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國際糧價上漲以及中國糧食供給相對于需求并不寬裕的背景下，國家戰略性糧食儲備主體全面控制市場糧源，導致糧價上漲

　　□ 本刊記者 常紅曉/文

　　年關臨近，各地糧油價格驟然上漲。近一個月來，北京、上海、天津等城市糧油漲價一度超過10%，河南、山東、江蘇等糧食主產區自11月初以來，糧價也出現了大幅上漲，尤以小麥為最。

　　糧食問題向來牽動各方神經。此番糧油漲價，是否因為中國經濟出現通貨膨脹所導致？在記者的采訪中，絕大多數專家均認為，此次糧油漲價與通貨膨脹的相關性很低。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教授宋國青告訴記者：“目前由于通貨膨脹引發糧價上漲的可能性很小。”

　　國內糧價上漲的一個背景，是國際糧食價格的上漲。路易達孚北京貿易公司研究部經理李鵬說：“今年國際市場小麥的價格比去年上漲了80%，與之相比，國內小麥10%的漲幅可以說很小。”

　　業內專家稱，目前乃至未來一段時間，相對于需求，世界范圍的糧食供給仍然偏緊。今年一些突發性氣候因素，更是加劇了供需不平衡。中國農業部2006年10月《小麥市場監測信息》稱，世界小麥主產國中，大多數國家受不利天氣影響而減產。其中世界第三大小麥出口國——澳大利亞因出現“千年一遇”的干旱，2006年小麥總產量比去年下降55%，達到12年來的最低點，直接影響世界小麥供應，導致小麥價格創出十年來新高。

　　中國糧食的基本供需與世界的情形有相似之處。此前的七八年間，中國糧食的供需偏緊，庫存處于不斷減少狀態。這種情況自2004年以來有所緩解。2006年是2004年以來糧食連續第三年豐收，市場對于糧食供給普遍比較樂觀，今年上半年，主要糧食品種價格還時有下跌。但進入11月后，全國大范圍內糧食驟然漲價，顯得十分蹊蹺。

　　在記者的采訪中，主流的意見認為，國際糧價的上漲，是影響國內糧價上漲的一個重要因素；更值得關注的原因是，在中國的糧食供給依然偏緊的背景下，中國儲備糧管理總公司(下稱中儲糧公司)作為國家戰略性糧食儲備主體，超常規、大規模收購小麥等主要糧食品種，全面控制了市場糧源，導致了這次漲價。

　　源起“托市收購”

　　今年5月中旬，發改委、財政部等部門基于當時“小麥市場價格出現季節性下跌”，為“保持小麥市場價格的基本穩定”，發布《2006年小麥最低收購價執行預案》，要求自2006年6月1日至9月30日止，對河南、河北、山東、安徽、江蘇、湖北等六個小麥主產區執行最低收購價政策，最低收購價為每市斤0.69元0.72元。

　　據國家糧食局統計，今年中儲糧公司及地方儲備糧公司以“最低收購價”收購小麥815億斤，占全國小麥總產量的40%以上，占小麥商品總量的60%以上；河南省一些地方甚至糧倉爆滿，露天存放。

　　在記者的采訪中，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農村部研究員崔曉黎的看法頗具代表性：“此次糧價上漲，問題出在流通環節，主要原因可能是中儲糧公司‘托市’收購太多了，投放市場又不及時。此外，國際市場小麥價格上漲也影響國內市場。”

　　中國的糧食供給近年趨緊。2003年10月的糧價上漲，促使中國政府采取多項措施刺激糧食生產，中國糧食自2004年始至今連續三年豐收，同時，國內糧食的需求量并沒有大幅增加，本來對此有很大的緩解。

　　據中國儲備糧管理總公司前總經理高鐵生預計，2006年，中國糧食總消費量將首次突破1萬億斤，而去年的這一數字為9955億斤，消費增加有限。從總產量看，去年糧食總產量為9680億斤，據新華社報道，今年的夏糧比去年增產7%；在秋糧方面，雖然中晚秈稻產量下降，但粳稻、玉米產量小有增加。從全年看，2006年仍屬豐收年，供求矛盾并不特別突出。

