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報記者 吳懷堯

　　“我先問一下，你這個調查收費嗎？”這是作家出版社宣傳主管李宏偉在記者表明來意后問的第一句話。有些出人意料，在記者肯定地作出否定回答后，李宏偉似乎放心了。

　　作家社發行部和大多數出版社一樣，是最熱鬧的部門，墻上貼著全國各地媒體對他們所出作品報道的報紙，電話鈴此起彼伏，催款發貨卻在唱主角。

　　在墻角一臺運行速度超慢的電腦上，記者看到了從2000年1月至2006年11月的銷售詳單。每本書銷售總量精確到個位。抄錄這些數據的時候，記者頗為感慨，有些作品可能有文學價值但是現階段沒有市場價值，有的恰恰相反，有的兩者皆無；而既有文學價值又有市場價值，則寥寥無幾。

　　記者有時為了求證一本書的印數，電話要轉打N次，才能得到一個“可以負責任的數據”。這個數據會不會有水份呢？“沒有必要。”對方的回答都很肯定，“一本書剛出來時，從宣傳的角度考慮，可能有些夸大，但當它真正暢銷后，就完全沒有必要。”

　　據記者調查所知，并不是所有作家都能拿到出版 社給出的版稅。有的作家就抱怨索債比寫作更辛苦。對此，出版社似乎也有苦衷。春風社社長韓忠良就曾解釋過：“現在出書的周期大大縮短，稿費、紙張費、印刷費、制版費的支付周期都縮短，但回款周期沒有縮短，還是6個月開始回款，中間便出現了一個資金缺口，所以有的時候就不能按時支付稿費。稿費滯后問題實在是無奈之舉。”

　　頗讓人深思的是，在80年代稿費制時代，作家的收入差距并不大，但在市場經濟下，作家間也出現了貧富差距。

　　關于作家的貧富分化，很多受訪作家都覺得正常。童話大王鄭淵潔就是其一，他的說法具有代表性：“任何行業都存在這種現象，不要因為作家是一個特殊群體就另眼相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