而東窗事發。“這樣的個案在長三角地區很少見，往往是欠發達地區的監獄因為經營困難，使受賄的可能性增加。”上海司法系統內部人士說。

　　司法部司法研究所副所長王公義在接受本報采訪時分析，權力集中帶來尋租空間，監獄長和看守所長的權力很大。而法律對于量刑等的規定又是有區間彈性的，里面的尋租就發生了。

　　“比如減刑，倘若五年刑期的只能減3-6個月，找人打招呼就能減6個月，沒關系的可能只減3個月。執行的尺度大小跟尋租的空間正相關。”

　　而監所腐敗的途徑無外乎三種：減刑、假釋和保外就醫。“目前的監獄已經越來越公開透明，即使使用上述手法也需要公開打分。”王公義說。

　　不過，一些不發達地區還有監企合一的體制——監獄長同時兼任監獄企業負責人，而企業利益有可能妨礙司法公正。

　　監獄體制改革從2003年開始。試點首先選擇了六個省市，上海也包括在其中。在這個名為新型的監獄管理體制的改革中，監企合一在體制上被隔離——監獄和監獄企業在機構、職能、資產、財務和人員實現分開。監獄的資金來源由中央財政和地方財政分別承擔。

　　相比之下，看守所的體制似乎還沒有理順。“看守所的很多人都是沒有判的，判重判輕的過程中漏洞更多，而且不公開。”

　　據王公義介紹，從職權劃分來看，看守所隸屬公安系統，主要關押犯罪嫌疑人(未決犯)和刑期1年之內或者余刑1年之內的已決犯。“看守所隸屬公安系統確實會提高偵查效率，但也會造成刑訊逼供和受賄等問題。”

　　“比如，刑法上規定是不能超時羈押的。但是公安的偵查人員沒有按期完成任務，他們和同樣屬于公安系統的看守所就可以內部協調，違法成本會低得多。”在王看來，公安、司法、監察和法院四個部分還是應當互相監督，才能保證司法的公正。較為理想的方法是將看守所從公安系統劃歸到司法系統。

　　而這一點在學界顯然有較大的認同，著名民法學家梁彗星也曾在《檢察日報》撰文指出，應該改變看守所的管轄體制，以此來避免刑訊逼供的發生。

　　而前述上海司法系統內部人士認為，提籃橋監獄是全國示范監獄之一，其各項管理方面的改革在全國處于領先水平，只不過因為周正毅事件將其問題放大了。

　　就目前而言，上海提籃橋監獄已經有了檢察院派駐的駐監獄檢察室，負責防止虐犯行為，動員在押人員檢舉揭發犯罪線索等等。2006年1月，作為司法監督機關的上海市檢察院監所處接到舉報，稱周正毅在押期間享受“特殊待遇”，遂召集提籃橋監獄方面的代表開會詢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