　　但是，11月初，糧食主產區和主銷區玉米和小麥驟然漲價，稻谷也有相當程度的漲幅。加之國慶節前后出現的食用油大幅度漲價，市場各方對此感到緊張；一些城市糧價漲幅達到20%，天津甚至出現了小范圍的“搶購”。

　　對此，官方的看法是，目前糧價只是恢復性上漲，隨著政府拍賣“最低收購價糧”，漲勢應不會長期持續。“目前國家的糧食儲備很充足，隨著臨時存儲糧投放市場，糧價應不會漲很多，整個市場翻不起大浪。”資深糧食問題專家、國家糧食局專家組顧問李思恒對《財經》說。

　　但也有市場人士認為，此次上漲是中國農產品價格被低估所致，因此政府把今年的臨時存儲糧投放市場，不見得能夠平抑高企的糧價。

　　“糧食購銷新版圖”

　　與過去主要由國有糧食流通企業收購不同，今年執行最低收購價的主體為“中儲糧總公司及其有關分公司”，以及上述六省主產區和北京等七個主銷區的“省級地方儲備糧公司”。由于中儲糧公司等收購糧食有農發行貸款支持，而且當時“最低收購價”高出市場糧價，農民售糧踴躍，甚至可能把往年的陳糧也賣了。

　　據接近決策者的人士透露，當時農民售糧積極性高漲，加之地方政府對“托市收購”贊賞有加，于是高層決定，不再限制最低價收購的小麥總量，而是由中儲糧公司“敞開收購”。結果中儲糧收購的小麥竟占到小麥總產量的40%以上。

　　正是由于今年小麥“最低收購價”高于市場價，最初大多數民營面粉廠商按兵不動，意在等中儲糧公司停止收購后再到市場購糧。但誰也想不到，由于中儲糧公司掌握了大部分糧源，在春節前最需要購進原料的時候，卻買不到糧食。

　　臨近春節，正值糧食購銷旺季，市場上各民營糧商和加工商卻缺乏糧源，小麥和面粉價格自然上漲，同時引發副食品價格上漲。

　　迫于各地糧價上漲，政府有關部門決定自11月初“開倉放糧”，并分別于11月3日、25日、30日、12月7日在鄭州和合肥等地公開拍賣2006年中儲糧公司新收購的“臨時存儲”小麥，總量超過400萬噸，但平抑糧價的效果并不明顯。

　　12月7日，《國家臨時存儲糧食銷售辦法》全文公開。該文件由發改委、財政部、國家糧食局、農發行、中儲糧公司等聯合發布，并承諾國家將“安排臨時存儲糧在糧食批發市場上常年常時公開競價銷售，保證市場供應，確保糧油市場平穩運行和社會穩定”。

　　所謂“臨時存儲糧”是指“國家指定中儲糧公司執行最低收購價預案收購和國家組織進口、并委托中儲糧公司臨時存儲的糧食”。通俗地說，就是中儲糧公司按照最低收購價收購的國內糧食和國家進口的儲備糧。

　　值得注意的是，11月初以來，政府投放市場的400多萬噸最低價小麥，拍賣底價都高于當初的最低收購價，從而作為惟一的賣主——中儲糧公司實現了“順價銷售”。對于中儲糧公司來說，可謂“好事成雙”：“托市收購抬高了糧價，高價賣糧又增加了利潤。”這還被認為是今年糧食調控政策的成功之舉。

　　但在專家看來，這卻是對中國糧食流通市場化改革的諷刺：糧食流通市場化改革遠未成功，民營流通企業正在發育，現實中卻出現了一個新的壟斷市場糧源的“巨無霸”——中儲糧公司。崔曉黎就指出，中儲糧公司本應主責糧食戰略性儲備和管理，但現實中卻以執行最低收購價為名，全面掌握糧源，抑制了民營市場主體的發育，不能不說是一種“倒退”。

