風口浪尖高尚全：一輩子只做了一件事

　　向前進/文

　　生于1929年的高尚全，今年78歲。這個年齡在中國主流經濟學家里面，不算小，也不算大。他上面那一代的老經濟學家杜潤生、于光遠都超過90歲了，雖是大音稀聲，但也都老驥伏櫪，做著別人無法替代的還原歷史的工作。二人對近幾年經濟學界刮起的陣陣“旋風”頗有些不屑。

　　與高尚全同輩的經濟學家中仍在世的，童大林今年88歲，馬洪87歲，這兩位因長期患病，行動不便，社會活動、學術活動都已淡出。稍小一點兒的劉國光83歲，黃達82歲，王玨81歲，楊啟先80歲，吳敬璉、厲以寧同庚，都是77歲。

　　高尚全畢業于上海圣約翰大學。這是一所外國教會學校，是舊中國最好的大學之一。這個已經消失的大學與中國許多不同凡響的名字聯在一起。榮毅仁、鄒韜奮、宋子文、劉鴻生、周詒春、顧維鈞、林語堂、丁光訓、范敬宜、董樂山都從這里走出來。

　　大學畢業后，高尚全一直在一機部等部委機關從事政策研究。這種研究必須務實，必須理論聯系實際。在經濟部門工作，高洞悉到計劃體制的嚴重弊端。從1950年代中期開始，他就開始在《人民日報》等報刊發表文章，呼吁擴大企業自主權，改革僵硬的計劃經濟。50多年來，高尚全走上了一條不歸路，他說他這一輩子雖然工作崗位在變，卻只做了一件事，那就是：改革。

　　劉國光畢業于西南聯大經濟系，也就是后來的北京大學經濟系。新中國成立后，劉國光又被派到莫斯科經濟學院專攻國民計劃經濟學，此后進入中國社科院經濟研究所工作，1980年代初雖有一段短暫的兼任國家統計局副局長的經歷，但他大部分時間基本都在社科院工作。

　　2005年以來，劉國光發表了一系列質疑市場化改革的文章，他在《中國青年報》撰文稱，市場解決不了經濟總量平衡問題。這個觀點不僅與理論界有關“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的共識截然相反，而且也與劉本人1980年代以來的一貫主張自相矛盾。恰好就在2005年，劉國光獲得“中國經濟學杰出貢獻獎”，這個獎項實際是獎勵經濟學家對中國改革開放的貢獻，高尚全擔任專家評審委員會主任，自然，劉國光的言論令高大出意外。

　　細究起來，劉和高還算是同鄉。劉的老家南京，高出生在嘉定，而嘉定歷史上屬于江蘇的一個縣，直到1958年才劃歸上海。在這場不可避免的碰撞中，高尚全始終處于守勢。在他2005年10月發表《用歷史唯物主義看待中國改革》一文之后，幾乎成了網絡世界的眾矢之的。高溫文爾雅，有紳士風度。近80歲的高齡，在網絡上背負那么多罵名，他當初做夢也想不到。

　　如果要說勢均力敵的爭論，倒是發生在劉國光和劉吉之間。“二劉”同為中國社科院前副院長，但現在觀點對立。在一份內部刊物上，雙方的用語都動了肝火。劉國光說要“清理經濟學教學科研的領導隊伍”、“試看今日域內，究竟誰家天下？”，而劉吉反擊說，“有的人一輩子就知道打棍子”。

　　當有人批評主流經濟學家禍國殃民的時候，殊不知，主流經濟學陣營已出現了明顯的裂痕。

　　改革的旗子能舉多高？

　　高尚全擔任著官方研究機構——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會長，他是接任童大林、安志文之后的第三任體改研究會會長，已連任兩屆，同時他還是國內最大的民間智囊機構——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院長。作為一個經濟學家，這兩個職務應當極具挑戰性，作為一位老人，他也算是超齡、超負荷工作了。

　　網上有人稱，“高尚全是當今中國經濟學家中擁有最豐厚政治資源的人”。此話有些夸大。體改研究會有30個編制，享受全額財政撥款，1983年成立時，它是部級單位。但在2003年，國務院體改辦與國家發展委員會合并，將體改研究會一并劃歸國家發展和改革委領導。這在很多人看來，似乎意味改革力量的邊緣化。這并非說發改委領導不重視改革。其實，合并后的發改委主任馬凱也曾做過體改委副主任，他自己也常說“發展出題目，改革做文章”，但發改委以發展為主體，這卻是明擺著的。有人認為，“發展”是實的，而“改革”就有點虛。

　　體改辦的撤并，是不是改革已經結束？國際上，改革還有一個通用說法叫“轉軌”。既然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框架已基本建立起來，下一步只是“完善”的問題，那么“轉軌”的任務是不是已基本完成？新一屆領導對改革怎么看？要不要繼續深化改革？其時，還真讓人琢磨不透。

