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華：一個無法預測的作家

　　張清華/文

　　一

    任何一個讀者都會對他喜歡的作家有一個想象，但對于余華的讀者來說，只從作品中來設想他卻是遠遠不夠的。

　　多年前，當他還是一個炙手可熱的“先鋒”作家時，我卻并沒有見過他本人，只是從照片上看到他那副精干和深沉的樣子，少年老成，大師氣象。那時我想象中的余華是冰冷和陰鷙的，不茍言笑而有著鷹一般銳利的眼光。我以為這樣的人是很難接近的，因為很難想象，一個容易接近的人會寫出那么多冷酷而幽深、晦澀而堅硬的作品，會那樣熱衷于人性中的陰暗，對血腥和暴力癡迷。然而最近半年來的接觸表明，這個預期不但錯了，而且大錯特錯。余華其實比任何一個有成就的作家都更容易打交道，更少矯飾和故作姿態，他甚至還保持了一顆不曾泯滅的童心，還有著完全“北方化”了的坦誠與豪爽，這使我倍感驚訝。

　　然而驚訝之余，卻又覺得很自然了，一個最復雜的人常常也最簡單。余華筆下的故事線索是復雜的，小說意蘊是幽深的；但作品中的人物性格卻常常是至為樸素和簡單的，《活著》中的福貴，《許三觀賣血記》中的許三觀和許玉蘭，《兄弟》中的宋鋼和李光頭，甚至宋凡平和李蘭，甚至“劉作家”和“趙詩人”……性格無不是簡單、質樸和直觀的。余華正是和他作品中的人物一樣，可以放聲而爽朗地大笑，可以小口但實在地喝酒，談吐率真而不繞彎子，與你較勁而不留什么余地。他還說他身上有山東人的血液，因此也就有著山東人的那種質樸和爽氣。我忽然覺得，也許余華身上的復雜和簡單是有“分工”的——他的“頭腦”負責作品中的復雜，主題是復雜的，蘊涵的思想是復雜的；可是他的“心”卻負責他作品中人物的簡單，性格是簡單的，說話是直白的，行為邏輯從來都是不加掩飾直奔主題的，在某些時候是充滿“小壞”、而最后又無不是自我懲罰和救贖了的……

　　嗬，頭腦和心靈的分工，這可是個發現。如果說小說中的人物性格一定有作家本人的影子的話，那么在余華身上是最顯在和直觀的，這個特點真是令人喜愛的。

　　二

　　很多人一直在討論余華小說中的“轉型”，為什么他早期和后來的風格是如此的不同？我記得只有一個人把道理講得最簡單而可信，是作家李洱的一個說法：“余華為什么從殘酷轉向了溫情，從陰郁轉向了明朗？為什么——因為他做了父親，有了一個可愛的兒子！”這是在一個有多位作家參加的與高校學生的見面會上說的，學生們終于明白了，復雜的問題原來是如此的簡單。這個出其不意的精彩回答幾乎拯救了李洱，因為他此前竟一直處在莫名其妙的緊張之中，大汗淋漓推推讓讓不肯說話。當他說出了這句話之后，我看到他終于情閑氣定，泰然自若，侃侃而談了。我也忽然想到，從陰郁而豐盈的南方，多雨而潮潤的南方，街道和人心一樣機巧精致參差錯落的南方，來到干燥而明朗的北國，在冬春兩個季節里都一覽無余的北京，語言也由宛轉細膩而變得直接簡練的北方，余華能不發生變化嗎？

　　我一直有一個自鳴得意的發現，那就是我以為在最優秀的作家里，余華是為數不多的懂得“用減法”的作家之一。魯迅是最善于用減法的，他的小說線條單純至極，人物近乎白描，情節總充滿戲劇性地集中而簡練，語言也最干凈儉省，因此他能夠成為新文學的典范，成為文體、語言與美學方面的范本。而當代的作家中有這樣功夫的作家要首推余華，他也是這樣地擅長用減法，形式感這樣地強。他的成名作《十八歲出門遠行》大概只有兩三千字，卻提出了這個時代真正可以與魯迅的《狂人日記》相提并論的命題：那就是“精神如何成年”的問題。我們總是要讓堅守著純潔的道德與信念的孩子，在他所謂的“成人儀式”上遭受一場致命的挫折，讓他知道成人的世界是這樣地壞，成人的道德和秩序是這樣地自私和專斷，當他感受到這樣一場精神破滅的悲劇之后，他就“一路歡跑起來”，或“赴某地候補”了。多么普遍、令人震驚又習而不察的日常圖景啊；還有他的一直被忽略的《兩個人的歷史》那樣的小說，只用了不到三千字就幾乎書寫了一個長篇才能夠完成的小說容量；還有《現實一種》，多么富有戲劇性的情節，這“可能的現實”比“真正的現實”來得還要令人感到震驚和有深入骨髓的真實；《鮮血梅花》只有兩千多字，卻網羅了武俠敘事中全部的套路，把故事都減到了極致；在《許三觀賣血記》中，是與魯迅的《孔乙己》和《祝福》中酷似的減法式的處理與戲劇性的細節重復，會心的微笑與令人辛酸的大悲憫……這正是他的小說之所以受歡迎的根本原由。