　　1998年，中國政府曾推出史無前例的“糧改政策”，所謂“按照保護價敞開收購，收購資金封閉運行，收購糧食順價銷售”，其結果是給財政留下數千億元的糧食“壞賬”。

　　在今年國際糧價大幅上漲、國內供給偏緊的背景下，新的“敞開收購”政策似乎取得1998年政策所不能取得的效果。但是，這是國內外多種因素作用的偶然結果，并不意味著這個政策的成功。更為重要的是，這一政策使“最低收購價”變成了“定購價”，取代了市場價格，民營糧食企業無法收購，扭曲了市場信號。

　　“糧改”前行歧路

　　采訪中，幾乎所有的民營糧食流通和加工企業都擔心，未來自己不得不面對一個注定不可戰勝的對手——中儲糧公司。這個競爭對手的收購資金由國家政策性銀行提供，收購費用和臨時存儲費用由財政承擔，收購貸款的利息由中央財政補貼。

　　“敞開收購”的背后也有利益之手。據《2006年小麥最低收購價執行預案》，執行此次收購的中儲糧公司及其分公司，每收購一斤小麥，可以有2.5分錢的費用補貼，同時，中央財政再撥付4分錢的臨時存儲保管費。

　　據記者了解，中儲糧公司之所以能“敞開收購”，一個深層的原因是今年最低價收購的操作模式與往年有明顯的不同。

　　過去，國家最低收購價的執行主體是國有糧食企業，具體程序是由調控部門下達最低價收購指令，由各地農發行貸款給國有糧食流通企業，相關收購和存儲費用由財政部門與糧食部門協調，支付給國有糧食收購企業。糧食收購結束后，交中儲糧公司管理。

　　據知情者透露，2006年最低收購價執行主體已變為中儲糧公司及其分公司。農發行貸款也不再對準糧食流通部門，而是對中儲糧系統發放，由中儲糧公司委托各地國有糧食流通企業代收代儲。中央財政負擔的收購、存儲補貼也由中儲糧公司掌握并統一支配。

　　“今年的最低收購價操作程序與往年不同，中儲糧現在是‘大東家’，中儲糧收購糧食由財政補貼，虧損由財政承擔，買進來不賣，財政還要支付保管費。地方糧食流通企業為了掙保管費，爭著給中儲糧‘打工’。”資深糧食經濟專家李思恒告訴《財經》記者。

　　操作的結果是中儲糧公司掌握了資金和收購的主動權，自然就有多收購的動力，各地具有收購資格的糧食流通企業由往年的“收購主體”淪為給中儲糧“打工”。據業內人士估計，今年的815億斤最低價小麥，絕大多數還是由地方國有糧食企業收購，并存進這些糧食企業的倉庫。

　　事實上，由于中儲糧有中央財政和農發行“撐腰”，原本有最低價收購資格的各省地方儲備糧公司也無法與之對抗，絕大部分的小麥和稻谷都納入中儲糧公司囊中，更使得糧食市場“風聲鶴唳”，無論是國有還是民營企業只能甘拜下風。

　　更有甚者，當前有些部門已提出，政府“托市”政策要擴大化，棉花也要“托市收購”，而且不要限制時間，由政府儲備機構常年收購。對此問題，大多數專家深為擔憂。中儲糧總公司前總經理高鐵生警告說：“糧食流通出現了逆市場化傾向，有些地區正在走回頭路。”

　　專家認為，“最低收購價”政策并非保護種糧農民利益的最有效辦法。根據國際經驗，實行最低收購價制度，政府投入的資金中，真正被農民獲得的只有25%，其余部分全被流通環節拿走了。

　　“糧食儲備本是為了應對糧食短缺，但是卻與最低收購價結合起來，成為相關機構經營牟利的工具，甚至人為造成糧價上漲，這證明了決策者基本上沒有汲取上世紀90年代以來糧改的深刻教訓。”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教授盧鋒告訴《財經》記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