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觀察報記者 王延春 見習記者 席斯　北京報道

　　廣東工業大學有一個雄心勃勃的計劃，在2007年成為廣東省學生規模最大的高校。不過，現在它們遇到了一件頭疼事，如何按期歸還高達20多億元的貸款。根據該大學的還款預算，這些貸款要還30到50年，而銀行貸款期限是8到15年。

　　從1999年擴招開始卷入貸款風潮中的中國高等院校，2008年前后將陸續迎來還款高峰。沒有人知道，有多少大學將遭遇可能的財務危機。一項獨立完成的調研表明，中國公辦高校貸款規模高達2000億-2500億元。

　　這已經引起高層的注意。本報獲悉，由

　　高校財務危機

　　廣東工業大學因為搬遷到廣州大學城，一共貸款20多億元。2003年開始還貸，每年1.3億元，政府貼息到2008年。2002年，廣東省曾提出招收公辦新機制學生，也即高收費學生，增加收入用以還貸。當時計劃，幾個校區將招收此類學生1.8萬人，實行按全成本收費用于還貸。但是2004年，這種做法被教育部叫停。

　　該校財務處人士稱，學校將從2008年開始大規模還本金，加上政府貼息結束，“以我們學校的實力還不了貸款，現在學校也不知怎么辦。”

　　這樣的高校并非廣東工業大學一家。廈門大學教授鄔大光說：“由于貸款額度太高，隨著還貸高峰的到來，部分高校已沒有償還能力。”鄔大光說。

　　過去兩年中，鄔大光帶領學生調查了20多個省過百家學校的數據，在他最近完成的一份調研報告中，他得出的結論是，公辦高校的貸款規模在2000億到2500億元。

　　這已經高于2005年中國社科院社會藍皮書披露的數據。藍皮書稱，公辦高校在銀行的貸款規模達1500億-2000億元。高校貸款有可能成為新的高風險貸款項目。

　　“如果加上未計算的項目，數字可能更大。”鄔大光說。

　　鄔大光指的未計算項目主要有三類：一是工程未付款，一些在建項目是基建單位先墊付的資金，幾乎所有高校都有工程未付資金；二是校內集資，多是學校從教職員工那里的“高息攬儲”；三是學校沉淀基金，比如未用的科研經費等。

　　“這些數據多是違規操作，很難統計。” 他說，“這是統計黑洞。”

　　因為部委沒有公開的統計數據，鄔大光所使用的數據是他和學生發動各高校基建處、校辦，甚至當校長的校友同學搜集的。

　　鄔大光說，他調研的結論是，“銀校間熱戀的甜蜜時期已經結束了。”他說，銀行從2004年開始逐漸收緊貸款，但一些學校工程只做了一半，因此賣地、集資、高收費現象普遍。

　　而這一切，緣起于7年前的高校擴招。

　　擴招之后

　　1999年，中國高校開始擴招。1998年，全國高校的招生人數為180萬，1999年擴招比例高達47%。到了2005年，高校招生人數已達到530萬人。

　　“前兩年學校還勉強塞得下，可后來學生增加了四五倍，就開始圈地擴建。” 鄭州大學學科辦主任朱誠身說，政府沒有多少投入，學校擴建資金的主要渠道就是銀行貸款。鄭州大學總投資20億元，政府投了1個億，借貸規模就達12億元。

　　為了追趕國際一流大學， 2000年，全國刮起了并校風。“三四個學校捏到一起，為了融合，開始建更大的新校區。” 朱誠身說。而各地也爭相開發“亞洲第一”、“中國第一”等各種排名的“大學城”。

　　教育“211工程”也成為高校擴建的誘因。延安大學基建處的吳先生說，教育部門有評估硬指標，每個學生要占一定校園面積，每個專業達到一定招生量，達不到這些硬指標，一些專業就被停招，所以，學校不斷圈地擴大規模。

　　正是在這個時候，各大商業銀行開始競相與高校簽訂“銀校合作協議” 2001年左右，僅工商銀行就簽訂了超過100億元的銀校合作協議。一些商業銀行給知名大學的授信額度達到了50億元。

　　商業銀行一般都將高校列為優質客戶。一般大學的信用評級在AA+以上，而AA以上就屬于優質客戶了。對許多公辦高校的評估更在AAA-、BBB+。銀行業人士說，盡管高校是事業單位，沒有像企業一樣規范的財務報表，評級公司無法嚴格按贏利企業那樣進行評估，但都列為未評級類，參照學校簡單的財務狀況大體評估。

