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中國經濟展望論壇第六場實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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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點：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萬眾樓2層

　　時間：2006年12月29日16:00-18:00

　　嘉賓：李稻葵、盧鋒

　　主題：新貿易形勢下的全球戰略展望

　　主持人顧錢江：現場的企業家和同學們、電視機前的觀眾朋友們、網上正在收看視頻直播的網友們，大家下午好！這里是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的萬眾樓，2007中國經濟展望論壇的現場，我是本場論壇的主持人顧錢江。

　　這次論壇的主辦單位有：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北大國際MBA、搜狐網、金融界、前沿論壇、中信出版社，網絡支持是新浪網，贊助商是聯合技術公司。我們今天的主題是新貿易形勢下的全球戰略展望。

　　我們非常榮幸地請到兩位嘉賓，一位是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的李稻葵教授，李老師同時也是清華大學世界與中國經濟研究中心的主任，另一位是我們中心的老師盧鋒教授，盧老師所著的《經濟學原理•中國版》是非常受學生歡迎的教科書，讓我們用熱烈的掌聲歡迎兩位嘉賓。

　　我剛剛已經講了，今天我們論壇的主題是新貿易形勢下的全球戰略展望。先讓我們簡單回顧一下：28年前中國宣布實行改革開放政策，5年前中國加入了世界貿易組織，今天，5年的過渡期已經結束，我們迎來了全面開放的時刻，此時中國已經成為世界第四大經濟體，同時也是世界第三大貿易國。隨著入世過渡期的結束，貿易對我們的影響從來沒有像今天這么大過，無論就面臨的機遇還是面對的挑戰而言都是如此。入世過渡期結束以后，在全面開放的新形勢下中國需要制定新的全球化戰略，這也就是我們今天論壇所要討論的主要話題。

　　讓我們列舉一些數字來開始今天的話題。前幾天國家海關總署發布消息，對今年中國的外貿數字做了一個預測，到今年年底，中國全年的外貿進出口總額將會達到17580億美元，這是什么概念呢？這個數字比去年凈增了3300多億美元。而且到2007年底，還將會有一件事情發生，明年的這個時候，我們也許可以宣布中國的貿易額超過德國，中國已成為世界第二大貿易國。與此同時，今年海關總署預計貿易順差也會達到一個創記錄的水平，估計可以達到將近1700億美元，這個數字比去年會增加了600多億美元。

　　我剛才說了好幾個數字，我想請兩位老師對這些數字談談你們的感受。

　　李稻葵：首先我再次表示抱歉，剛剛來晚了十幾分鐘，原因是在清華大學中國與世界經濟研究中心，我們也正在舉辦一場演講，演講人是哈佛大學國際經濟學方面的專家理查德•庫伯教授，他談的是世界經濟失衡以及美元的前景。我想我們今天在這里談中國的國際貿易問題、談中國對外經濟關系的問題，同一個話題在全球的各個地方，尤其是在美國，在地球的另一邊也非常受到關注。但是他們的觀點和角度可以說跟我們完全不一樣，實際上他們的一些觀點，我認為從邏輯上、從立場上、從感情上、從結論上都是有問題的，或者根本就是錯的，包括結論的政策含義也是錯的。所以我非常高興來到這個論壇，希望有機會跟各位做一些深入的交流。

　　剛剛您說的這個數據確實令人振奮，但是我想振奮的背后我們應該看到問題，同時也應該思考，我們該如何進一步站在全球化的戰略高度、站在一個更加專業化的角度，來為中國經濟未來的發展戰略，尤其是國際貿易和開放方面制定更好的長期政策，我想這是我們共同努力的目標。

　　盧鋒：我也想首先說一句，剛剛主持人也講了，我是三個人當中唯一一個中心教員，我作為中心教員感謝各位媒體和各位同學、以及中心的朋友們參加今天下午的活動。

　　剛剛主持人講到中國貿易的快速增長，進出口總額今年要超過1.7萬億這樣一個水平，去年德國大概是1.7萬億，所以估計一兩年內，中國就會超過德國，成為世界第二大的、僅次于美國的貿易國。美國去年也就2.6萬億，中國2000年不過4千億，去年達到1.4萬億，在5年間就增長了1萬億，今年還要達到1.7萬億，這樣一個增長速度完全有可能在2010年左右，使中國變成世界上最大的貿易國。我想這些數字只是從一個側面反映了中國作為一個大國，正處于一個快速追趕的新階段，在五年前，經濟學家或者方方面面的人，都很難說對這個變化有充分的預見或者是預測。換句話說，中國有好多變化都是大家始料未及的，但是既然發生了，我們就有理由密切的關注、分析這樣的變化，從而得出一些規律性的東西，以便在政策上有一個更好的應對，我想這就是今天以及其他類似活動的基本主題。

　　主持人顧錢江：謝謝兩位老師！剛才我們談到了今年的貿易順差達到了一個空前的水平，和貿易順差相聯系的就是今年中國的外匯儲備增加得也非常迅猛，非常高興兩位老師在這方面最近都有非常獨到的新觀點可以和我們分享。我看了一些材料，盧老師對于中國巨額外匯儲備產生的原因做了一個微觀上的分析，以往好多人都說中國人的儲蓄率太高了、投資率太高了，這些都是從宏觀的角度，而盧老師為我們提供了一個微觀的角度；另外，李老師從國家戰略的角度談怎么使用外匯儲備，也有他的觀點，下面請盧老師先介紹一下，您認為上萬億的外匯儲備到底是怎么產生的？

　　盧鋒：外匯儲備過萬億，技術上說應該是10月6日，由國外媒體先發表，外匯管理局事后確認的，這是大家早就預料到的一個變化，因為數據一直很穩定地顯示中國的外匯儲備在持續地增長。從定義上說，外匯儲備是經常賬戶的贏余和資本帳戶中私人交易的贏余相加的結果。中國的外匯儲備從統計關系上來看，主要是貿易賬戶的盈余特別大導致經常賬戶的盈余特別大，而貿易帳戶的盈余又主要是加工貿易的盈余，根據我計算的結果，非加工貿易基本上與傳統經濟學講的雙缺口模型一致，是持續的、不斷擴大的赤字，就是加工貿易導致貿易贏余，貿易贏余導致經常帳戶盈余，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是資本帳戶，主要是FDI,導致私人帳戶資本凈流入的增加，從而導致外匯儲備的飆升。

　　剛剛李稻葵教授講到，這個問題確實是極為重要的全球現象，因為中國的雙順差和美國雙逆差實際上是一個問題的兩個方面，可以說是一個“鏡像型”的，一個對稱的問題。為什么會出現這個問題呢？簡單地說，我個人覺得有兩個原因：

　　一方面的原因我認為是正面的，是因為經濟全球化的擴展。當地經濟全球化的一個重要特點，就是把一個產品不同的工序打散，分配到不同的國家，中國以及前面亞洲四小龍這樣崛起，主要都是利用承攬、承接一些重要制造品中勞動密集型的工序，從而切入到全球化的供應鏈中。在經濟發展的早期階段，因為你的比較優勢主要是在這些加工環節的末端，也就是接近于最終組裝的這些環節，所以這樣的產品內分工格局，以及像中國這樣一些發展中國家的定位，就導致了這個國家在某個階段有比較多的加工貿易贏余，導致了經常帳戶贏余。我覺得這樣的變化，在一個階段中，由于全球化的分工，導致貿易盈余，這是一個正面的現象。反過來，美國有一些赤字的增加，這實際上也是一種全球化深入的現象，從這個意義上說，我覺得所謂的全球失衡在一定意義上可能要打一個雙引號，其實這就是經濟全球化深入的“題中應有之意”，就好像說一個國家的內部，不同的省份之間，沒有道理說一定要貿易平衡，這是一個方面。

　　第二個方面，我覺得跟中國實際匯率的低估也是有關系的。實際匯率的低估我們后面也許還有機會再來討論，可以從理論上、經驗數據上來考察。但是我想說中國的實際匯率低估并不是中國政府有意操縱的結果，恰恰相反，中國的情況，剛才我們談到也談到了，變化太快，前幾年可能還處于匯率高估的情況，但是隨著內外經濟環境的變化，就開始出現低估。而由于固定匯率制的調整，或者是釘住匯率制的退出，在任何一個國家都是非常痛苦和困難的過程，所以中國在這個問題上比較審慎地考慮了兩三年的時間，之后才做了調整，我覺得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我個人認為，實際匯率的低估也是導致外匯儲備超常增長的一個重要因素，所以簡單地說，既要從基本面的角度考慮，這是當前經濟全球化中一個積極的、具有經濟合理性的現象。另外一方面，也有匯率政策不配套的原因。

　　主持人顧錢江：先請李老師來評論一下盧老師的觀點，然后再請您談談您對外匯儲備的觀點。

　　李稻葵：關于這個問題我最近也在反復思考，寫過一些短文章，主要都發表在我們的《新財富》專欄里，所以比較細的觀點希望大家可以看看《新財富》的文章，昨天晚上我還又趕了一篇。