　　這里還有一個制度安排上的尷尬。人們記得，國家發展與改革委員會的前身是國家計委。改革，改什么？就是改計劃經濟，而計劃經濟的大本營就是國家計劃委員會。把體改辦合并到自己原先的改革對象那里，體改工作不可能不受制掣，而作為體改喉舌和智囊機構的體改研究會就更難大展拳腳，有所作為。加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對經濟以外的改革又不便多說，因此，體改研究會的“研究”，上有玻璃頂，前有玻璃門。處在這個體制中的人，前虞跋胡，后恐疐尾，動輒得咎，便是預料中事。

　　有人以諷刺的口吻給高尚全冠以“精英代言人”和“改革旗手”稱號。作為體改研究會會長，在這樣的體制下，縱使他想做改革旗手，這個旗子能不能舉得起來？舉得起來又能舉多高？

　　改革被部門利益所左右，這是近兩年改革備遭詬病的一個方面。很多人認為，發改委作為國務院系統最重要的綜合職能部門，不可能沒有自己的部門利益，由這樣一個職能部門來分管改革，改革政策的出臺難免缺乏獨立性和中立性。基于此，2004年以來，高尚全、遲福林、保育鈞、劉紀鵬等人提議恢復國家經濟體制改革委員會。

　　把改革從發改委獨立出去，后者自然不情愿。這又使高尚全有些兩面不討好。一個真正的改革者，恐怕終生都難逃挨罵或是被人誤解的宿命。

　　穩健而溫和的改革派

　　在鄧小平南方談話正式發表前的1991年，北京的一些理論家給主張市場化改革的人士送了一頂“資產階級自由化改革派”的帽子，在最近發生的所謂“第三次大爭論”中，又有人把這頂帽子送給了高尚全。有人統計，“資改派”代表人物不僅包括高尚全，還有吳敬璉、厲以寧、茅于軾、張維迎等等。但了解高尚全的人知道，這個帽子戴在他頭上并不恰當。

　　在理論界中，高算是溫和而穩健的改革派，無論左、右，他都反對走極端。在他所主持的研究會，他最反對發牢騷，說怪話，搞一些政治上不成熟的舉動，他甚至反對用俏皮的新聞語言說改革的事。他歷來主張穩健和理性。他身邊的人說，高對改革進程中的每一個方面都有高超的政治把握。他被一些人稱為“政府經濟學家”，因為他擔任過8年國家體改委副主任，陪過了3任總理，6次參與全國黨代會文件的起草。要說“主流經濟學家”的話，他可算是“超級主流”，但他絕對算不上“資改派”。

　　2006年中國理論界有一個被誣稱為“新西山會議”的事件，而最引起爭議的是北大法學院教授賀衛方的發言。其實，賀教授在許多公開場所都講過他激進的改革主張，而且，其中主要觀點在1980年代曾被許多人公開、廣泛的討論過，可以說并無新意。但這是一個帶有官方性質的會議，這個會議的原始記錄稿在網絡上公布之后，高尚全立即被推到風口浪尖。

　　體改研究會每年的初春時節都在西山杏林山莊召開一次內部會議，討論宏觀形勢和今后改革思路。正如高尚全后來在《炎黃春秋》的一篇長文所講：大多數與會者認為，改革成就有目共睹，公開質疑改革開放的觀點，特別是基于意識形態對改革的指責，基本上沒有說服力。但是，也必須直面改革過程中出現的一些具體問題，實事求是地分析產生這些問題的原因，尋求解決問題的辦法，在此基礎上形成改革的共識。

　　由于組織工作的疏忽，拿到會議速記稿的一位某雜志社記者將原稿傳給另外一個媒體的記者朋友，這位記者是烏有之鄉網站的擁躉，他很快把速記稿發到這家網站，隨后又被轉貼在海外華人某網上論壇。一時，海外媒體議論紛紛，國內的告狀信接踵而來。最離奇的是烏有之鄉網站黎陽的署名文章《“改革攻堅”，還是顛覆政權？——看“精英”西山會議發言》，該文將杏林山莊會議與國民黨西山會議聯系在一起，斷章取義，牽強附會，說“改革精英”的“西山會議”原始記錄是一套完整的政治綱領，完整的黨綱黨章，以“改革”的名義分裂共產黨，打倒共產黨，名為“改革攻堅”，實為顛覆政權。

