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德水：盛世危言

　　何謙/文

　　2006年3月4日，全國兩會正在北京召開。全國政協委員李德水語驚四座。他的矛頭直指跨國公司，預警如果任跨國公司惡意并購自由發展，中國民族工業的自主品牌將逐漸消失，一大批骨干企業也將不復存在。他甚至已經預見到最壞的結果：“到最后，在國際產業分工的總體格局中，中國就永遠只能當個打工仔。”

　　一場波及整個國家的爭論就此展開。沒有幾個人會想到，引發這場爭論的國家統計局局長李德水，12天后悄然卸任，在62歲的時候正式退休。此后，他就淡出了公眾的視線。

　　李德水選擇了這樣一種方式謝幕。他的憂慮在2006年卻被一再提起，之后發生的事情或許不在他的預料之中：凱雷并購徐工案被一拖再拖，并且演變成一場口水戰；一些金融領域的并購忽而沒了聲息；洛陽軸承的命運突然間被所有人關注，而一個外資并購的新規定，也以超過以往的速度亮相。

　　預警者

　　甚至現在回想起來，很多人也感到驚訝，對外資惡意并購的警示，竟是由這位國家統計局局長發出來的。

　　李德水2003年3月就任國家統計局局長。更多的人對李德水的印象，始自他每年出席的國務院新聞辦組織的新聞發布會，他作為中國宏觀經濟的報告者，解讀數據，對未來的經濟趨勢做出明確的判斷。

　　李德水對宏觀經濟的解讀從不模棱兩可，總是直陳觀點，這幾年中國經濟一路向好，他卻更喜歡提出一些富有挑戰性的問題。他給外界留下的印象是平和而有

幽默感。

　　在他任上，每年末他都會和跑統計口的新聞記者見面，交流對宏觀經濟的認識，并且聽取意見。當時，一些記者稱統計局為“最開放的政府部門之一”。

　　李德水興趣廣泛，這或許也是他會聚焦于產業安全和金融危機的原因之一。

　　他曾抽空研究地質學和氣象學，以了解中國生態變化的情況，并將自己撰寫的文章發給同事分享。統計局被看作經濟氣象局，預警風險更是分內之事。

　　不過，李德水顯然不是隨意提出產業安全的命題。在2006年兩會上，他就曾跟同在經濟組的政協委員們交底，他現在研究兩個問題，一個是中國的產業安全，一個是金融危機。

　　“他對中國經濟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在關注，也因此發出了不少盛世危言。” 國家統計局有關人士說。他的警告甚至也包括對企業老板。

　　2005年初，他就曾在國務院新聞辦的發布會上告誡企業老板們：根據統計局的調查，平均工資只有600元/月左右，這一代農民工的工資收入水平和他們父母輩20多年前打工的水平差不多，而經濟發展得這么快，這公平嗎？企業的老板們也應該反思，農民不會永遠給你打工，需要提高待遇，農民心里有一本賬，自己會權衡的。

　　實際上在兩會發言前，他已經在組織力量研究產品安全。但是他顯然希望更多的人能跟他一起來研究這些問題。他說，我認為這兩大問題我們應該集中研究。做產業的人從產業安全、產業振興角度考慮，搞金融的從金融風險或者中國金融如何發展的角度考慮。

　　在2006年兩會上，李德水先后多次就產業安全的話題發表談話。他認為，外資在中國并購已經發生重大變化，現在它們必須絕對控股、必須是行業龍頭企業、預期收益必須超過15%，這三個“必須”是一些跨國公司目前在華并購戰略的基本要求。他們對一般國企拼命壓價，對好企業不惜高價收購。

　　他擔心，如果大量利潤和社會財富的控制權掌握在跨國公司手里，盡管GDP總量很大，而我們國家的利益卻受到損害，廣大人民也得不到實惠，并可能直接威脅國家經濟安全和國家主權。“那樣的話，我們到底為誰辛苦、為誰忙？”

　　他呼吁盡快制定外商來華并購企業的法律法規，并特別提出，對以壟斷我國市場為目標的惡意并購行為，要有嚴厲的制裁手段。

　　他的講話跟之后出現的微妙變局有多大關系，無人可以了解。不過，他在政協經濟組發言時，當時在座的包括國務院總理溫家寶、財政部部長金人慶、人民銀行行長周小川、

銀監會主席劉明康、證監會主席尚福林等經濟部門高級官員。

　　他引發的爭論貫穿了整個2006年。此后，一系列外資并購案先后陷入停頓，徐工并購案、洛陽軸承并購案先后引發了公眾的大討論，5個月后，

商務部等部委發布了新的《關于外國投資者并購境內企業的規定》，此前，這個規定在2000年頒布后幾乎沒有真正對任何一個并購案使用過。

　　而在2006年9月舉行的發改委北戴河會議上，產業安全也成為各省發改委負責人討論的六大話題之一。

　　他被看作這場爭論的始作俑者，也被看作第一個明確對外資并購表態的部級干部。但是很多人都忽略了，其實他從來沒有提過要簡單地反對外資并購。

　　他一直主張，跨國公司來華并購企業原是市場行為，本無可厚非。中國繼續積極利用外資的政策不會改變，也不應改變。只要符合雙方利益、有利于中國經濟發展而不影響國家經濟安全的外資來華并購，我們任何時候都歡迎。

　　他也說過，我們要從國家和人民的長遠根本利益為出發點去利用外資，要學會外資為我所用，也讓外商得到應有的好處。甚至他還說，消極地抵制外商來華并購是錯誤的。但是之后的很多爭論，似乎都選擇了他講話的某一個片斷。