　　關于這個問題我完全同意剛才盧鋒教授的分析，我從另一個角度來談這個問題，可能是異曲同工吧，我從比較宏觀的、或者從整個經濟發展的格局、以及世界貿易格局來談這個問題。作為一個落后國家，尤其是像中國這樣一個大的、貧窮的國家，經濟起飛不可能是走一條平衡的或者說貿易赤字的道路，一定是在相當長的時間內走一條經常賬戶贏余的道路，只有這樣發展才能在國際上逐步建立起自己的信譽，逐步改變國際格局，逐步建立起自己在國際上借錢的能力。因為這樣的國家，如果你要發展，首先完全平衡的發展道路是很難做到的。如果不平衡的話一個是赤字、一個是順差，如果是赤字的話，這個世界金融市場那么發達、那么多游資，在各國之間炒作，如果發生赤字的話，短期內很容易出現金融市場的波動。所以我們看到了日本、韓國、新加坡這些國家，還有其他一些高速起飛的國家，都是走這個道路。從宏觀層次上講，從發展格局上講，從發展戰略上講，這是一個必然的，一個不可逾越的階段。所以在這個過程中有一些貿易的順差，這是不可避免的，從某種意義上講，這也是必要的或者是必須的。正是通過這種所謂的“中國出現了貿易順差，中國補貼了美國，中國經濟在補貼世界經濟”的經濟失衡，中國經濟才能打破這個世界格局，從被動到主動，這是一個必然的過程。

　　主持人顧錢江：我想問盧老師一個問題，您剛才講到中國的外匯儲備這么多，這里面反映了一個全球化的結果。既然是全球化的結果，我們知道全球化的趨勢仍然在繼續，是不是說中國這樣一個順差的局面，一方面可能還會持續下去，另外一方面我們不必太擔心，是不是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

　　盧鋒：我覺得這是一個動態的東西，當代全球化的特點跟二戰以前或者60年代以前在微觀層面、在分工形態方面有重要的差異，過去主要是不同產品在不同國家中分工，而60年代以后，特別是美國在60年代初實行一個促進外包的9810關稅條款之后，變成了不同工序在不同國家中分工。我專門寫過一個長篇的研究報告，研究了整個歷史的變化。簡單地說，60年代美國面對一些產品比較優勢的變化，采取了一個非常簡單的，但是非常重要的政策，就是把一些工序，比如說服裝業和電子產品，主要是一些組裝工序，鼓勵到外國去進行加工。美國采取的辦法很簡單，就是出口的零部件和中間件組裝完再回來，我僅僅對你組裝增值的那部分征關稅，出去的那部分我不征稅，因為也沒法征稅，征稅就出不去。所以實際上是說，我要把有些工序弄出去，正好那時候趕上發展中國家進口替代的戰略面臨困難，特別是亞洲四小龍，因為這些國家比較小，沒有辦法長期地搞進口替代，像新加坡這樣的國家怎么長期搞進口替代？不像中國、印度，可以一直搞，比如要發展航空業，新加坡怎么搞進口替代？飛機飛到天上馬上就要落下來，所以小國比較早的知道了這些進口替代是沒法完成的，所以他們比較早地改變了政策，就呼應美國的外包。就好像說，美國說我要跳探戈，其他國家就配合著一起跳。我覺得這個可能是亞洲四小龍崛起的一個重要原因。因為在二戰以后發展經濟學的標準理論里，你要玩出口、你要玩外向型的經濟政策，你沒法玩，你玩就死定了，你到最后必然變成他的殖民地，你也玩不過他。因為那個時候是“產品間”分工，發展中國家很難找到一個你有優勢的產品，能跟發達國家競爭。但是一旦到“產品內”以后，盡管汽車很復雜，但是汽車的一些零部件產品可能你不一定不能玩，盡管電子產品很復雜，但電子產品的組裝你不一定不能玩，盡管紡織品的一些原料加工實際上是資本相當密集的，但是紡織品的縫紉環節你能玩，我認為這個是關鍵。亞洲四小龍成功以后，中國文化大革命之后改革開放，學習了他們的經驗，所以中國起來了。中國起來了，剛開始肯定是做勞動密集的，而制造業勞動密集的部分，往往在組裝，或者接近組裝的環節。所以我們現在講其他國家的貿易贏余都轉移到中國，在這個背景下就可以有一個非常簡單的理解，這就解釋了為什么說產品內分工發展到一定階段，中國的貿易贏余會增加，而這些貿易盈余的增加，都是加工貿易實現的，這是一條。

　　回答你的問題，是不是永遠這樣呢？還可以從這個角度，如果中國成功的話，一定會像新加坡、臺灣、韓國一樣，要沿著供應鏈往上走，等到你不做組裝了，很有可能進出口就慢慢地平衡了，你的加工貿易贏余慢慢就縮小了。我專門研究加工貿易，中國加工貿易增加值占整個進口料件的比例，在過去的幾十年中，基本上每年一個百分點地往上漲，你想想看，加工貿易的增加值達到一定地步就不叫加工貿易了。因為如果這個增加值主要都是在你本國實現的，按照原產地規則，就不叫加工貿易了。不叫加工貿易了什么意思？到最后你的貿易贏余隨著產業結構的變化、隨著貿易結構的變化，特別重要的是，隨著你這個國家具有比較優勢的行業，在整個供應鏈中相對位置的變化，也會發生變化。這是一個動態的過程，事實上我們經常到企業去看，這個變化每天都在發生，但是這個變化也需要一個過程才能實現。所以回答你的問題，一方面，現在的貿易贏余、現在的外匯儲備，可以從這個角度理解，今后的變化呢，也可以從這個角度繼續觀察。

　　李稻葵：我接著這個問題說，這是一個核心問題，我完全同意剛剛盧鋒教授的分析，就是說到目前為止，中國在走一條新興的工業化小國的發展道路，在搞加工貿易。但我的問題是什么呢？中國跟新加坡相比、跟韓國相比、跟臺灣地區相比，中國經濟是完全不一樣的。我們玩這個游戲，搞加工，希望我們的產業升級，如果按這個路子走的話恐怕走不通。為什么？現在我們還沒有怎么樣利用西部和中部地區的勞動力，就已經成為全世界的貿易第三大國，馬上成為第二大國，再過十年成為第一大國，已經引起了這么多的貿易摩擦。如果靠自然市場的調節過程，靠我們的產業升級，把加工再轉給印度、越南、柬埔寨，這個道路恐怕太長了，而且在這個過程中會引起很多貿易摩擦，以至于會對整個中國經濟的發展造成很多干擾，也會造成很多福利損失。所以我覺得我們既然是大國家，一方面要在國際貿易方面繼續按照這個路子走，但是一方面，還要把注意力放在開發自己的國內市場，我們的東部、中部、西部就是三個世界嘛，這三者之間就可以進行很多貿易開發、促進經濟發展。

　　另外在這個過程中，恐怕要有意識地在貿易問題上采取一些比韓國、新加坡、以及日本更積極的調整政策。比如對于主要貿易伙伴，尤其像美國這樣的，地位非常特殊的貿易伙伴，恐怕要采取特別的措施，要減少跟他們的貿易順差。比如說我們要定期地到美國進行采購，這些采購不能是臨時性的，要制度化，尤其要采購那些在美國國內政治中很有影響的那些州的產品，包括農產品，有意識的把他的產品買回來以后，不見得直接使用、不見得跟我們的農業進行競爭，我們可以將其加工成能源產品，如生物柴油、乙醇等等。只有這樣更加積極地、更加有針對性地、更加主動地處理好中美之間的貿易問題，才能從根本上化解貿易摩擦。我認為僅僅是動匯率，僅僅是指望匯率浮動、指望匯率升值，從而在短期內、中期內來減少中美貿易摩擦，我覺得恐怕是不合實際的。我看過很多這方面的研究，我沒有找到哪一個合乎規范的計量經濟學研究，發現匯率的確對中美貿易的順差有影響。凡是做仔細研究的都沒有這個結論，有這個結論的一般都是在某些計量經濟學的技術方面沒有處理好。另外可以看看日本的例子，日本與美國在八十年代有很嚴重的貿易摩擦，后來日元曾經有200%的升值，兩年之內是解決問題了，但是兩年以后仍然是貿易順差。所以我認為對貿易問題要進行戰略性的、有策略的、主動地調整，不要指望匯率來調整。要我說，匯率就應該在未來10年、15年、20年之內保持一個緩慢升值的態勢，正是這樣一個緩慢升值的態勢才對整個經濟最有利，在緩慢增值的情況下我們的人民幣才能最容易走向國際化，才能在相當程度上避免國際收支危機。

　　主持人顧錢江：謝謝李老師，我想問盧老師一個問題，剛剛李老師談到要解決貿易不平衡的問題，恐怕最主要不是匯率，不知道這個觀點您是否同意？您認為匯率的作用有多大？

　　盧鋒：我剛剛實際上是說，我要解釋為什么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中國的外匯儲備會大幅度飆升。我通過非常嚴格的數據證明，這在歷史上是沒有過的，我看過幾十年，在全球最最大的50個經濟體中，從來沒有一個國家或地區曾經有過這樣持續雙順差的表現。按照標準的經濟學理論，按照發展經濟學的基本模型，一個發展中國家應該是“一赤一盈”，通常應該是經常帳戶赤字，資本帳戶贏余，這個背后的道理應該是很容易理解的。因為發展中國家成長性比較好，所以有理由借錢促進你這個國家經濟的增長。那么給定這樣一個理論的假設，給定這樣一個經驗的數據，中國的現象是非常特殊的。我剛剛就講，你首先要觀察它，然后解釋它。我剛剛講的就是怎么解釋這個問題。怎么解釋呢？我想從兩個角度解釋，一個是全球化的背景。關于全球化的背景我想說什么呢？我想說的是，在一定程度上，中國在某一階段內積累比較多的外匯儲備，可能是一個在國際分工層面具有經濟合理性的現象。因為到最后這是一個貿易分工，這個在微觀經濟學上大家都認為是一個好事情，因為通常來講一個自愿的貿易，不是強迫的貿易，當然也不能講得那么絕對，但是的確在經濟學中很少能夠找到這樣一個命題能被經濟學家們廣泛地接受：一個自愿的貿易，一個基于市場經濟基礎發展起來的貿易，通常能夠給參與兩國或者多國帶來效率的提高、能夠帶來利益的增加，所以在這個層面上有理由說，這是一個好事情。

