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書生氣 應念五字訣

　　見習記者 張盈

　　2006年12月26日，國務院副總理曾培炎透露，中國將建立礦產資源儲備制度，利用外匯儲備增加國家戰略性資源的儲備。

　　這是高層領導人就我國外匯儲備用途的最新發言，指出了外匯儲備用途的又一方向。

　　作為全球外匯儲備第一大國，中國超萬億的外匯儲備一直是2006年不亞于股市的焦點話題之一。巨額的外匯儲備及其持續快速增長帶來了更大的人民幣升值壓力和更為泛濫的流動性，在給國內經濟帶來很大壓力的同時，也為一些國家提供了壓制對華貿易的口實，造成對外經濟貿易摩擦的導火索。

　　促進國際收支平衡是2007年我國宏觀經濟管理工作的一大目標。如何拓寬外匯儲備的運用范圍，調整外匯儲備管理體制，并尋求解決國際收支失衡的系統辦法？2006年12月29日，本報記者專訪了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所長夏斌。

　　夏斌認為，解決外匯儲備存量和增量的問題，需要綜合對策，絕不僅僅是人民幣升值，應綜合運用5種手段解決外儲的存量和增量問題，把超額外儲“盡可能花出去”，做好外儲的戰略投資，不僅局限于金融投資領域，更要進行石油、黃金等物資及先進設備、企業股權的投資。

　　國際收支失衡是宏觀經濟核心問題

　　《21世紀》：2006年12月上旬結束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著重指出，必須把促進國際收支平衡作為保持宏觀經濟穩定的重要任務，這反映了國家宏觀經濟管理的新動向。你認為國家何以把國際收支平衡提到如此高的地位？

　　夏斌：目前我國宏觀經濟中面臨的主要問題是，投資過熱、貨幣信貸投放過快、國際收支失衡。從根本上講，這三大問題都是由國際收支失衡引起的。貨幣信貸投放過快導致投資過熱，而貨幣投放過快又是由于外匯儲備的增長過快。國際收支失衡和外匯儲備過多已成為當前宏觀經濟管理中的焦點問題。目前，我國外匯儲量已超過1萬億美元，據國際組織預測，今后四五年內仍將維持1500億-2000億美元的增長局面，這是宏觀經濟管理和調控的難題所在，給我國貨幣政策的獨立性帶來了挑戰。

　　當前經濟的核心問題是對外失衡，為了克服外匯大量流入給宏觀經濟造成的不利影響，央行不得已在負債方頻繁進行調整，以對沖外部失衡對我國經濟、金融形勢的影響。目前，央行票據余額已達到3萬億元，銀行的法定存款準備金率也已達到9%，雖然對沖還有一定余地，但不可能長期持續。

　　“五字訣”

　　《21世紀》：未來國際收支失衡的改善，將通過哪些手段得以實現？

　　夏斌：我仍堅持過去曾提出的觀點，解決外匯儲備存量和增量的問題，需要綜合對策，而絕不僅僅是人民幣升值。概括起來為五個字：改、疏、堵、沖、內。

　　具體來說，首先，“改”就是要進一步改革匯率生成機制，做多品種，做大外匯市場，生成更大的緩沖空間。但在目前的世界經濟格局下，匯率對國際收支失衡的調節功能在弱化。世界經濟失衡是過去20年間全球生產與服務分工格局變化后，相關國家政策調整滯后和利益博弈的產物。對我國來說，改善國際收支狀況，要對很多政策進行調整，而不僅僅是匯率政策。匯率機制要改革，但近期內不可能達到徹底的市場化。

　　其次，盡管美國財長主觀主張“強勢美元”政策，但從近期看美元貶值是趨勢。我國的外匯儲備過多，存在貶值的風險，也就意味著機會損失。因此，超適度的部分要花出去，要“疏”，要藏匯于民，藏匯于企業，鼓勵中國企業走出去，鼓勵老百姓境外投資。

　　而在“堵”的方面，無助于引進國外先進技術和管理的資金應盡可能堵在外面，為此，國家的開放政策要進行調整。目前，相關政策紛紛出臺進行調整與引導。比如，改變出口導向型的外貿政策，不支持高污染高耗能工業的進入；抑制不講政策條件的招商引資；放慢境外上市的步伐，更多H股回歸，A＋H漸漸受寵；取消對外資稅收和其他生產要素的過度優惠。同時，不應該進來的、違法違規的外資要加大力度去查。目前對違法違規資金查得并不徹底，有些隱性外債和貿易項下的外匯，都沒有很好地管住。特別是在短期外債管理方面，幾個部門間存在協調的漏洞。

　　至于“沖”，對沖還可以做，存款準備金和票據公開市場操作還有空間，但長期下去是有難處的。

　　最后，“內”是指改進國際收支失衡最根本是要發展內需、改善財政支出結構，這涉及收入分配、農民工、醫療、衛生、教育等各方面的政策改革。這些都要加緊進行。

　　7000億美元外匯儲備已足夠

　　《21世紀》：在您看來，這么大的外匯存量，如何花費？

　　夏斌：我認為，在世界游資充斥下，一是要看好中國的金融“國門”，二是基于看好“國門”，即基于匯率、人民幣資本項下可兌換、外資金融機構準入循序漸進的開放前提，當前7000億美元的外匯儲備已經足夠。超適度的外匯儲備應盡可能去花。

　　為了實現外匯儲備的保值，國家在滿足防范金融風險、穩定匯率所需的外匯流動性、滿足一定的金融資產投資收益后，應進一步考慮滿足國家長遠的經濟戰略收益。除金融資產投資外，還可進行石油、黃金等物資以及先進設備、企業股權的投資。如果能實現這方面戰略利益而不去實現，就太幼稚了，太書生氣了。要看到這背后是國家利益間的博弈，而不是純理論推導。

　　花多少外匯，怎么花，花的過程中各種產品、物資和股權怎么分配，這沒有必要公開討論，具體操作應該由發改委、財政部和人民銀行等有關部門共同研究。

　　外匯戰略投資是重大機遇

　　《21世紀》：實現外匯保值，并為國家長遠經濟戰略服務，是否意味著應更積極主動地改革外匯儲備管理制度？

　　夏斌：要實現上述意圖，國家的外匯儲備管理制度自然要進行改革，要分離匯率管理職能和戰略投資職能。應該在大體測算國家適度外匯儲備的基礎上，涉及抵御金融風險、與匯率管理相關的適度外匯儲備繼續由央行管理，超適度的外匯逐步交由財政部或設立專門的投資機構管理。在這方面，可以借鑒韓國、新加坡的經驗。

　　由于國內欠缺經驗和人才積累，國家領導擔心境外戰略投資的安全性，因此境外投資的先期步伐不要太快，可以先搞試點。比如，在國家經濟形勢好、財政收入增長快的時候，財政部發一批人民幣特種債券，從市場上回收5000億人民幣，到人民銀行買外匯，然后拿外匯到境外參股企業，買重大設備和戰略物資。這樣既減輕央行對沖壓力，又增加國家持續

　　為此，國家可以改組中央匯金公司，使其從央行獨立出來，或成立專門機構，充當海外投資的主體。因為外匯戰略投資功能由現有匯金公司和央行的人才去承擔，確實有些力不從心。

　　抓緊時間用好外匯的戰略投資是我國在經濟崛起中面臨的重大機遇，我們應該明白，真正暗中擔心、著急的不應該是我們，而是海外相關方。而我們關注的是管好金融“國門”，壯大實力，何樂而不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