　　形式感與戲劇性就這樣產生了，余華也因此具有了真正的小說美學——這是他終將矗立于小說藝術峰巔的真正原因。沒有幾個作家能夠意識到這樣的問題，即便意識到也沒有能力做到，多數人只是兀自用力地寫著，追求著文字的產量，而余華則懂得那個核心的道理：小說是有美學的，藝術是有靈魂的，藝術家是分層次的。如果不是這樣，就沒有《活著》和《許三觀賣血記》的成功。

　　三

　　在僅有的幾次當面交談中，我發現只要提到《兄弟》，余華馬上就會眉飛色舞，不能自抑，顯然，他還停留在這部小說“產后的亢奮”中。2005年夏《兄弟》的上半部出來時，讀者的反映基本是平靜中略帶著失望，當然還有對下部的期待，可是等到2006年初下部問世后，所聽到的卻幾乎只有失望和批評。雖然這批評輿論中，多數是因為他們喜歡余華，期待他的令人驚喜的超越和創造，但尖銳的批評也不僅來自一般的讀者和媒體的輿論，還來自余華以往比較看重的專業讀者和批評家，這讓余華充滿不安和“不服”，他在激烈地為他的新生兒辯護。

　　“為什么人們不換一種想法來期待我呢？”余華說，“為什么人們不好好地想想，是我的作品顯得夸張、荒誕和不真實，還是今天的生活現實更讓我們感到荒誕和不真實？”

　　他滔滔不絕地講述著他從各種媒體那里看到、從各界的朋友那里聽到的令人匪夷所思的新聞，還有我們日常生活中早已習而不察的種種怪事，“‘處美人大賽’是夸張的，可是我們的社會不是從九十年代末就已經到處都在選美了嗎？”“李光頭不可信嗎？可是我的經濟界的朋友告訴我，現在中國富豪排行榜上排首位的，就是靠賣廢品起家的。”

　　我漸漸覺得，也許他的說法是對的，此前我對《兄弟》的閱讀中確有著許多存疑之處，但經他一說，也覺得他是有道理的。一個作家不但應該“滿足”讀者的期待，也要不斷“超出”他們的意料，他的做法不是最安全和保險的，卻是最有挑戰性和最刺激的。一部好的作品在意識上常常是超前的，等到過上多少年，人們才會漸漸接受他作品中的觀念，才會覺得他所寫的是如此準確地記錄和傳達出了一個時代。1993年賈平凹的《廢都》、1995年莫言的《豐乳肥臀》都是例子，它們當初受到的批評完全不亞于《兄弟》，但如今歷史和人們的文學經驗卻證明，它們都成了這個時代最重要的文本，最鮮明的精神符號和文化印記。從這個意義上，《兄弟》值得期待，隨著時間的推移，也許它的意義與美學屬性、它對于今天我們社會生活的概括力與美學上傳神的表現力，會越來越凸顯出來。

　　但我還是挑剔：“上部中李光頭有一句話讓我感到不可信，他說了一句‘林紅是我的夢中情人’，七十年代的少年能夠說出這樣一句話嗎？”

　　“呵，那不會，這句話是有問題的。”

　　這個回答使我感到了令人溫暖的坦誠與率真，而他前面的那些辯護也使我更感到可信了。圣誕前的平安夜里，他還在給我的短信里提醒我對歷史的健忘：“1986年在中國老百姓中誰會知道圣誕節？現在我的樓下就有一棵很大的圣誕樹。”確實，我們所身歷的這場時代的巨變使我們失去了對歷史的記憶能力，因為它變化得實在是太快了，猝不及防，我們不得不用健忘癥來適應它過于飛速和紊亂的節奏。或許，過上多少年，人們對我們這個時代的記憶，將不得不依賴《兄弟》這樣的小說。從這個意義上，巴爾扎克說小說是一個民族的秘史，絕非虛夸謬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