　　我剛剛前面講了，因為當前產品內分工的特殊定位，導致了貿易贏余，還因為中國的這個定位而吸引了大量的外商投資，導致了資本帳戶的贏余，在這個意義上“雙順差”是有道理的。

　　但是我想說，另外一方面，實際匯率的低估，又加重了或者使得順差的增長太快。這其中暗含的意思是說需要調整實際匯率。但是我前面講的所有的東西都是解釋它為什么這樣，中國的變化非常快，你首先要觀察發生了什么事情，然后再來分析為什么會這樣。我剛剛從實證的意義上，講了發生了什么事情，解釋了為什么發生。剛才李稻葵教授實際上已經進一步地的深入到，怎么應對這個東西，這個東西好不好，然后怎么來處理它、怎么來應對它，我覺得這是非常重要的問題。實際上剛才我的實證分析暗含了我的規范評價，我覺得在產品內分工的基礎上，這是有道理的，但是從政策多少存在一定失調或者匯率被低估這個意義上，也需要通過一系列的政策調整做出應對。

　　我同意剛才李稻葵教授講的那個基本問題，就是說對于中國這樣一個大國，或者對于印度這樣一個大國，國際收支的失衡絕對不是單一的政策手段能夠完全解決的，注定需要一個綜合的調節。比如剛才講到的，我們要更多地降低進口壁壘，下一步也許會談到，中國改革開放經歷了5個階段，中國的開放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中國的開放度已經顯著地提高，但是很多地方依然有顯著的壁壘。我們要改變過去進口不好，只有出口才好的看法。另外一方面，如果說現在的外匯儲備過萬億顯示中國的國際收支出現了顯著的失衡，如果說要對這個失衡進行調節的話，我覺得在一攬子調節國際失衡的應對措施中不可避免地需要考慮實際匯率。注意我講的是實際匯率，實際匯率的調整不一定要通過名義匯率實現，所以對匯率和國際收支的看法我覺得要考慮兩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應該從實際匯率的角度來考慮，把名義匯率作為影響實際匯率的一個因素來評估；第二個問題，要把實際匯率和經濟成長的關系，就是我們學國際經濟學講的那個巴拉薩——薩繆爾森效應，作為一個理論的視角來考慮。思考中國現在的發展恰恰是需要建立一個實際匯率的概念，然后需要重新詮釋或者解讀。我覺得這兩條在理論上很重要。

　　我同意剛剛李稻葵教授講的觀點，人民幣要盡量避免大起大落，因為中國還有一個很長遠的目標，就是人民幣國際化。如果一定要選擇，人民幣低估一點、或者高估一點，情愿選擇稍微低估一點，這個事情不要太絕對。我也同意人民幣匯率的調整應該是漸進的、應該是緩慢的，但是要從學術的角度來說，如果我現在相信低估了20%、30%，一下子多調一下也沒有問題。但是我也能理解，從操作程度來講應該是漸進的過程，這樣方方面面比較容易接受，造成的沖擊也均勻一些。另外國外總是說人民幣存在低估，這對人民幣日后以進一步的國際化多少也是一個好的心理預期，但是我覺得這個終究是要調整的。

　　要調整實際匯率無非兩點，一個你的通貨膨脹要比你的貿易伙伴高。這一點關鍵取決于什么？關鍵取決于你單位勞動成本的變化，如果你單位勞動成本下降的話，你很難讓你的物價比較高，所以這幾年物價高不起來。而物價高不起來的話，你可能就難免需要調整名義匯率。我一般很少寫評論，但去年721匯率改革，政策一出來我當天晚上就寫了一個評論，我認為那個是中國經濟進入成長新階段的一個標志。什么標志呢？這個匯率制度或者釘住匯率制度終于松動了，從而使得實際匯率調整有了可能。因為實際匯率調整，如果單位勞動成本降低的話，沒有辦法通過一般物價的相對上漲來調，最后只能歸結到名義匯率。所以那個名義匯率釘住制度的松動，我覺得是一個正確的、務實的、符合現階段中國經濟發展要求的政策變動。

　　現在我看數據，今年如果說有一個重要變化，那就是實際匯率改變了8年來持續貶值的狀況，終于有了小幅的升值，而這個小幅的升值主要是通過名義匯率顯著的升值來實現的。

　　李稻葵：非常好，我覺得我們應該從理論上來討論這個問題，既然我們是在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咱們就從理論層次討論這個問題。我長期認為，我們這批在國外受過一定經濟學訓練，現在回到國內來從事經濟學研究、教學，還有一部分政策評論、一部分政策研究的人，對我們來說最有吸引力的事情，我們最愿意干的事情，就是從中國當前的經濟發展、中國面臨的問題中間提煉出一些傳統經濟學理論沒有涉及到、或者說得出錯誤結論的一些理論。現在我覺得有兩個地方可能今天的發展經濟學也好、國際經濟學也好，需要我們去修改或者研究。

　　第一點，按照傳統的發展經濟學理論，一個窮國、一個發展中國家應該借錢，所以在資本賬戶上應該吸引外資進來。怎么平衡呢？應該在貿易上出現赤字，就跟今天美國情況一樣。把今天美國的情況放到發展中國家，這個就是標準的經濟學理論。吸引外資，然后外資進來補充你的赤字。但是這個理論我覺得我們完全應該重新思考和研究，從實證研究、理論研究來討論這個問題，這個是不對的。一個窮國，按照定義，你的經濟制度是落后的，一個經濟制度落后的窮國，包括金融體制落后的窮國，你怎么能夠搞貿易赤字呢？你怎么能夠長期借錢過日子呢？肯定結論只有一個，那就是金融危機。拉丁美洲的金融危機，泰國也好，印度尼西亞也好，都是這樣來的。

　　我的好朋友樊綱在《第一財經》上寫文章，說中國最好的做法是經常賬戶維持赤字，資本賬戶存在盈余，這個說法是標準教科書的說法，恐怕需要重新的研究，需要我們從理論上進行修改或推進。

　　第二個我想也是一個誤區，就是標準理論認為匯率跟任何價格一樣，只要匯率一動，不管是名義匯率還是實際匯率，尤其是實際匯率，動了以后企業馬上就有反應，就會進行調整，這個恐怕也需要重新思考。

　　就以中國為例，我覺得剛剛盧鋒講的非常好，我們的順差很大一部分是加工出口的，我們追問一下，加工出口是怎么來的？是吸引外資來的，是FDI，是外商直接投資。可是我們的地方政府在吸引外商直接投資上面，是100%根據市場的價格信號運行的嗎？不見得。我們都知道中國經濟，包括像馬來西亞、新加坡也好，都有FDI偏好，就是其他情況一樣，他更希望有外國企業來做。這個我們都看了很多，像我們的徐工、萊鋼，都是地方政府主導、做媒，把外資引進來，也可能國有企業老總當時還不愿意，這種偏好是明顯的。這種FDI偏好是制度因素造成的，不是價格因素，不是匯率，是算政治帳、算制度帳。所以對外商的偏好是制度扭曲的，這個制度扭曲產生了我們的過分出口，以及過分的出口加工，這個因素如果只是調整匯率的話，短期內恐怕難以調整。也就是說匯率這個信號，哪怕實際匯率在短期內對于實際經濟體、對于出口企業、進口企業而言恐怕還不是那么靈的。因為畢竟中國經濟是一個發展中經濟，是一個制度體制對市場信號并不是那么靈敏的經濟，否則我們就不用研究發展經濟學了。這個方面我覺得也值得我們做深入研究，在理論上有所創新、有所推進。

　　主持人顧錢江：剛剛李老師和盧老師談到匯率的時候觀點稍微有一點不同，但是我想這個可以供大家思考、。

　　剛剛李老師提到一個問題，我們好多傳統的理論不能夠解釋現在的情況，特別是不能夠解釋發生在中國的一些情況，兩位老師都是在大學里面，在進行學術研究的同時也做一些教學工作。回顧過去這一年，中國的進出口貿易出現了很大的增長，但是我們也發現了一些特別的東西，中國從自由貿易當中得到了好處，但是發現自由貿易的秩序好像也并不公平。我舉一個例子，商務部發言人曾經提到，今年中國跟歐盟發生了鞋業的貿易摩擦，而去年是紡織品。商務部發言人認為歐盟這么做是一個損人不利己的行為，因為歐盟國家生產的鞋子是非常少的，從業者也是非常少的，而中國這方面有比較優勢，成本也更低。我們都知道比較優勢原理，這些現實的情況對我們傳統的理論提出了一個挑戰，在這里也想請兩位老師給我們做一些解釋，我們應該去修改理論，還是應該讓我們的行為更符合理論？

　　盧鋒：我稍微回應一些剛剛李老師以及主持人提到的，就是怎么看待標準的經濟學理論，以及模型跟中國經濟發展的關系。我非常同意，現在的教科書理論對于解釋當代的一些經濟現象，特別是解釋中國這樣一個轉型大國、成長大國的現象，面臨著一些困難或者說有一些不能直接套用的地方，我想這是兩方面的原因。

