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報記者 石 典
2001年的時候，海南博鰲這個濱海小鎮已經有了高爾夫球場和一些高級公寓、酒店。一位名叫蔣曉松的中國商人在9年前就開始建造它們。
一年后，在這個商人的推動下，博鰲亞洲論壇首屆年會召開，這是第一個常駐中國的非官方、定期、定址的國際會議組織，永久性定址在博鰲。那一年正是中國入世元年，完成使命的中國入世首席談判代表龍永圖隨后成為這個論壇的秘書長。
此時，在離博鰲更北邊的另一座名聲顯赫的海邊城市，一位當地市民已經敏銳地察覺到某種不可挽回的趨勢，他在網絡上發表的一篇名為《深圳，你被誰拋棄？》的文章中悲哀地宣告：“在中國加入WTO的背景下，經濟特區在中國的歷史使命已經完結。”
一批批亞洲各國的政要在此后數年里紛紛登上博鰲島，參加博鰲亞洲論壇一年一度的盛會。時代的接力棒在中國兩個海邊城市的手中悄悄完成了交接儀式。
在中國28年的改革開放歷程中，改革和開放始終是兩條并肩前進的主線。但在1990年代之后，特別是2001年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簡稱WTO)之后，隨著不可阻擋的全球化浪潮，中國的開放終于走在了前面，改革在其身后亦步亦趨。
開放造就了中國過去五年來的經濟奇跡——中國經濟幾乎每年都以接近10%的速度增長，GDP總量在去年躍居世界第4位，中國所擁有的上萬億外匯儲備已經名列世界第一位。從前年開始，中國首次取代日本成為僅次于美國和德國的世界第三貿易大國。
在最近幾年里，幾乎整個世界都在談論中國。中國人顯然也看到了未來，中央電視臺最近播出了一部長達12集的電視記錄片《大國崛起》，記錄了世界上9個國家的崛起歷程。
但在最近的一天，深圳大批警察仍在押著當地的100多名妓女和幾個嫖客游街示眾。這個似曾相識的畫面似乎正在提醒那些樂觀的人們，即便在全球化的今天，在與龐大的進出口貿易數字無關的很多方面，中國還停留在原地。
還有自給自足的國家嗎
今年初，《華盛頓郵報》專欄作家詹姆斯•格拉斯曼在與一位貿易專家的對話中這樣問道：“‘自給自足’的國家現在還存在嗎？”
這樣的“孤島”現在似乎需要思考才能得出答案。而在半個世紀前，答案幾乎包括所有社會主義陣營里的國家。即便是歐美國家，當時也幾乎都采取了保持經濟獨立的自給自足政策。
1989年柏林墻倒塌，推動了新一輪全球化高潮的到來。在歐洲，圍墻的消失打開了歐洲整合的大道，原先鐵幕分割的地區就變成一個單一經濟體；在印度，當時的財政部長辛格在1991年決定，經濟一定要對外開放，一定要解除管制并進行私有化；在中國，以1992年“小平南巡”為標志，掀起了新一輪改革開放浪潮。
推動全球化的另外兩股力量則來自于因特網、衛星電視等新技術的發現以及全球資本的四處流竄。這兩股力量進一步抹平了國家與國家間的邊界。
1995年，在美國的推動下，脫胎于關貿總協定的世界貿易組織正式成立。這個要求所有成員遵守市場經濟規則的組織，占據了世界貿易總量95%。
在中國入世7年前，印度已經加入這一組織；2005年，越南入世；今年11月，經過12年的談判，俄羅斯終于與美國簽訂了雙邊協議，掃除了其入世的最大障礙。發展中國家以及正在從非市場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的國家，已在世貿組織里占了3／4的席位。
