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平：我們這個民族的法學老師

　　向前進/文

    他本來想做一名記者。最終，他成為了中國法學界的精神支柱。

　　一

    高中，他就讀于北京三十一中，時稱崇德中學。那是1940年代，他是那個壓抑年代里熱血沸騰的青年人，在那所著名的中學里，他參加了反內戰、反饑餓的學生運動。他們青澀而尖銳，他們的饑餓感不僅僅來自物質的匱乏，更來自于壓抑的政治氣氛。1948年，他18歲，雄心勃勃地考取了燕京大學，學習新聞專業。他想用報紙來推動國家的民主化、自由化，使之成為真正的民之喉舌。他希望自己能鼓天下之氣，幫助社會實現更為廣闊的變革。但是，他的思想很快發生了轉變，他對舊中國感到了絕望。最終，他走上反抗腐敗政權的道路，輟學加入了民主青年同盟。

　　那段短促而動蕩的生活充滿了風險，但也培養了他的責任心和過人的勇氣。1949年，北平解放，巨大的變革激發了他對未來最美好的想象。他參加了北平市團委籌委會的工作。很多年后，他年過古稀，面對前來采訪他的記者，他說，之所以輟學參加革命工作，就是為了建立一個民主、自由、富強的新中國。

　　二

　　一條陽光大道直通社會主義美好的未來。1951年8月，作為新中國優秀青年的一員，他被選為首批留蘇學生之一，前往著名的莫斯科大學法律系學習。在那里，因他多才多藝，參加了中國學生會的工作，曾與當時在學生團委工作的戈爾巴喬夫一起共事。他在最短的時間內完成了學業，獲得全優畢業文憑。他抑制不住為新中國服務的激情，于1956年提前回國，赴教北京政法學院。

　　三

　　“法律并不是我人生自愿的職業選擇，它枯燥無味，不像新聞那樣自由奔放。”他說，“但既然是國家派我去學的，當然是抱著崇高的使命感去學的�！�

　　逐漸地，他懂得了法律與新聞一樣，都有著民主與自由的深刻內涵，如果說“法制”并不足以包合民主，那么“法制”就必須以民主為基礎，以民主為前提。他在蘇聯學習時，法律制度確實比較完善，但是——他說——誰也不想稱斯大林時代的蘇聯是一個“法治國家”。他意識到，建立現代法治國家，與建立現代工業化國家、現代知識經濟國家同等重要。

　　四

　　那是新中國第一座法學院。他被院長錢端升視為不可多得的奇才。他一面教學，一面擔任蘇聯法學教授的專業翻譯。然而，反右運動開始了。未及施展才華，他便被“引蛇出洞”——向學校組織坦陳看法——成了第一批右派分子。那是他迄今最為刻骨銘心的時刻。從那一刻起，他從“人民的陣營”劃入了“敵人的陣營”，之后天天受批挨斗。幾十年后，他的夢中還時常雜亂地回放著那些驚心動魄的情景，醒來后仍心有余悸。

　　他記得，當時全校還為他劃為右派在大禮堂進行公開討論，以便使那些“糊涂”的人“清醒”過來。討論的主題，就是他為什么會成為右派。當時被劃為右派的人，“原因”并不難找——有的是因為歷史問題，有的是因為階級出身，有的是因為個人主義，有的是因為伸手要權。而他剛剛從蘇聯留學回國，與上述原因無涉。于是就挖他的教育背景。他曾就讀的崇德中學，那是一個基督教會高中，而他高中畢業后又考入美國人辦的燕京大學。于是，他們找到了使他成為右派的原因，即“資產階級民主自由思想”。

　　他難以認可的是：為什么民主思想就不好？為什么民主思想就必須戴上“資產階級”的帽子？

　　五

　　他從未想到自己的人生之路，有那么多的厄運像地雷一樣埋伏著。1957后，這個抱負理想、才華橫溢的青年，一下子被打入政治地獄。與他留學時期相愛、回國后結婚的妻子，也在組織的迫使下與他離婚。離婚之后，他被流放到山西放羊、勞動。在一次抬鋼絲過鐵軌時，由于疲勞過度，他居然沒有聽見呼嘯而來的火車，被火車帶出了幾十米遠。死神像一股突然的涼風，卷走了他的一條腿。