　　第一點需要說的是，因為中國在一個新的環境下發展自己的經濟，中國發展的一些模式、一些具體的機制跟以往相比又有不同的特點，也就是說因為現實發生了變化，而任何理論都是根據過去的經驗、過去的發展現實總結出來的。所以第二點我想說的是，這并不是理論本身有什么錯，因為對理論本身進行評估，我個人覺得，一個進入教科書的理論，你是不大容易挑得出有什么錯的，因為它是在它的假設基礎上作出的一套邏輯解釋。比方說回到剛剛講的那個“雙缺口模型”，關于“雙缺口模型”的論文在AER上發表后進入標準教科書。這個理論不僅僅有一套邏輯，并且確實考察了截止60年代發展中國家兩個賬戶的結構，事實上就是雙缺口的。盡管我們覺得經常帳戶出現赤字可能不好，但是如果你問他他說就是這樣的，我是在解釋為什么出現雙缺口，我用一個標準模型解釋了，然后進入教科書，這并不是理論有什么錯。

　　包括我后來在哈佛做那個產品內分工的研究，我反復在考慮，為什么這么簡單的問題沒有進入標準的經濟學教科書呢？這個背后有很多有意思的問題，其實要解釋這些問題，要解釋產品內分工，背后恰恰是標準的國際經濟學原理，這個原理并沒有錯，但是要改變假定。改變什么假定呢？就是國際經濟學傳統教科書中的標準模型，不區分產品和工序。這個邏輯有兩個。第一，一個產品只有一道工序，所以不需要區分；或者說有不同的工序，但是不同工序的要素投入結構都是一樣的，并且要素投入的規模經濟屬性也是一樣的，在這些假設前提下就不需要考慮產品內分工。但是我們現在看到的雙順差現象，我們看到的供應鏈、價值鏈、產品內分工現象，恰恰是出現了新的變化，這些新的變化改寫了標準教科書模型背后的假設。我覺得這個也是學習經濟學最基本的道理，不一定是理論有什么錯，而是理論的假設跟我們現在的情況不一樣了。我們要做的是什么工作呢？我們要做的是區分哪個假設跟我們什么現實是不一樣的，不一樣的地方是不是代表我們這個時代、代表我們中國經濟發展中一些主流的東西、一些本質的東西、和一些主要的方面。我同意剛才李稻葵教授講的，標準的教科書解釋我們現在的現象確實是有困難，所以單純套用的話就會有問題。

　　剛剛主持人提到的貿易摩擦，我覺得貿易摩擦這個問題可以從不同的角度去理解，從一般的國際經驗和貿易理論的角度里非常容易理解的。貿易理論怎么理解呢？貿易給兩個國家或者參與的國家經濟體能帶來整體福利的提高，整體福利提高不等于說大家都提高了，不同的部門、不同的行業、不同的地區、不同的個人受到的影響可能是不一樣的。如果影響不一樣，因為自由貿易，結果給我帶來了損失，我不可能歡迎這個。所以在一個國家的內部，他的政策，特別是在一個反映民意的政治體制下，一定要考慮受損害的那部分人的利益，所以在貿易政策上一定要有一些保護的內容，包括WTO也有反傾銷、特殊保障這樣一些條款，從純經濟學的角度來講，你補貼我更好，但是你補貼我會損害這個部門中我直接競爭對手的利益。WTO是鼓勵自由貿易的，但是WTO的一些條款設計實際上是考慮到了我剛才講的這些一般性分析的道理，所以中國經濟競爭力非常強，有貿易摩擦在理論上并不奇怪。并且在經驗上也不奇怪，日本、韓國、臺灣在快速的發展過程中都有一個貿易摩擦的頻發期。所以這個意義上中國的貿易摩擦恰恰說明中國的改革開放取得了階段性的成功，在這個背景下人家才限制你、才會出現貿易摩擦，過去根本不把中國當回事，也就不需要制裁了。

　　那么貿易摩擦怎么應對呢？我覺得這個問題確實是要靠文火慢攻。我跟商務部的官員在一起也討論過，這個問題沒有什么一勞永逸的解決辦法，只能慢慢地應對，有摩擦了我們的行業協會、我們的政府部門、我們的媒體需要討論、需要應對。我覺得這幾年行業協會起的作用特別重要。你要應訴，這個過程中我們要培養相關的人才，所以我們有學MBA的、有學法律的，今后非常需要又懂法律、又懂經濟、又懂實務的人才，因為你需要同國外談判、你需要跟別人溝通，所以你看到國外打貿易官司的人收入會非常高，即便從個人事業發展的角度也有理由懂這個事情。比如跟中國談WTO協議的巴舍夫斯基，到最后幫中國人打官司，這一方面的知識是非常重要的。我覺得整個中國的企業、公眾，以及官員需要通過一個長期的學習過程，學會怎么在貿易摩擦的環境中生存和發展，我覺得這會成為一個相當長的階段內非常正常的現象。

　　李稻葵：我接著談一個學術問題，然后再談一個政策。

　　剛剛談到標準教科書的結論不能照搬，這個我完全同意，我們需要在新的形勢下修改假設、或者加進新的假設，最后得出新的結論。與此同時還有另外一個現象我覺得非常有意思，標準教科書或者主流經濟學有些問題不研究，為什么呢？因為主要經濟學家活躍的國度沒有這個問題，比如外匯儲備問題，美國人沒有外匯儲備，美國自己是發鈔國，而1972年以前都是黃金本位也沒有這個問題。所以整個外匯儲備的研究出現了斷層，從50年代開始一直斷到80年代、90年代中，斷了40多年。50年代戰后的時候，一個法國經濟學家，當時是在美國耶魯大學工作的，叫特里芬，他研究過這個問題，他是法國人，有法國的民族心理，他覺得戰后美元獨大，這里面有一個美元問題。后來這個問題不研究了，一直到了金融危機之后才開始研究。目前我查了很多文獻，關于外匯儲備的研究，我們認為是比較無聊的，或者是很乏味的，就是把外匯儲備作為一個保險一樣，但是你要有成本，你要投資于資本回報率比較低的資產里面去，這個模型恐怕不見得能夠解決很多我們國家目前所碰到的外匯儲備管理問題，因此這個層次上很值得我們研究。

　　最近我們有一個博士生，我最近和他一起研討這個問題：我們中國人民銀行手中的1萬億美元的外匯儲備是怎么來的呢？都是我們人民銀行或者外管局發行人民幣的鈔票，當然還包括一部分的央行票據換來的。百姓拿這個鈔票干什么去了呢？百姓拿鈔票都是不付利息的，鈔票沒有利息，只有央行票據有利息。但是轉身以后人民銀行拿了這1萬億美元的外匯儲備投資美國的國庫券，最少也有4%的回報。所以央行是用一個基本上沒有利息的金融資產換得了一個有利息、有回報的國外金融資產，獲得的利差廣義上講其實就是國家稅收，用外匯儲備實際上是一個效果，國家實際上獲得了鑄幣稅，從這個角度大家都沒有討論過。當然鑄幣稅并不是越大越好，這里面也需要討論正面的和負面的影響。好處是你有這個稅收之后，其他稅收可以不收了。我們計算中國這么多年獲得的外匯儲備，每年所獲得的鑄幣稅至少相當于我們的個人所得稅總額，基本上相當于我們的工商稅收。這個稅收的成本我們認為是比較低的，當然限制了一部分民間投資、國外投資的自由度，這個是有一定福利損失的，但是相比個人所得稅、工商稅的征收成本或者帶來的激勵下降的成本而言是低很多的。從這個角度我們也可以考慮到底多少外匯需要藏匯于民、多少外匯需要藏匯于國。這是一個理論問題，而且在教科書里根本不討論，我覺得這是我們中國學者特別幸運的地方，我們有這樣的機會和這樣近距離的觀察，而我們現實生活中提出來的問題，為我們的學術研究提供了富饒的土壤。

　　另外談一個政策問題，關于貿易摩擦，我完全同意需要文火慢攻。這個文火慢攻里面我強調一條，有一個點我們還注意得不夠，我覺得最好的解決方案是要在多邊貿易談判中解決這個問題。現在一個一個國家談，每一個國家都是你的敵人，在這個問題我們應該意識到，中國應該是全球貿易進一步自由化的最大受益者。我們的勞動力市場是最靈活的，我們的貿易依存度，進口加出口除以GDP，在大國中間是最高的，比德國還高、比英國還高，所以如果全球貿易進一步地自由，我們是受益最多的。在這個問題上，我們既不同于印度，也不同于美國。比如印度這些發展中國家希望貿易保護依然可以保留一部分，自由化不要太快了，他們的經濟實際上沒有我們自由度大，比方說他們需要美國在農產品上讓步。美國這邊是務實的，也不愿意讓步，所以中國應該起到一個世界第三極的作用，或者說，我們應該起到一個領導作用，我們應該把印度這些國家拉過來，在道德口號上喊的比印度人還要高，在實際利益的計算方面算得比美國人還要精，把他們拉過來，一起拉回到談判桌。多哈會談也好，下一輪會談也好，進一步地起到一個新的、獨特的領導作用，來推動全球貿易自由化的進程，這樣中國經濟才能夠取得更長遠的國際自由貿易環境，才能有更長遠的、更好的發展前景。