　　各銀行為了競爭，在利率浮動的權限內，爭相將利率下浮10%，甚至100%。工行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人士說：“銀行找個好客戶不容易，現在資金流動過剩，銀行存款也不能空轉，貸給大學，總比中小企業平均風險小。”

　　據不完全統計，目前廣東省屬高校貸款余額已超過200億元，其中省政府貼息貸款達180億元。四川省內高等院校各項貸款總額達52億元，湖南省25所高校中長期貸款近百億元，河北省教育廳直屬高校貸款金額50.73億元……。

　　延安大學財務處的吳先生說：“我們的貸款哪個銀行都有，銀行爭著給我們貸。”

　　中國社科院副院長陳佳貴說：“在這場轟轟烈烈的大學借貸擴建過程中，高校、銀行、地方政府三方共謀利益。” 據記者了解，陜西幾所知名大學一圈就是1000畝。

　　地方政府通過低價出讓土地的辦法，利用銀行貸款，不但解決了教育經費投入不足的問題，還坐收了由高校擴建拉動的GDP增長和房地產市場的繁榮。

　　吳先生說：“商業用地一般是30-40萬/畝，給學校就是10萬/畝。由于土地價格瘋漲，只要圈到地就能賺錢。”

　　誰是買單者

　　7年之后，時過境遷。

　　在河南，除了鄭州大學還勉強可以貸到外，其他高校幾乎貸不到錢了。鄭州大學學科辦主任朱誠身說：“開始銀行擠破頭找學校，現在是學校跑著找銀行了。”

　　從2005年起，國家審計署在連續兩年的審計報告中，都對高校債務風險提出了警示；從2005年1月1日起，教育部門開始全面實施對直屬高校資金流動的即時動態監控，要求控制貸款規模，審批貸款。

　　針對擴招問題，教育部門出臺了三限(限人數、限錢數、限分數)政策。由于學費是學校擴建的一項資金來源，也是還貸款利息的來源，高校資金鏈頓時緊張，因此，盡管政府下文限制高收費和擴招，為了籌錢，學校更狂熱地擴建，以便開展“社會辦學”或“多層次辦學”，降低學分，學費翻番，并辦花樣翻新的高價培訓班。

　　政策上的轉向，使銀行警覺，加速了對高校的貸款規模的收縮，一些銀行上浮了基準利率。一些高校的信用評級也從以前的優質開始在13級評級階梯上下滑，“個別的從正常降到了不良。”

　　據鄔大光調研，2003年貸款量越來越大，個別學校出現了銀行逼債的現象。“浙江一所大學面臨破產，政府出面將該學校并入另一所高校里，化解了債務危機。”鄔大光說，我們了解的另一所學校，總資產10億元，貸款就8億元，連還息都困難，校長急得沒辦法，正好老工業基地享受國企改制政策，他們利用亞洲開發銀行30年貸款置換了一些高校在銀行的貸款。這種方式使2004年-2005年可能到來的還本付息高峰的風險延遲了，“但是，不是所有省份都能享受這樣的貸款。”

　　“到了2004年，各省高校幾乎找不到不貸款的學校了，找到了才奇怪了。” 鄔大光說。

　　一些大學開始通過土地置換籌資還貸。2005年下半年，河南省政府要求“已經批準建設新校區而且規劃占地面積達到學校事業核定規模需要的高校，或者建設新校區時已經將老校區進行置換的高校，原則上都進行老校區的土地置換”。

　　“現在賣地賣房成了河南高校保身的泥菩薩。”朱誠身說。

　　沒有錢，目前鄭州大學學校禮堂、中心體育館、音樂廳、交流中心樓等項目暫時擱置下來了。

　　“校長都睡不著覺，一睜眼就是錢壓著，喘不了氣”，曾在河南省政府工作的蔣曄說，這還是有責任感的校長，一些校長干脆跟我說：“管他的，等著政府將來沖銷吧！”

　　實際上，在一些地方，政府已經在為此買單。浙江省政府最近已決定財政拿出40億元，直補大學貸款利息。河南省政府也醞釀拿出一些資金為學校償還1/3的利息。

　　而這似乎是無可避免的。河北省發展和改革委員會社會處副處長馬寧不久前撰文說，國辦高校特別是貸款風險處于高風險狀態的高校，由于其貸款遠遠超出了總資產負擔能力，難以抵御發生的意外情況，可能會在難以承擔風險損失時將其風險轉嫁給最終責任人——政府。

　　“這個錢還是要國家來買單，因為公辦學校是國家的。” 他說。（來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