　　“逆境給了我磨難和考驗，使我更能以平常心看待一切，我喜愛的一句格言就是‘生于憂患，死于安樂’，國家民族如此，個人也如此。逆境給了我沉思與回顧，使我更能以正常心看待一切，已經沒有什么可迷信的了，我喜愛的另一句格言就是：‘只向真理低頭’。”后來，他總結說。

　　六

　　持續了22年的逆境終于結束。1978年底，北京政法學院(后更名中國政法大學)復校，他得復教職。1979年后，他便大膽提議，開設了復興民法傳統的羅馬法和西方民商法課程，并親自授課。此舉開國內現代法學教育之最先。從那時起，財產自由、契約合同自由、權利神圣與理性責任這樣的概念，開始深入中國法學界。他不知疲倦，不計得失，為中國政法大學的復興而奔波，居功至偉。他成為一個公認的出色的法律教育組織者。1988年，他被推舉為校長，實至名歸。

　　執校期間，他挽留、幫助、引進了許多優秀教師。他愛惜學生，尊重學生的合理意愿。他確立了民主思想教育和專業教育并進的原則。他說，學法律的人固然需要埋頭于法律條文的詮釋和學理的探究，但離開了民主、人權這樣的基本目標，法律就會蒼白無力。有人曾說，在“紅色校長”和“民主校長”之間，他選擇了后者。但他認為，法學教育不應該過分強調空洞的形態問題，不能把中國法學教育孤立于人類豐富的法律知識體系之外。他率先貫徹了這種教育思想，培養了一批有強烈責任感的法學人才。他敢于為自己的選擇承擔責任，以自己強烈的道德勇氣，贏得了師生們的尊敬與愛戴。在他1990年免去校長職務之后，他在法學界乃至全社會反而聲譽更隆。他成為了法學大學晚輩后學們心目中的無冕校長。他在政法大學的講座，走廊里也會擠得水泄不通。政法大學的畢業生，都以穿上他題寫的“只向真理低頭”的畢業衫為榮。有一年畢業典禮，他不在臺上，同學們高呼著“江平”、“江校長”，久久不肯散去。

　　七

　　1990年2月15日，司法部派員到中國政法大學，宣布免去江平的校長及校黨委委員職務。官方文件宣讀完畢之后，安排了江平先生的講話，全體教師以長時間的熱烈掌聲歡迎他。

　　很多年以后，那些臺下的師生們，許多還記得他的講話內容：

　　“首先，我對于司法部黨組免去我的校長以及校黨委委員職務的決定表示擁護。實際上，自擔任校長職務以來，我一直感到不能夠勝任這副重擔。自己也多次萌生辭去職務的想法。尤其是最近一段時間，大學校長這個角色愈發不好干，自己愈發不能適應國家的要求。今天終于被免去了職務，我好像卸下了一個沉重的包袱，感到了一種特別的輕松。自己本是一介書生，從教師中來，現在又回歸到教師中去，我想起陶淵明的話，“田園將蕪兮，胡不歸！”能夠回歸到自己的學術家園，我感到由衷的欣慰。

　　“我是從本校的前身北京政法學院開始自己的大學教師生涯的。幾十年來，自己所有的酸甜苦辣都跟我們這個不大的校園聯系在一起，對于這里的一切充滿了感情。能夠為學校做些微薄的貢獻，是自己的責任。當然，由于自己能力和水平上的原因，許多事情想做沒有做成，或者沒有做好。我想今天是一個機會，向大家表達我的歉意，尤其是我得罪過的人們，希望你們能夠原諒我。