　　盧鋒：我稍微回應一下。今天這個討論大家看出來了嗎，我基本上是跟著主持人走，但是李老師因為是領導，他往往是往前沖一步，然后我跟著李老師再回應。

　　剛剛李老師講了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我非常同意他的觀點。因為教科書都是人寫的，所以作者對什么問題感興趣或者他生活的社會、國家中什么問題最重要，往往什么問題就最容易進入教科書。這里面有好多例子，比如剛剛李老師講的例子。我印象最深的是前年中國的國有企業爭論，有一個香港的教授就對中國國有企業的MBO提出所謂高調批評，媒體認為他是國外一流的商學院畢業的，是真正的專家。但是后來我發現我們中心的周其仁老師對他有一句評論是非常中肯的，他說國外的商學院從來不教這個，因為國外從來沒有國有企業改革問題，更加沒有中國這樣漸進式的國有企業改革問題。周其仁老師更進一步地講，國外從來沒有這樣的事情，先建一個企業不說這個產權是誰的，等到這個企業做大了，需要重新界定產權，這在國外是從來沒有過的，也沒有人研究過，國外的商學院也就從來沒教過，這就是一個世界前沿性的問題。所以這時候說國外再偉大，到最后也要從中國的現實出發研究這個問題，所以我非常同意李教授剛剛講的一般性的觀點。

　　但是對于剛剛李老師講到的外匯儲備，我不知道我聽得對不對，好像認為現在央行這么做也是一個不錯的辦法。我同意你剛才講的，因在你的假定之下，結論似乎是能成立的。央行是一個特殊的經濟機構，薩繆爾森評論過，央行是20世紀甚至是人類歷史上最偉大的創造，當然我覺得他是語不驚人死不休，我們姑妄聽之，總之很重要。剛才李稻葵教授就說，從央行的負債來看，持有外匯儲備所支付的成本并不高，因為剛才李老師說了，一個是鑄幣稅，鑄幣稅就說明不需要任何成本，或者成本幾乎為零。鑄幣稅就是鑄幣的成本，和票面價格之間的差額，比方說100元錢，100元錢成本能有多少錢？我專門和央行的易綱老師討論過，說來說去到最后頂多5毛錢，也就是說100元減去5毛，也就是99塊5毛，這就是你的鑄幣稅，幾乎零成本。還有一塊就是央票，因為是央行發行的票據，所以成本很低。還有一塊是法定儲備金，法定儲備金也很低。所以給定這樣一些負債的成本，到國外拿到三個點的收益是不錯的，我同意李教授的算法。

　　但是也還有另外一個算法，可能有不同的結論。你要考慮把金融資產轉換為實物資產以后、資本存量以后能帶來的收益，這個收益現在真的非常大。最近媒體討論得非常多，我們中心的宋國青老師，包括世界銀行，對這個問題提出了評論，形成了一場討論。我們花了三、四個月的時間，專門對這個問題進行了系統的研究。就是說中國即便是用最狹義的資本回報率，用凈資產權益對凈利潤，中國的資本回報率平均現在大概是6到7個百分點，私營企業還要高到8到9個百分點。就是說用這個收益比照一下，到國外比如說買美國國庫券的收益，可能到最后中國的機會成本就太高了。我的意思就是看你怎么比，我覺得后一種比法可能也是不可忽視的。但是后一種比法有什么問題呢？你這個經濟要有一個很有效率的金融系統，能夠把資金轉化為資本，這是最重要的。剛剛李教授已經談到國內經濟了，我覺得非常對，對外戰略是國內戰略的一個延伸，它們一定是聯在一塊的。中國有一個很重要的問題，現在都說資金多、流動性過剩，我覺得有一點概念上的區別，中國是資金多，但是資本并不多。一個經濟有能力把資金變成資本，實際上是暗含了一個有效率的產權體制、一個有效率的金融體制、一個很有活力的企業家群體。這個問題是非常重要的，就是要區分資金和資本，正好我們最近在做資本回報率，我就把會計的歷史研究了一遍，我發現非常有意思。計劃經濟的本質，從會計學的角度來看，實際上就是把資本變成資金，而現在改革開放就是要把資金變成資本。

　　所以當下的討論認為流動性太多，我都同意，這里面有一些道理。但是我覺得一個根本的問題是什么？是沒有區分資金和資本。我覺得中國是資金多，但資本不夠，怎么改變資本呢？我非常同意剛才李老師講的，要改革企業制度、企業家，包括金融體制。中國的經貿戰略要成功，最終還是要取決于十七大以后，看看有沒有可能出臺新一輪的改革政策，使得中國市場化的改革真正到位，使得資金更有能力變成資本。過去8年中國的資金回報率，包括我剛剛和同事算的今年1到9月份的資金回報率，仍然在持續的增長，這說明什么？說明資本邊際報酬高于平均報酬，這樣平均報酬才會增長。如果資金的邊際報酬、平均報酬很高，說明資產存量不夠，這個最早是宋國卿老師講的，我覺得是對的，因為如果你資本足夠的話，資本回報率為什么那么高呢。當然你也可以說中國的金融體系不完善，成本扭曲之類的，這些問題都可以考慮，但是基本面的問題我想還是第一位的。剛剛主持人講了，中國畢竟是一個市場化程度不斷加深的經濟。在這樣一個背景下，如果你觀察到了資本回報率在持續的增長，你只能接受中國資本實際上還是稀缺的這樣一個事實。為什么會出現資本稀缺、資金過剩呢？說明你的金融系統有問題，而要從國際收支的角度來看，說明你的外匯儲備和實際匯率有問題。

　　主持人顧錢江：剛才在講話的最開始，盧老師說李老師好像沒有作出非常直接的回應，我想這次就請李老師直接地評論一下盧老師的觀點。

　　李稻葵：主持人是我們真正的領導，領導發話了，我回應。

　　剛才我說的可能造成了誤解，我說把1萬億美元的外匯儲備放在中央銀行的手里，或者放在中央銀行下屬的外匯管理局手里，或者建立一個基金，怎么弄不管，反正在政府手里。這會產生一個鑄幣稅的收入，這個鑄幣稅的收入是什么概念呢？有了這個鑄幣稅就可以少收一點工商稅，把企業所得稅的33%降到25%，把個人所得稅從最高的45%降到30%，把工商稅收某些地方可以減免一點，這個所產生的社會福利都是相當之大。所以從這個意義上講，把外匯集中放在政府手里，來獲得一個相對廉價的、成本比較低的鑄幣收入，這個意義很大。我沒有說把國內、國外的投資回報做比較，這個是兩碼事，外匯儲備怎么用，這是另一個問題。我剛剛說的是，把外匯儲備集中在政府手里獲得鑄幣稅，這個社會效益是很大的。這個效益在教科書中沒看到，至少沒人討論這個問題，所以我覺得很困惑，我覺得這是很有意思的一個問題，這是一個回應。

　　第二個問題是關于外匯儲備到底該怎么用，1萬億美元到底該怎么用，這是另外一個問題了。有人說中國現在還面臨貧困的問題、中國的資本量還不夠等等，我同意。但是我認為還有更好的使用方式，就是把這筆錢放在國外去用，比如說把人民幣通過運作，以外匯儲備為后盾，在國際上發行以人民幣計價的金融資產，逐步地取代美國的國庫券，部分地取代美元作為世界上主要的中央銀行外匯儲備手段。這個事情對于中國的戰略影響、對于中國的長遠發展，我相信比我們投資回報率高一兩個百分點要重要得多。

　　今天下午我跟哈佛的理查德•庫珀教授進行了一個小辯論，他堅持說美元不存在問題，世界上還看不出替代美元作為儲備手段的產品，我說恐怕他作為美國人可能過于樂觀了，我認為我們人民幣完全能夠做到這個事情。在海外以香港為基地，專門發行面對國外金融機構、面對國外中央銀行的以人民幣計價的金融資產，到期結算的時候用我們的外匯儲備做后盾，你不用擔心我的錢發不出來，并且人民幣還有長期升值的壓力，這樣只要你的回報率或者你已有的收益率跟美元債券差不多，我相信很多人都愿意買這個資產。我私下問了很多金融界的朋友，也問了很多國際金融界的媒體，我問他們如果以中國的外匯儲備為后盾，在這個大背景下發行以人民幣計價的金融資產，你們愿意不愿意買？他們說肯定要買，而且不僅要買，還要建立一個新興市場國家的金融指數，把人民幣債券作為第一大成份債券，到那個時候人民幣債券進入金融指數，而我們都知道一個債券如果進入金融指數的話那它的二級市場就不愁了，所以我們要集中起來考慮。外匯儲備集中起來能干很多大事，不要考慮短期的需要。換句話講，如果為了扶貧、新農村建設、或者投資的話，現在經濟情況比較好你發國庫券不就完了，何必動外匯儲備呢。現在中國經濟不缺流動性、不缺錢，完全可以通過其他形式來做嘛。為什么要把具有戰略意義、具有戰略機遇的事情放過呢，我覺得我們應該換一個角度考慮問題。

　　主持人顧錢江：謝謝李老師！我覺得進行到這兒有一個感覺，今天我們的主題可能是貿易，但是我們可能用很多篇幅講匯率和儲備，而且大家聽著聽著也都聽明白了，實際上兩位老師還是有不同觀點、存在有一定分歧的。大家既然已經聽到了可以自己回去思考，我們盡量集中于我們貿易的題目。剛剛李老師也講到，我們回頭看過去一年，貿易問題實際上已經成為中國外交中很重要的一部分，比如說4月份胡錦濤主席訪美的時候第一站就是到西雅圖波音飛機的總裝廠，在那里波音公司的員工還送給他了一頂波音工廠的帽子，當年鄧小平去美國的時候是戴了一頂牛仔帽，這個變化一對比可能有非常大的意義，貿易問題也許從某種意義上講超出了臺灣問題對于中美關系的影響。我們剛才講過理論是不是能夠解釋現實，以及理論是否能夠根據發展創新這個問題，如果跳開這個，我想問的是，中國在制定貿易政策的時候是否應該考慮政治因素？有人說過非常精彩的話，經濟是全球化了，可是政治還是本地化的，請兩位老師談談這個。