　　“始作俑者，其無后。”從會議組織方來說，未加修訂、未加發言人同意就將會議記錄海內外公開發表是工作中的嚴重疏漏。作為會議召集人，高尚全深深自責，幾個晚上通宵失眠。

　　在這個會議上，高尚全開門見山地說，現在改革阻力很大，對改革的非議也很多，建議中央領導出來表態。湊巧的是，隔了一天，3月6日，胡錦濤總書記在參加“兩會”上海代表團討論時強調：“要毫不動搖地堅持改革方向，進一步堅定改革的決心和信心。”

　　胡錦濤總書記的這句話，可以稱得上2006年中國改革的最強音。

　　政府改革，再難也要改

　　近幾年，高尚全投入了極大精力來研究政府行政管理體制改革。

　　他提出“政府改革”，與他前些年發展“民本經濟”的主張一脈相承，甚至是一枚硬幣之兩面。政府改革搞好了，可以促進民本經濟的發展，發展民本經濟必然要求政府改革；民本經濟搞上去了，政府改革也就有了條件，政府改革必須順應民本經濟的要求。

　　改革開放以來，政府一直是改革的推動者、設計者，現在，改了一圈，改回來，要政府自己改自己了。高尚全認為，所謂入世，主要是政府要入世。國有企業改革、金融改革為何難有突破？阻力都是來自于政府轉型的滯后。政府改革已成為改革的焦點。

　　有評論者認為，中國“十一五”期間的“政府行政管理體制改革”實際是低調啟動“政治體制改革”。這個猜想或許有一定的道理。但這項改革的動力從何而來？高尚全也仔細掂量過改革的難度。用自己的手掐自己脖子，能掐痛嗎？掐痛了會不會松手？

　　政府自我革命的難度，可想而知，但再難也要改。在論述政府改革的必要性時，高尚全用了“越位”、“缺位”兩個詞。“越位”就是政府干了市場能干的事，既是裁判員，也是運動員，擔當投資主體，干預微觀管理；“缺位”就是公共服務職能沒有很好發揮，有權有利的部分抓得很緊，而服務職能不夠，責任意識不強。“越位”的要“讓位”，“缺位”的要“補位”。政府改革的復雜道理，他用了三個詞就說清了。

　　除此之外，這兩年他一直致力于有關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理論創新工作。高尚全有一個理想，在十七大或稍后的中央全會上，能把自己近年來的某些觀點吸收進大會報告或決議中。

　　其實，要說到對改革重大決策的影響和理論創新，高尚全有過輝煌歷史：

　　1984年，黨的十二屆三中全會通過《中共中央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在計劃與市場的關系上有了重大突破，提出有計劃的商品經濟概念。他與劉國光、吳敬璉、楊啟先等人是這個“突破”過程的參與者、親歷者；

　　1986年，他提出“國家調控市場，市場引導企業”，吸收進黨的十三大報告；

　　1993年，參加十四屆三中全會《中共中央關于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起草工作，負責市場體系部分，他提出將勞動力市場和資本市場寫進《決定》，并最終獲得通過；

　　1997年，參加中共十五大報告起草工作，對所有制結構調整和人權問題提出建設性意見；

　　2004年，他和研究會同仁提出“政府轉型是下一步改革的中心和重心”，這個觀點被吸收在《中央關于制定十一五規劃的建議》中，并被2005年3月的全國人大會議通過；

　　當然，也有沒被接受的建議。譬如他建議，黨的全會作出決定前，可以先建立網站，發布相關信息，通過網絡廣泛征求意見。

　　在經濟學家中，高尚全是個不善演說的人。但他非常講究表達的準確和深入淺出。這樣的例子有很多：

　　——城市，古代中國有，西方也有，市場+城堡，就出現了城市。我們不承認市場，但總不能把城市叫“城計”(城堡+計劃)！

　　——在1956年，上海的天氣很熱，企業為了不影響生產，采取降溫措施。當時的降溫措施比較簡單，主要是風扇、鼓風機，但是企業即使采取這樣的措施也沒有主動權，要經過層層報批，當時經過十一個部門的審批，要蓋十一個圖章，等最后的圖章蓋完，夏天已經過去了。

　　——沈陽有兩個廠，一個是銅廠，一個是電纜廠，這兩個廠一墻之隔，但沒有橫向聯系，電纜廠歸機械部門管，銅廠歸冶金部門管，冶金部門把銅調到別的地方去，電纜廠需要銅又要從云南等地調進，造成了大量浪費。本來兩個廠發展橫向聯合，通過簽定合同就可以解決，但是不行。

　　高尚全的這些“改革語言”，簡明易懂，鞭辟入里，有的已編入中學課本。而這位老人所經歷、所見證的28年中國改革史，應該是人類社會發展史上最直觀、最經典的教材。

　　遲福林：我國28年改革開放的實踐表明，準確把握社會矛盾變化是成功推進改革的基本前提。在改革開放初期，我國社會面臨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與落后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