　　“從今天開始，我不再是校長了。但我仍然是學校里的一個教師。今后校領導有哪些工作需要我參與或者協助，我仍將全力以赴。另外，我現在還擔任全國人大法律委員會委員的職務，我將一如既往地積極參加立法方面的工作，為我們國家的法制建設作出自己的貢獻。總之，無論地位怎樣變化，無論從事哪種工作，我都將力求無愧于歷史，無愧于人民！”

　　八

　　他不僅推動了中國法學思想和理論的轉向，也一直提倡和力行學者參與立法，以完善國家立法體制，提高立法質量。他是中國民法理念的主要啟蒙者，但他一直強調，若使民法具有生命力，離不開一個良好的憲法政治環境。他主張任何重大問題都應依憲法原則和程序解決，不能容許違反憲法的任何行為。

　　但是，就他對中國法治建設、法學教育發展的貢獻而言，就他作為一位法學教師所樹立的為人風范而言，他毫無疑問是我們這個時代最為杰出的知識分子。他說：“我不是一個真正意義上的法學家，因為我沒有寫出什么像樣的法學專著。我只是一個法學教育家，我以學校為舞臺，努力培育一代具有現代法治觀念的，具有民主、自由開放思想的法律工作者、法律家、法學家。我只是一個法律活動家，我以社會為舞臺，在立法、司法、政府部門、企業等諸多領域為建立現代法治國家助推了一把力�！�

　　“江先生不喜愛做論文。他是個思想型的人，愛往前想，不喜歡整理。所以，他的大多數思想和學術火花，都是在演講中迸發。”——他的學生、法學家龍衛球說——“在一個法治待建的時代，我們最迫切需要的，往往不是未來新理論的發現者，而是像他這樣的法治的現實追求者和既有成熟理論的詮釋者。”

　　2000年，他70歲的時候，用自己的積蓄成立了“江平民商法學基金”，表彰、支持那些在法學學習和研究上成績突出的學子。盡管已經不再擔任校長職務，卻似乎比以前更忙：帶學生，做講座，出國講學，參與立法。2006年的一天，本報舉辦“為市場經濟立法”論壇，邀請江先生出席并演講。會務人員事先并不知道他身有殘疾，他拖著一條義肢步行了一段路程，才搭上了出租車。他樂哈哈的，準時出現在了現場。

　　“江老師是我們這個時代里影響最大的教師之一，他是我們這個民族的法學老師。”曾在中國政法大學讀研究生、后來留校任教的賀衛方說。

　　九

　　與他有交往的人說，江先生從不拒人于門外，無論什么人，都平易相待。社會上的人常常慕名而來。過去有人為案件申訴找上門來，因江先生出差在外，竟然在他家門前搭起住棚，非等他回來不可。他也總是不厭其煩，提供盡可能的幫助。

　　他的學生回憶，做校長的時候，他常常蹬著他的舊自行車在校院內外穿梭。先生腿有殘疾，年歲又大，難免讓熟人為他捏一把汗。還好，他的車技很高。有一回，江先生騎著自行車去全國人大常委會參加會議，盡管他神采奕奕，氣宇浩然，但門衛堅決不放他入內。他們怎么也不相信，這個騎自行車的人，會是一個全國人大常委。

　　十

　　他沒有因為命運的磨難，喪失了對真理的信仰。他沒有因為思想的犀利，喪失了從容的魅力。一位曾與他共事的法學教授告訴我們，江先生的內心，充滿著對生活的熱愛。他喜歡古典音樂，也是一個級別很高的球迷，對于世界杯和歐洲杯的轉播，他的熱情一點也不亞于年輕人。他常常后半夜三點爬起來看球，第二天又興致勃勃地參與學術研討。這樣的精力讓年輕人自嘆弗如。這樣的人生態度，也讓我們自嘆弗如。

　　十一

　　1990年12月，他60歲壽辰的那一天，中國政法大學的畢業生們自發為他祝壽。活動進入高潮時，大家呼喊著，要求他表演一個節目。他走路不方便，像一頭雪豹在努力控制著自己的速度。但他還是步履堅定地走到了前面，用英文演唱了美國工會運動的一支歌曲——《我們絕不動搖》。

　　來源：經濟觀察報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