　　盧鋒：我想中美貿易討論的很多了。中國和美國是最大的兩個經濟體，特別我剛才講過當代經濟全球化產品內分工特點，產品內分工不是說只有美國在做，但是美國做的比較早，而且整個美國的體制，無論是國內的勞動力市場壁壘，還是國外的貿易壁壘，相對來講，比其他的發達國家要低一點，所以美國介入全球化的程度比其他的發達國家要深一些，與中國這樣的發展中國家形成的貿易關系似乎也更緊密一些。所以我前面講到，產品內分工基礎上形成的這種貿易不平衡，也就是所謂的貿易赤字，可能程度更加深一些。這樣因為政治的原因、由于利益的原因就會形成非常重要的問題，我覺得這是可以理解的。其實實際上美國內部也有不同的看法，如果他真正想明白了也會覺得這沒什么不好，但我們看到、我們聽到、 然后比較注意的可能還是貿易贏余給美國造成了很大的傷害，包括美國的議員、政治家、政府官員要求我們作出一些讓步，但這只是問題的一個方面。

　　另外一方面，美國是一個大國，也有不同的聲音。美國的有識之士知道這個東西對美國沒有什么壞處，從一般的理論角度上講，如果說現在人民幣實際匯率低估了，美國的經濟學家其實心里明白，低估了沒有什么不好，如果人民幣的匯率低估了，美國就能夠用更低的價錢買到中國的商品和勞務，而且最后中國的外匯儲備用來購買美國的債券，美國就能夠用更低的融資成本借債，所以這沒有什么不好。盡管沒有什么不好，照樣有另外一些人站出來要求中國要解決所謂的貿易失衡，要拿出來說事，過去還跟人權、政治問題結合在一塊，現在好一些了，跟那些問題也不掛鉤了。我覺得這些東西是兩個大國之間難免發生的，因為中國正在快速地追趕，中國是一個新興的國家，跟美國這個世界經濟的中心在利益關系上有好多東西需要碰撞，甚至在一個階段內可能搞得很緊張，這些都不奇怪。但如果我們仔細觀察也會看到，矛盾歸矛盾，但是從主流上來講，大家還是會回到談判桌。比如今年剛剛發生的，美國的新財長帶了陣容龐大的代表團到中國訪問、與中國官員進行溝通，我覺得最后還是要通過貿易的摩擦、通過利益的溝通、通過互相的協調，找到一個雙贏的結果。

　　第二點，我非常同意你的看法。我個人的理解是，因為產品內分工，經濟的全球化在過去的半個世紀中已經大大地深化了，但是我們現有的這一套國際治理結構，包括國際政治架構，可能依然存在一個滯后或者不能完全適應的問題。這是一個大題目，從某種意義上講，已經超出了經濟學家的視野。我相信有一些人可能是學國際政治或者國際關系的，可能需要他們這樣不同學科的研究人員對這個問題進行分析。但是從經濟學的角度來看，經濟基礎變化了，產品內分工深化了，全球化的微觀結構重組了，必然會在政治的層面、在國際關系的層面需要一些新的組織創新和制度創新相配合。因為我覺得在21世紀這是一個大題目，特別是對北大清華國際關系、國際政治、以及法律領域的學生來說，這是大有用武之地的領域。因為中國的發展或者說崛起，可能在歷史上是能夠跟英國的工業革命或者美國在19世紀末、20世紀前期的崛起相比的現象。這樣一個過程必然要帶來全球超越現有格局的組織、制度方面的重新創造，我想這里非常需要聰明的年輕人來研究，來重新定義一些關系，重新思考一些大的問題。

　　李稻葵：我120%的同意你的說法，中美貿易問題就是一個政治問題，而且準確地說，是當地政治問題。我給你提供兩個佐證：

　　第一，根據我的觀察，當然也有數據支持我，但凡支持中國的，尤其是對中國目前的領導人特別看好的，是美國的精英階層，包括財長，當然這個財長不能抱太大的希望，因為根據現在中期選舉的結果，這個財長快做不下去了。

　　第二，今年6月份美國《財富》雜志召開了一次“全球頭腦風暴”的峰會，全球大約有600多位精英人士參加，包括商界人士、政治家、學者。我也做了一個問卷問這些人，你們認為影響未來世界發展的三個領導人是誰？結果70%的人說是胡錦濤，還有一部分人說是下一屆美國總統，還有個別的人說是俄羅斯的領袖普京，還有拉登，不管怎么說這都是精英階層，我做了一個分析，精英階層里面最支持胡錦濤的都是金融界人士，這是一個證明。而所有跟中國過不去的都來自那些草根階層，我舉三個例子，第一個是美國參議院議員舒默爾，舒默爾這個人完全草根，盡管是來自紐約的議員，但是他基本沒出過國，只去過加拿大，第一次出國，剛下飛機就被我們清華大學接去作演講。他一下飛機就蒙了，北京這么好，完全不知道。第二個是格萊姆，格萊姆是同性戀的代表者，當然我沒有貶義，但他沒有家庭，對國際問題根本沒有了解，完全是草根階層，完全是靠跟地方百姓搞好關系選上來的。我再舉一個例子，美國南卡羅來納州的州長來我們那里作演講，私下里吃飯的時候說，你們要理解我，我是支持自由貿易的，可是我的位置現在保不住了，我的競選對手在天天宣傳說由于我的政策使得南卡羅來納州很多50歲以上的黑人婦女們失去工作，因此這樣的貿易不合理、不公平。這位州長說你們幫幫忙吧，我支持你們，你們來美國投資吧。當然我想中國企業家到南卡羅來納州投資的可能性也不是很大。這個例子說明什么呢？說明我們在草根部分聯系很少。

　　而且還有一點，我們對于美國政治的理解不能太理性了，政治家恐怕也都是草根階層上來的，精英階層不見得行。小布什講話的時候語法結構是最混亂的，克林頓是最好的，小布什的語法錯誤一大堆，很多笑話都有，但是沒辦法，老百姓支持他。所以我們不能寄希望于美國的精英階層替我們講話，盡管他們很支持我們，我們應該按照美國的政治運作規律去影響他的政治。我不是說瞎搞選票，我是說我們可以到最反對中國的州去，買產品、搞采購，去買他的糧食，買回來以后加工成能源。我們要注意，在里根時代，冷戰最高潮的里根時代都不敢對蘇聯進行糧食禁運，為什么呢？農業州的國會議員通不過啊，冷戰時期地方政治的影響都很大。所以我們現在更應該認真地去學習、了解美國的國內政治運作，按照他的規矩，按照他抓不到把柄的方式去影響、改變他的當地政治，從而營造一個對中美貿易長遠來說更有利的環境。

　　主持人顧錢江：李老師從一個很好的角度來談到了政治的影響，也許我們可以得出這樣一個推論，在美國可能這些政治人物都不是有識之士，那些有識之士當了政治人物以后也變得言不由衷了。還有剛才李老師講到很重要的一點，就是政治問題我們應該用更多的智慧，用政治的手段去施加影響。

　　進行到這兒我們可以總結一下，通過開放中國獲得了很大的機遇、也獲得了很多的好處，包括我們的經濟增長，包括我們那么多的外匯儲備，盡管兩位老師對外匯儲備怎么用還有一定的分歧，但是畢竟我們擁有了這么多的外匯儲備。我們也解決了很多人的就業問題，我們的生產力水平也得到了提高。但是在這個過程中我們也發現，雖然我們的貿易量上去了，但是我們干的很累，我們得到的錢也比較少。反過來還有一些人要指責我們，我們也覺得這并不公平，但這就是我們面對的一個貿易形勢。在這樣的貿易形勢下我們應該怎么規劃我們的戰略，我想請兩位老師來介紹一下。

　　盧鋒：剛才主持人提到中國的發展非常成功，但是中國的發展過程實際上也很辛苦的、很累，我非常同意這個判斷，我在講課的時候經常講這個故事，可能在座的同學也都聽過。這就好像在春節的時候大家回家都要搶著上火車，而這個火車上有不同的座位，有軟座、硬座、硬臥、軟臥，如果你抱怨說上去沒有軟臥我就不愿意上去，那你只會永遠在下面，你死使勁向上爬，爬的過程中很多人就會埋怨你，我覺得任何搶座的人都知道，你首先必須背著包擠上去，擠上去之后才可能有座位，座位永遠是為那些擠上去的人提供的。我同意剛才主持人的說法，但我覺得這個是發展過程中不可避免的問題，就好像農民工想到城里來，這是一個競爭的環節，很多國家都想發展，這里沒有捷徑。