　　不過，對于之后的所有討論和爭議，他從來沒有做過任何一種方式的公開回應。

　　統計“風暴”

　　李德水任國家統計局局長的三年，也正是中國經濟進入新的增長周期，一路上行的三年。期間，李德水和統計局面對諸多非議。

　　最大的爭議就在于統計數據的真實性。2003年，中國遭遇非典，然而最終中國經濟仍然全線飄紅。當時，國際上有很多人懷疑中國在有意壓低GDP統計數據。而在之前，很多人認為中國經濟實際已經崩潰，中國的GDP增長數據存在高估現象。

　　他上任之時，地方政府也剛剛完成換屆，正在大干快上。而在過去幾年中，中國經濟面對投資過熱風險卻似乎根本停不下腳步。

　　“官出數字，數字出官”，也近乎于一種潛規則，似乎人人都知道，但是從來沒有人在公眾面前揭開這個蓋子。

　　最后打破沉默的人正是李德水。

　　在2005年3月的全國政協會議上，面對政協委員提出“各省的GDP數字都比10%大，為何中國總體的GDP為9.8%？中國的GDP增長率可信嗎？”的質疑時，李德水沒有回避矛盾。

　　李德水說，2004年各省區市上報的全年GDP匯總數據，與國家統計局公布的GDP增速相比，竟高出3.9個百分點，總量差距高達26582億元。李德水坦陳，這種情況“不正常”，地方GDP的匯總數據會超過全國整體這么多，是“一個嚴重的問題”。

　　李德水直接把矛頭指向了弄虛作假的地方官員。

　　他說，地方各級人大年初通過的經濟增長預期目標，往往自上而下“層層加碼”，一些地方就會出現統計數據自下而上“層層加水”的現象；一些地方過于看重經濟增長指標，常以此作為評價考核主要領導干部的重要標準之一，甚至還搞“末位淘汰”。

　　他表示：“2005年各省市統計的GDP比國家統計局核算的多了3.9個百分點，最根本的問題在于地區之間相互攀比，過于看重GDP，這個是考核領導干部的重要指標。”并且坦承地方GDP的匯總數據會超過全國整體這么多，是“一個嚴重的問題”。

　　2006年的兩會上，他在接受新華社記者采訪時，曾透露自己為什么會在一年前公開表態。他說：“我之所以要把這個問題公之于眾，就是想讓全社會都來關心、幫助、支持統計工作，更好地監督統計工作。之所以有勇氣把我們的問題毫無保留地公之于眾，也是出于我對中國統計事業充滿信心。”

　　中國2004年進行完第一次全國范圍的經濟普查工作后，由于調查了大量不在常規統計中統計的團體，中國的年均GDP增長比以往統計高出2%左右，明年修改后，最近幾年的GDP增長更是達到創紀錄的11%以上。

　　面對如此大的增幅調整，對外國秉持的“中國威脅論”的擔憂，在李德水領導下的國家統計局，依舊選擇了對中國過往的統計數據進行公開、全面的修正。

　　也正是在他任上，國家統計局完善了統計核算制度，建立了地區GDP聯審制度，地方政府不再對自己的統計數據說了算。2006年，地方GDP下算一級的試點也在進行中。與此同時，國家統計體制也在改變。為了改革統計方法，僅2005年，統計局就有800多人次去國外學習。此后，統計局直屬的三支調查隊也進行了改革，實行垂直管理，以杜絕地方干預。

　　實際上，統計數據能否更加真實，李德水面對的還不只是地方干部政績觀的挑戰。

　　2005年年中。十多萬家為國家統計局提供工業品出廠價格、居民消費價格等的價格采集單位收到了一封意外的來信。這封《致價格調查單位的一封信》，署名是“國家統計局局長李德水”。

　　在信中，李德水感謝價格采集單位對國家價格統計工作的支持，并號召被調查單位繼續支持、配合調查人員的工作，按時、如實地提供調查所需情況，承諾嚴格執行《統計法》的規定，對單位提供的資料負責保密，絕不向其他任何部門提供、更不向社會披露企業提供的具體數據。

　　而事情的緣起是，由于被調查對象心存疑慮，將價格資料視為隱私，不愿提供，個別地方甚至出現了驅趕調查員的情況。李德水選擇了這樣一種溫情的方式求得理解。

　　但是在統計系統內部，他的鐵面也是人所共知。2004年，他帶隊去四川巡查，跟當地統計干部一見面就說：“我是來挑毛病的”。

　　幾個月后，在天津市指導經濟普查工作座談會上，他的言辭犀利：“一旦發現誰在經濟普查中人為修改數字、搞小動作，都必須嚴肅處理。該通報的通報，該撤職的撤職。哪個省的統計局局長敢這樣干，國家統計局和國務院第一次經濟普查辦公室就通報他，并建議地方黨委撤他的職。決非兒戲，就是要嚴厲一點。”

　　這樣做的目標只有一個：確保統計數字真實可靠，不出假數。

　　在2006年3月16日宣布退休后，他擔任國家統計局顧問，在統計局還有辦公室。不過，他似乎有意淡出了公眾的視線。國家統計局人士說，他依舊會不時來局里了解一些他關注領域的經濟數據。2006年12月初，李德水出現在2006中國信息產業經濟年會上，他跟大家講經濟全球化下的中國經濟，他的演講中依然充滿著憂患意識。

　　“我們一定要從壞處著想，從最困難的情況做準備。”他這樣說。這時候，他說他只代表個人，他的身份是“一個宏觀經濟研究員。”

　　來源：經濟觀察報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