　　同28年前相比，目前我國社會面臨日益突出的兩大矛盾：一是經濟快速增長同發展不平衡、資源環境約束的突出矛盾；二是公共需求的全面快速增長與公共服務不到位、基本公共產品短缺的突出矛盾。我國社會矛盾的深刻變化，表明28年的改革開放取得了巨大成就，同時也表明中國的改革發展進入新的階段。

　　經濟觀察報：這兩對矛盾有沒有可能通過改革的進一步深化得到解決？

　　遲福林：我認為，面對第一個突出矛盾，應當以可持續發展為中心，進一步完善市場經濟體制；面對第二個突出矛盾，應當按照以人為本的要求，加快建立公共服務體制。這樣做，不僅對促進經濟社會協調發展有重大作用，還會使改革獲得更廣泛的社會支持。

　　我在2006年2月6日溫家寶總理主持召開的經濟社會領域專家學者座談會上曾建議，“十一五”時期的改革，要加快建立公共服務體制，以大大強化政府的公共服務職能，為全體社會成員提供基本而有保障的公共產品。

　　公共服務體制是指以政府為主導的以提供基本而有保障的公共產品為主要任務，以全體社會成員分享改革發展成果為基本目標的一系列制度安排。

　　經濟觀察報：談到公共品、公共服務和分享的問題，那么政府將起到主要作用，政府轉型、行政管理體制改革是否將越發不容回避？

　　遲福林：最近兩年，中央一再強調，“加快行政管理體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和提高對外開放水平的關鍵”。

　　還是在溫家寶總理的那次會上，我談到，今后幾年，要有效地解決社會日益突出的兩大矛盾，政府要扮演好兩種角色：一是繼續推進市場化改革，以實現經濟增長方式由政府主導型向市場主導型的轉變，尤其要“合理界定”和“嚴格規范”政府投資范圍以及中央與地方的投資事權；二是強化政府在公共服務中的主體地位，加快建設公共服務型政府。目前，公共需求的全面增長與公共產品供給的短缺、公共服務的不到位，已是一個相當突出的問題。

　　經濟觀察報：既然是“公共”、“分享”，那就少不了要提到農村，城鄉在獲得公共服務方面的差距仍然很大，你對農村問題有什么看法？

　　遲福林：從農村的情況看，城鄉公共服務供給的嚴重失衡，使農村居民、尤其是農村貧困群體難以獲得基本的公共服務，并由此導致他們最基本的生存權和發展權得不到保障。目前，城鄉之間的差距不僅表現在經濟發展水平和居民收入上，更反映在政府提供的公共醫療、義務教育、最低保障等基本的公共產品上。公共服務因素在城鄉實際收入差距中的比例大概在30%～40%左右。這個比例，已接近拉美國家。

　　縮小城鄉差距，不是縮小城鄉經濟總量的差距，重要的是逐步縮小城鄉居民享有的公共服務和生活水平的過大差距，以實現公共服務的均等化。今后，政府應做到新增教育、衛生、文化等事業經費主要用于農村；國家基本建設資金增量主要用于農村；政府征用土地出讓收益主要用于農村。今后幾年國家資源配置的重點應當放到農村基本公共產品的供給方面。

　　從廣大農民的基本需求和現實情況看，應該加快推進如下改革：以落實教育經費保障機制為重點的農村義務教育改革；全面推行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在全國范圍內建立農村最低保障、救濟制度。

　　經濟觀察報：各地經濟發展狀況差別較大，地方政府也普遍面臨更快發展經濟的壓力，對于提供均等化的公共服務，中央和地方怎樣才能做到目標一致？

　　遲福林：對這個問題，我提出，要盡快實現中央與地方關系從“以經濟總量為主導”向“以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為重點”的轉變。

　　從總的情況來看，目前中央與地方的關系，仍然以經濟總量為導向。但在改革發展的新階段，這種以經濟總量為導向的中央地方關系，面臨著多方面的挑戰。無論是實現我國經濟的可持續增長，還是逐步縮小地區間基本公共服務的差距，重要的是通過結構性改革，盡快改變以經濟總量為導向的中央地方關系。這既有利于改變政府的行為方式，又有利于推進市場化改革，更有利于強化政府的公共服務職能，創新公共服務體制。

　　總的說，目前地方政府的公共服務職能比較薄弱，對中央強調的擴大和強化公共服務職能，還缺乏充分的估計和深刻的理解，緊迫感不強。

　　因此，站在改革發展的歷史新起點，以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為重點，進一步改革和規范中央與地方的關系，不僅可以逐步縮小地區間基本公共服務差距，而且對于打破GDP政績觀、加快建立公共服務型政府，對協調重大利益關系、維護社會公平正義，都將產生重大而積極的影響。

　　來源：經濟觀察報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