　　至于怎么發展，我的經濟學研究主要是分析這是怎么回事，有什么道理可以解釋，至于怎么發展，其實過去的發展戰略非常好，還是四個字——“改革開放”。改革就意味著國內政策方面需要進一步地完成市場化，把原來沒有完成的完成了，比如說現在有的政府文件，說國有企業對一些行業要進行絕對控制，對某幾個行業要進行顯著控制，我同意國有企業可以控制，但是一定要在一個競爭的平臺上達到控制，是要在一個允許準入的規則下，然后國有企業比其他類型的企業表現好，這樣實現控制，切記不要通過行政的辦法、限制準入的辦法進行控制，而不能限制準入這恰恰是市場經濟體制的一個基本原則。還有宏觀調控范圍的界定問題，土地及其他資源性產品的產權改革問題，我覺得這些問題都是非常困難的，需要改革。如果這些改革不到位，并且甚至還出現后退的話，中國經濟甚至很難講一定會繼續地健康發展下去。現在看中國經濟的勢頭很好，但并不是說這個問題就解決了。我的看法是，這幾年國有企業改革或者市場化改革，實際上是行百里者半九十，要走一百里路，現在已經走了九十里了，但最后的十里路甚至可能比你前面的九十里還要難走。中國的漸進式改革有一個很大的好處，就是一步一步地走，很多矛盾可以慢慢消化。但是可能也存在一個客觀上的困難，那就是30年以后，大家對改革初期的一些情況已經忘得差不多了，或者新一代的人他不了解改革初期的約束，他的命題、他的判斷、他的好多觀點可能會有一些不同。所以怎么在這個背景下推進改革，真正地完成中國的市場化進程，我認為任務非常艱巨。

　　另一方面，我覺得國內政策就應該是一個社會和諧的政策。我覺得這幾年政府強調科學發展、強調和諧社會，我覺得非常有道理。作為一個快速發展的經濟，市場化改革不到位，甚至是市場化改革的成功，都會帶來一些新的問題。解決這樣一些新的問題需要在社會保障、收入不平等、以及環境保護方面有一些配套的東西。把這兩方面結合起來我們需要一個政策，在這個前提下我覺得我們還需要開放。

　　剛才李稻葵教授講到多邊談判，我非常同意。中國的改革開放經過了四個階段，最初是幾個特區點上開放，然后是沿海一條線，14個開放區，然后到面上的點，比如在內陸的一些省會和邊境的一些城市，然后再到WTO的全面開放。現在我覺得已經進入了一個更高的開放階段，什么階段呢？就是開始共同地制定游戲規則。過去是中國想明白了，已有的國際規則我們必須適應它，所以就根據中國發展的需要，一步一步地改革我們的制度，來符合國際慣例、符合國際規則，在已有的全球化規則的背景下，我們不斷地發展起來。今后怎么樣？今后中國是最大的貿易國之一，今后中國是最重要的經濟體之一，今后中國也就不可避免地面臨著怎么能進一步推進全球化的問題。我覺得這里面有好多問題，一個就是全球的多邊貿易體制，這個是全球化的基石。我覺得中國在這個問題上采取了一個謹慎務實態度，多哈談判因為是第一次參加，所以謹慎務實的基本立場我覺得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今后還是要進一步發揮中國的積極作用。另外，多哈談判如果失敗的話，可能對全世界都不是好消息，對中國更不是好消息。還有一個是區域性的自由貿易框架或者自由貿易區，這個東西非常有爭議，就是區域性的自由貿易安排和多邊的貿易安排到底是什么關系？在理論上非常有爭議，有人認為是鋪路石，也有人絆腳石，但是我個人認為，在過去幾十年的發展過程中，已經證明了它還是有可能形成互動的作用。我覺得中國現在正在全面地、積極地介入不同層面的區域自由貿易安排，或者說正在努力促進自由貿易體制創新，我覺得這是有道理的。不管是10+3或者10+1，包括最新的這一次APEC會議，都能看到中國在這個方面有新的思路，我覺得這個方面也值得積極探索。

　　還有一些就是雙邊的自由貿易安排。我覺得中國今后進一步地參與游戲規則的制定，具體這個游戲規則可能是一個更加全面的東西。多邊的、區域的、雙邊的，包括我們單方面地進一步降低貿易壁壘。在這樣一個過程中，我相信中國基本面的因素，中國人的聰明才智、中國人的勤勞、中國企業家的創新能力，現在回過頭去看這20幾年，我覺得中國企業家素質的存量不可低估，只要給有條件、有環境，我相信在一個自由競爭的格局里，有了過去20幾年發展的基礎，一定能夠推動中國進一步的發展，實現大國崛起的目標。

　　主持人顧錢江：盧老師剛才回顧了一下我們改革開放的歷程，我們完全同意盧老師的觀點，現在的改革開放已經到了中國運用自己的影響力，去參與制定這個游戲規則的時候了。我們看到今年美國世貿組織的總干事拉米來到中國，給中國入世這5年的表現打了一個A+的高分，同時還希望中國能夠更積極地推動這樣一個多邊貿易框架；美國人也來中國，同樣也希望中國在多哈談判的進程中扮演更加積極的角色。我覺得，隨著經濟的增長，中國確實已經到了掌握一定的話語權、進而參與制定游戲規則的階段了。不知道李老師認為在這樣一個情況下，中國的外貿戰略，從一個全球戰略高度，應該做哪些考慮和安排？

　　李稻葵：你說的這個其實是一個大問題的一部分，這個大問題是什么呢，我一直在考慮，我覺得過去的20多年，我們在改革問題上確實有一套，鄧小平說過不爭論、搞試驗、搞試點、搞增量改革，這個很有道理，中國人有一套辦法，在改革問題上我不太擔心，當然也有可能速度是一個問題，這里不去說它。我覺得讓我擔心的是什么呢？我覺得到目前為止，我們的經濟界也好，政府官員也好，學者也好，我們的國際意識不夠，沒有看到中國崛起的特殊性，沒有認識到世界歷史上從來沒有一個人口世界第一、而人均收入卻只有世界最發達國家二十分之一的窮國在崛起，這個崛起對全世界的影響是巨大的。同時這個影響也是雙向的，我們對他們有影響，他們對我們也有影響，在這個情況下必須認真思考大國的發展戰略，很多地方跟以前的是不一樣的，不能簡單地照搬新加坡、韓國、或者日本的成功經驗，這是一個大問題。而貿易，又恰恰是這個大問題中比較突出的一部分。

　　在貿易問題上，我覺得我們應該更加積極地、更加有策略地“管理”我們的國際貿易，這個管理當然不是說違背市場，絕對不是說跟市場對著干，絕對不是這個意思。怎么管理呢？當然剛才盧鋒教授談到了全球領導力的問題，我百分之百地同意。剛才我也談到了，中國要在各種多邊的、或者雙邊的會談中間爭取主動，要占領道德輿論的制高點。這個問題的關鍵，除了我們自己要有準備之外，還有一點就是我們要要培養有國際化意識的人才。北大在這方面做得非常好，我深深感覺到我們清華這方面應該向北大學習。中國培養的人都非常聰明，但光有聰明還不夠，還必須要有國際化的意識，這個太重要了。我參加各種會議聽到有一個說法，說印度人講得太多了，一上來就講一串，別人都反感了。日本人呢，日本人講錯了，日本人不會講，講了半天都講反了，自己的利益都沒搞清楚，越講越糟。我們中國人是不講話，不會講話，都坐在后面，只是聽聽而已，這個局面如果繼續發展下去，對我們是不利的。這是全球領導力的部分。

　　再有一個，對于我們的貿易摩擦要從戰略的高度要進行積極的管理。剛才我們談到了中美之間的貿易摩擦，不能僅僅看到調整匯率，如果只是讓匯率更加靈活，這絕對滿足不了美國人。美國人其實就是在貿易不平衡上面做文章，草根階層就是以這個為借口，所以要針對他們草根階層的要求，用他們自己的辦法來對付他們。雙邊談判的道理也是一樣。另外在相當程度上要鼓勵進口，開放我們的國內市場，這樣才能夠促進國內市場的發展。從比例上講，我們的經濟發展不要過多地依賴國外的市場，大國的發展跟小國不一樣，光靠出口這條路走不遠的，如果本國經濟不發展，本國大市場起不來的話，怎么會有大企業呢，沒有大企業怎么會有競爭力呢，所有大國的崛起都是這個道理，都是有大市場、有大企業，才有自己的競爭力，才能走向國際。

　　還有就是關于匯率，我剛才說過，在未來相當長的時期內，名義匯率要相當緩慢地升值，但是升值速度不能過快，要使得匯率炒作的人賺不到錢。

　　對于外匯儲備我還是那句話，集中起來使用，要做大事，要利用這么高的外匯儲備真正把人民幣推向國際，讓人民幣去跟美元競爭。短期內不要跟日元搞在一起，不要搞亞元。我們很多的學者還在積極地做研究，甚至拿日本人的錢做這個，利益都沒有搞清楚。短期內亞元肯定是以日元為基礎的，但時間在我們這邊，再過十年，只要我們真正地做下去，肯定能超過日元，到了那個時候不光是亞洲貨幣，我們還要跟美元、歐元競爭，成為世界上的主要貨幣。到那個時候能夠面向世界發行貨幣的話就厲害了，鑄幣稅都從全球而來，這個好日子長遠得很。總之一條，一定要有大國的發展意識。

　　主持人顧錢江：李老師特別強調，我們要有一個自我認知，我們是一個大國，大國有自己的發展戰略。我們談到貿易方面中國對外戰略的調整，實際上我們回顧過去這一年，也已經出現了一些端倪，比如說我們對

出口退稅進行了一次調整，同時我們也限制了那些高污染、高投入和高能耗產品的出口。還有一點，今年是廣交會100周年，在這個時候中國宣布要把廣交會從“中國出口商品交易會”，改成“中國進出口商品交易會”，這也反映了剛才李老師談到的，我們應該注意進口對我們國家的重要性，無論是在政治上，還是在經濟上，都是如此。