19世紀中葉開始的第一波全球化浪潮曾經給中國人留下了慘痛的記憶，那是一個以英國為中心、以堅船利炮裹脅貨物而來的自由貿易時代。在那一次全球化的尾聲，遠隔重洋的美國吸納了漂洋過海的6000萬移民，汲取了世界各地的養料，最終成為世界經濟的新引擎。
正是在這樣的記憶下，中國在建國后30年內從前蘇聯、東歐國家以及歐、美、日引進資金和成套設備，第一次建立了比較完整的重工業和國防工業體系，并在重工業的基礎上形成產業、門類齊全的工業體系。
其后，中國從亞洲“四小龍”(新加坡、香港、臺灣、韓國)的追趕實驗中獲得了啟示。1960年代以后，亞洲“四小龍”花了30年的時間追上西歐國家，它們的成功是源于發現了勞動密集型出口工業化的新模式。
中國在1980年代以經濟特區的形式成功復制了這一模式。在經濟特區里，政府減少了因關稅和其他貿易壁壘造成的交易費用，由此吸引了來自香港、臺灣的大批商人，他們帶來了必要的制度知識、資本和企業家才能。從1978年到1995年，中國GDP 年平均增長速度為7.5%。
在顯而易見的經濟績效的刺激下，1992年的中共十四大結束了“計劃與市場”的爭論，正式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目標。當中國推開大門的時候，新的一波全球化浪潮正撲面而來。
1.4億貧困農民從中國農村中走出來，奔流到沿海城市的加工工廠里。在一篇報道中，一位江蘇農民甚至是自己扎竹筏從長江漂流到上海尋找打工機會。在整個1990年代，大批廉價的勞動力以及中國各地政府競相出臺的招商引資優惠政策，使全球資本有足夠的動力轉移到中國。
中國在21世紀初終于成為真正的“世界工廠”。2001年的入世，進一步掃平了中國商品走向世界的障礙。高達62%的外貿依存度(進出口總量占GDP比例)成為推動中國經濟增長最強大的引擎。
開放與保護：這仍是個問題
2001年12月27日，在武漢野生動物園門口，5條大漢揮著鐵錘、木棒向一輛奔馳車發泄著憤怒。有11名球迷被車主邀請來觀看這一源于質量糾紛的高潮場面。
這個不可思議的場面發生在中國入世之際。它預示著一股隱蔽而強大的力量一直沒有停止在中國腳下的奔突。
過去5年中，中國政府逐步兌現入世承諾，同時也伴隨著國內一次又一次激烈的爭論。
在2003年，國內就出現了反思外資的討論，美國麻省理工學院副教授黃亞生著文反駁了“應該限制外資”和“外資擠出內資”的觀點，但他承認中國存在嚴重的外資依賴癥，主要原因則在于民營企業在金融支持、行業準入方面未得到公平的對待。
當年底，一批民營企業家在《中國企業家》年會上表達了對中國重蹈“拉美”覆轍的擔心，他們在渴望政府對內開放的同時，也提出限制外資并購的要求。第二年初，北大教授路風在一份報告中宣稱：中國汽車業以市場換技術的戰略失敗，保護中國汽車工業的聲音再度響起。
2004年8月，財政部、國稅總局將旨在使外資與內資恢復平等待遇的兩稅合并草案提交到國務院，其后一度盛傳十幾家外資企業聯名上書反對。盡管這一消息未被證實，但兩稅合并一事卻至今不見結果。
經濟安全始終是一些中國人心中揮之不去的陰影。在今年整個一年的時間里，中國都在討論一起凱雷并購徐工集團(一家生產壓路機等工程機械的國有企業)的案例，這種對經濟安全的焦慮，之后又奇妙地延伸到一家制造炊具的企業和一家生產火腿腸的企業身上。
最早發起這一話題的是發改委經濟體制與管理研究所國有資產研究中心主任高梁。他最近在接受本報記者采訪時仍然堅持這樣的看法：“一個基礎工業不能讓外資控股是天經地義的，這得從國家利益的角度考慮。”
另一個與高梁持相同看法的人是中國現代國際關系學院經濟安全研究中心主任江涌。他對記者抱怨說：現在大家都在關注徐工案，卻忽略了物流業和金融業的經濟安全。
但他同時認為，對內開放不足的關鍵是各個部門被壟斷利益集團把持，不愿意對內資開放，另外，境外利益集團和壟斷利益集團有合流的趨勢。
為了消除外部世界對中國經濟民族主義升溫的擔心，中國政府高官不得不出面表態。今年9月和11月，國務院副總理吳儀在廈門和廣東都表示：中國吸引外資的政策不會變，也不會動搖。
前中國入世首席談判代表龍永圖幾天前在接受訪問時不滿地說：“我們不應該像外國根本不懂經濟的議員一樣大談經濟安全，這叫做以牙還牙，是很蠢的。很多事情還是要按照世貿組織的基本規則來行事，這樣才能確保中國的企業在國外也能享受到WTO框架下的保護、法律、制度、原則。”
曾經籌辦中國第一家外資律師事務所駐華辦事處的律師陶景洲對“經濟安全”的討論也很是不解，他對記者舉例說：日本雖然是世界第二大經濟強國，但它不允許外國律師進來，不允許合資，所以日本的律師在國際上是最差的。“我們是不是什么東西都得自己制造，什么標準都得自己掌握，這樣的經濟才安全？”
在中國所發生的一切，在其他國家也在發生。全球化給每個民族國家都帶來了新的憂慮——發達國家害怕本國某些產業工人因受到外部的沖擊而失業，發展中國家則既歡迎跨國資本，人民也追求美國式生活方式，又擔心跨國資本“接管”本國經濟或沖垮民族工業。
這一擔憂造成了近年來各國重樹貿易壁壘的現象。但中國所遭遇的阻力并沒有人們想象中那么嚴重。中國在國外遭遇反傾銷的產品不到中國整個出口額的0.5%。入世之后，中國并沒有哪個產業被沖垮，那些成為“混血兒”的中國企業反而變得比過去更加強大。
當某些浪費居民儲蓄卻效率低下的國有企業被貼上“經濟安全”的標簽時，中國不得不回答這樣一個問題：我們還想回到那個自給自足的年代嗎？
政府入世了嗎
1999年4月，當美國總統克林頓拒絕來訪的中國總理朱镕基，不與中國簽署WTO協議時，美國貿易代表巴爾舍夫斯基落淚了。據說，這位女強人痛感美國喪失了一次良機，將不可捉摸的中國巨龍納入可預見軌道的良機。
克林頓很快也后悔了，7個月后，中美在北京簽約。當晚的新聞發布會上，巴爾舍夫斯基反復強調，WTO是一個“rules based agreement”(以規則為基礎的協議)，而一個遵守規則的中國將讓全世界受益。
包括美國在內的140多個成員已經在遵守，中國也即將遵守的，是一個什么樣的規則呢？
這是一套旨在保護公開、公平、公正競爭的規則體系。WTO的基本原則，首先是非歧視，它要求給予所有成員同等的最惠國待遇和國民待遇；第二是可預見和不斷擴大的市場準入，它要求各成員保證各自法律法規的透明度，要求各成員開放市場，消除有形和無形的貿易壁壘；第三是公平競爭，它授權對傾銷、補貼等貿易扭曲行為施以懲罰措施；第四是鼓勵發展與經濟改革，倡導開放性的市場導向發展政策。
為貫徹這些原則，WTO內有一系列強制性多邊協定，所有簽署協定的成員都必須受協定規則約束，承擔責任、履行義務，并接受其他成員和WTO職能機構的評估審議。
顯然，對中國而言，接受這樣一套規則體系是不容易的。在中國的歷史文化傳統中，政府從來都是高高在上的統治者，從未有過政府要在約束下運行的概念，除非武力逼迫，中國的政府也從未接受過外部世界的游戲規則，1840年之后的屈辱更讓中國對西方國家主導的規則充滿警惕。