　　現在到了現場提問的時候了，可以現場提問。

　　現場聽眾：對于從戰略角度集中使用外匯，我同意李老師的看法，但是我的問題是，現在有沒有一個完善的機制，就是說你這么做了老百姓能不能看到收益具體是什么？

　　李稻葵：這個問的非常好，究竟通過什么機制能夠保證投資的效益，至少能夠保證這個錢不浪費，至少不會把這個錢投沒了，這個非常重要。這個機制我想國際上有很多可以借鑒的方式，新加坡有，香港有，另外中國是一個大國，不見得建立一家，可以建立三四家、四五家，建立三四家、四五家基金也好、投資委員會也好，好處至少有兩個：第一，它們之間可以有競爭，可以相互之間進行比較；再一個就是分散風險，即便有一家短期內運行不好，還有其他幾家。我相信這個需要我們認真去學習、研究國際上的成功經驗，我想這也并不是特別難的地方。為什么我說不是特別難呢？因為這種事情不涉及到國內政治，我的觀察是什么事情一到國內政治就麻煩了。比方說個人所得稅是高了還是低了？這一提馬上引起爭議，但是我們可以一致對外。關于外匯儲備怎么使用，我覺得國內爭議應該比較小，這個屬于技術層面，我們的研究人員可以作研究，政府官員也可以去學習，信息也都是公開的，也可以到國外學習這個，總之我比較樂觀，因為這件事的操作性畢竟比較強。

　　關于怎么樣提高我們的經濟競爭力，這個和外匯集中起來使用有一定關系。一個是利用它為后盾發行人民幣債券，還有一個，可以由國家某一個機構用這筆外匯集中起來購買一定的技術，比如日本豐田的混合動力環保汽車，賣得非常貴，每一輛汽車賣到28萬人民幣，將近4萬美元了，這里面大部分是他的專利，這個東西為什么不能夠由中國政府用外匯儲備買下來，比如中國政府可以和比爾蓋茨基金會、和豐田一起合作，三家一起把這個技術買下來，這樣完全可以提高我們的素質。

　　還有一個事情可以做，比如我們走出去買國外的油田，這個在國際政治上有爭議，即便買來之后怎么管理也是有問題的，為什么不能拿出外匯儲備去分散風險，買國際上運行得比較好的、以自由資源為基礎的公司？像美孚公司、殼牌公司，買2%，很少的一點，4億美元買來，2%足以成為一個非控股的大股東。然后可以派我們的官員也好、我們的學者也好去做大股東的董事，觀察學習他怎么運作的，而且在危機時刻可以通過董事會的力量要求他首先保證對中國的石油供給，通過這種機制也能逐步提高我們國家的經營能力。有了這個能力之后再逐步到國外投資，這是一個過程。比方說印度人的塔塔爾公司，塔塔爾公司說我們沒有錢，印度是儲蓄不足的國家，是靠外資的，跟教科書是一致的。塔塔爾公司為什么能夠國際化？只有一條，他們有這個本事。誰有錢找誰借錢，哪個地方有市場去哪兒投資，我們有這個能力嗎？我們盲目地拿這些錢去投資的話可能后果不見得很好，可能會出現日本80年代末的情況，最終投資虧本了。我覺得這關鍵還是一個是能力培養的過程，跟外匯儲備還是有關的，總之短期內不要盲目追求往外走，不要盲目追求藏匯于民。

　　現場聽眾：我聽了兩位教授的演講覺得非常精彩，我想讓經濟研究中心的盧鋒教授對李稻葵教授給出的這些藥方做一個回應，您是否同意這種觀點？您是否認為應該藏匯于民？

　　盧鋒：我覺得中國的經濟在不停地發展，無論從理論還是一般的經濟角度看，我想說的是即便政策沒有任何的改變，事實上企業、公民、以及社會經濟的整體，在資本帳戶都會有變化，我們看到一個最明顯的事實是什么？前年聯想買IBM的資產，就是在走出去，他在資本賬戶上就走出去了，他花了十幾億美元的現金買IBM筆記本電腦的資產，這就是走出去。我覺得這種東西是非常值得鼓勵的，但也可以理解，這其實不需要鼓勵。筆記本電腦IBM不愿意做了，我們可以繼續做。我用了好幾個電腦，最后還是發現這個不錯，所以聯想買來我覺得是非常容易理解的，我不敢保證這個投資最后一定能成功，但這是在一個競爭的環境下，一個非常好的企業出于微觀的判斷購買了一個資產，實際上就是走出去了，這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

　　從整體來講，我覺得今后會有更多的這種事情發生。包括TCL，TCL現在面臨一些困難，因為他買的東西恰恰是當年別人要轉出來的東西，現在歐洲、美國把過去的家電生產線轉移到國外，現在你說TCL比他做到好，到那兒去做，不排除有這樣的可能。雖然他們現在面臨一些困難，但我覺得這種事情今后是不會停止的。今后會有更多的企業總結TCL的經驗，李東升就總結說今后要三思而后行，一旦做下去以后我們就要總結經驗繼續往前走，我覺得這是很務實的案例，可以好好研究。

　　從總體來講，我們一般講政策要怎么變化，但我覺得即便政策給定不變，由于中國經濟發展階段性的變化，依然會有一些企業走出去。至于說如何改變政策，我對這個東西沒有很多的研究，我覺得中國政府的官員都挺聰明的，我也看過一些國外的官員，中國政府官員的個人素質，一點不比國外的差。只要思路對了，他知道怎么花這個錢，如果一定說政策要有什么變化的話，我覺得需要問三個問題，誰走出去？走到哪兒去？怎么走？誰走出去，比如這個東西誰來做？如果說盧鋒教授給你100億去國外買東西，我舉雙手贊成，我知道買東西是非常愉快的。日本經濟很好的時候，購買國外資產還是企業行為，到了后來他買得差不多了，價格就掉了下來，再加上國內經濟不景氣，他又撤了回來。這一進一出，日本人當年辛辛苦苦換來的那點儲蓄，結果又回到美國人手里，當年我們有幾個

留學生采訪美國教授，美國教授認為日本人這是非常愚蠢的行為。我擔心的是中國人比他們更差，因為你是官員出去買東西，或者是任命一個像我這樣的人，跟這個后果完全沒有任何關系的人，那就有可能出問題。所以首先是誰走出去、往走哪兒、怎么走，這個東西是一個選擇。你不要看現在

石油價格高了就買石油，我覺得中國人要問這個問題，你現在再買鋼鐵、石油，跟十年前買是兩回事，大家都做，你再做很可能就不一定是一個好的選擇。

　　另外一個是機制，我同意中國這么大的外匯儲備，到時候做的話難免可能出一些問題，這個機制怎么保證。不能說淡馬錫能做得好我們就能做得好。某種意義上講新加坡就是一個大公司，到最后我們是一個13億人口、5級政府，你說他能做的東西我們也能做，并不一定。我覺得中國人比新加坡人還聰明，你有一個政策我找一個對策，幾十年來中國人都練出來了，這個我們都有體會。留學生到國外鉆空子、找機會，這個我們都見過。我們要考慮怎么走，要有一個機制鎖定，使得損失最小化，利益最大。

　　最后我想說的是，如果現在外匯儲備的討論我也聽了不少，我聽到最后就覺得外匯儲備是一個不良資產，我們怎么來處置。我們買來的價格是8.2元，怎么想也不可能8.2元賣出去，我剛才講的，實際匯率存在低估也暗含了這個東西，最后你兌現的時候拿不到這么多錢。，就是這個道理，在這個意義上也可以說是不良資產。但是我想說的是任何一個好的處理不良資產的方案，第一個，一定要包含怎么減少未來更多的不良資產的發生，這就回應了前面的討論。所以一個對不良資產的處置方案，實際上是暗含了對外匯儲備產生原因的分析，要把這個東西擱在一塊看。第二個，你要證明你的處置方案比現有的央行處置辦法好，也可能好，但是我現在就沒看到證明，怎么把這個事情證明了，我就心服口服了。

　　李稻葵：這個地方我一定要回應一下，可能有誤解。外匯儲備1萬億美元是中國最好的資產。為什么呢？外匯儲備是怎么來的？你是發行了8萬多億人民幣換來的，可是你是中央銀行，不是商業銀行，不用算資產負債表，8萬億人民幣只要中國經濟發展得好，是沒有人來要帳的，這8萬億是你憑空來的錢。只要中國經濟平穩發展，8萬億人民幣的負債不是負債了，你1萬億美元的資產是靜資產，是憑空玩出來的。我剛才講學術研究沒有到這個層次，學術研究沒有意識到這是一個鑄幣稅，這個鑄幣稅的社會成本遠遠比我們收個人所得稅、收工商稅、收企業所得稅低得多，從整個經濟運行的成本看，這個幾乎是最低的了，所以這個錢是最好的錢。就算是現在保持不對，就算是投到美國的國債券，也是好資產。這個拿回來4%、5%的回報都是好回報，你用這個減免一點我們的工商稅就行了，增加一點經濟活力就可以了，用這個買專利，買波音飛機都可以。

　　主持人顧錢江：其實論壇今天進行到這，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意識到，我們的話題原本是討論中國的貿易戰略的，但是我們也花了很多的時間來討論貿易所派生出來的一個焦點話題，也就是外匯儲備，這個問題到現在我們還沒有解決。它給我們的啟發是什么呢？很多問題已經冒出來了，但是它的解決需要很長的過程，還需要我們繼續關注。今天兩位嘉賓給我們提出了繼續關注這個問題的新起點，所以我們也非常感謝兩位老師的光臨。

　　再有兩天就到了2007年了，在此祝大家新年快樂，祝兩位老師新年快樂。

　　北大中國經濟研究中心所主辦的中國經濟展望論壇第六場的討論會到此結束，謝謝大家的參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