WTO(1995年前為關稅及貿易總協定)正是美英等西方國家在二次大戰的廢墟上建立的、以恢復1914年中斷的自由貿易為訴求的政府間組織，它與世界銀行及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一道，奠定了戰后的世界經濟秩序，這一經濟秩序加上聯合國主導的世界政治秩序，構成了當今世界的基本格局。不僅WTO，其余三個國際組織也是由美英等西方國家構想并主導建立的，它們共同維持了迄今已長達60年的、人類歷史上史無前例的和平與發展時期。
面對這樣一個世界秩序，中國是被動地、有選擇地接受，還是主動地、全面地融入，既關系著中國的命運，也影響著世界的前途。
到20世紀末時，“WTO需要中國，中國更需要WTO”已經成為決策層的主流認識。顯然，這一認識來之不易。
1984年，20歲的劉光溪打算報考對外經貿大學研究生，他必須背誦的教科書對關稅及貿易總協定的描述是：帝國主義剝削第三世界的工具。
劉光溪后來拿到了中國第一個WTO方向的博士學位，并在中國入世談判最艱苦的那幾年擔任龍永圖的秘書，成為歷史的見證者之一。
他回憶說：“直到1997年，國內還在爭論加入WTO是否入了美國人的籠，進了美國人的套，全球化是否就是美國化。”
“我建議今天仍在糾纏這些問題的人重溫一下小平同志的南巡講話：社會主義要想贏得與資本主義的競爭，就必須大膽使用一切人類文明的成果。”
也許是出于巧合，就在中美達成入世協議的1999年底，中國人猛然醒悟，WTO對政府的約束是直接的，對企業對行業是間接的，受沖擊最大的不是企業，而是政府。
為與WTO的規則對接，中國政府啟動了大規模的修法行動和審批制度改革。自1999年至2005年底，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共制定、修訂與貿易有關的法律20件，國務院制定和修訂行政法規47件，3948項行政審批項目中，取消1195項。國務院明確規定：各級政府部門制定的與貿易、投資有關的規章和政策措施，不事前公開的不能執行。
在入世五年后，我們可以看到，凡是受WTO規則約束的領域——貿易、與貿易相關的投資和知識產權保護，改革的進展都令人鼓舞。WTO協議是中國對外部世界的承諾，“外交無小事”，事關政府形象和國家榮譽。而外部世界也對中國的努力給予了充分肯定。當被問到給中國履行承諾的情況打多少分時，前歐盟貿易代表、中國入世最強硬的談判對手之一、現任WTO總干事帕斯卡爾•拉米脫口而出：“A＋”。
中國是世界上惟一動用政府力量大張旗鼓地宣傳普及WTO規則的國家，但是顯然，法治、透明、公正、服務，這些看似簡單的執政理念并非掛在嘴邊就能落到手頭，那些沒有外部壓力的貿易和投資不那么密切相關的領域，尤其是在龐大國家機器的神經末梢，傳統的思維方式和行為模式仍然占據著統治地位。且不提廣闊的內陸地區，即使在洋人遍布的東部大都市里，市民們也無法指望贏得拆遷官司，或者不期而至的聽證會能得出降價的結果。
2005年2月，社會各界期待已久的《國務院鼓勵非公經濟發展的若干意見》正式發布，這被認為是一把打開對內開放大門的鑰匙，然而兩年過去了，鑰匙卻遲遲難以轉動。
電力、電信、郵政、金融，這些過去的壟斷行業大門依然緊閉。而石油、鋼鐵、煤炭、鋁業等民營資本曾經擠入的行業，民營企業的國民待遇有得而復失的危險。
“千萬不要被外向型經濟的耀眼光環遮住了視線，”劉光溪在一個入世五周年的研討會上說，“中國最大的不平衡，是國有企業控制了太多不該控制的資源。”
他的博士導師、對外經貿大學教授薛榮久則認為：“中國需要按照WTO的原則進行一次國內談判。”
(余力、溫翠玲對本文亦有貢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