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報記者 陳善哲
“狼來了”的呼聲漸漸消失在漫長的時空中。
入世前夕，國內各個行業都在緊張盤算著未來的命運。有人惶恐，有人欣喜，而大多數人都相信中國農業，尤其是糧食生產將會受到巨大沖擊。
“當時的預計是，入世將影響900萬農民的就業，以及1000萬噸～2000萬噸的糧食產量。”一位接近決策層的專家回憶。
回首過去五年，國內農產品貿易專家、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市場經濟研究所副所長程國強博士表示，中國入世以來中國農業的發展是比較平穩的，“當初的預言并沒有變為現實”。
但他同時強調，農業出現了一些新情況和新問題，需要引起的高度關注。
破碎的預言
五年前的預測具有自圓其說的邏輯力量。人們普遍相信，當農產品的關稅大幅降低后，國際低價糧食就會蜂擁而入。當時國內糧食價格略高于國際市場，而品質卻難以匹敵。于是，賣糧難加劇，國內糧價下跌，農民種糧積極性嚴重受挫。
事后證明，這個邏輯被現實無情地瓦解了。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農村經濟部研究員崔曉黎認為，中國入世對農業來說“利大于弊”。有利的一面，主要體現在促進了國內產業結構的調整，提高了農民的收入，以及推動國內城市化的進程。
當初所擔心的影響農民收入問題并沒有出現。農民增收的曲線在1997～2000年滑入歷史低谷，入世后反而走上了一條上升通道。從2000年2%的漲幅，變成2004年后每年6%以上的增速。
最初的夢魘還包括糧食減產。“但我們農產品的增產這幾年是前所未有的。”程國強稱，“好在這幾年農產品加工業的發展成為農業的新亮點”，從而化解了上游供給過剩的壓力。
“事實上，我們的糧食在2003年以前一個勁兒地出口。”崔曉黎介紹，當時每年糧食出口都在1000萬噸以上，谷物貿易入世后連續三年保持順差，直至2004年才轉為逆差。“而在2005年我們的糧食又開始出口了”，不僅包括之前玉米，甚至連小麥以及大米都開始出口。
2004年是個轉折點，中國農產品貿易從前一年順差25億美元轉為逆差46.4億美元。但在崔曉黎看來，這并非真正的市場拐點，“主要是決策層的戰略考慮”。
2003年國內出現一個聲音，認為“中國近一兩年將出現糧食的全局性短缺”。由于糧食安全事關重大，于是，次年谷物類進口增加、出口減少。當年國內退耕還林指標也從5000萬畝削減到1000萬畝。
五年前的預言之所以沒有“一語成讖”，崔曉黎分析，主要是因為加上檢驗檢疫以及運輸的費用，目前國外農產品進入中國后價格上的優勢不明顯。“現有的進口也主要是品種調劑性的，沒有出現所謂短缺而出現的凈進口。”
第二個原因是中國在削減農產品進口關稅上采取了結構性策略。2001年，中國承諾將農產品的平均關稅從入世前的21.2%，削減到過渡期結束時的17%。
盡管農業的平均關稅降得比較快，但只是蔬菜、水果等具有比較優勢的勞動密集型農產品關稅比較低，而對真正影響到國計民生的重點農產品則實行了進口關稅配額管理制度。
程國強預測說，即使世貿重啟多哈回合的談判，中國在農產品問題上仍會采取這種結構性策略。
第三個原因，是學者們建立在理論模型上的預測偏離了實際。人們只想到國外低價農產品會涌入中國市場，卻沒有預計到中國的農業結構也因此而扭轉。
一個明顯的標志是，全國各地出現了大的糧食產區。比如新疆的棉花，中原地區的小麥，東北的水稻和玉米以及江南稻產區。“集中之后就有了規模效應，成本也就下來了。”崔曉黎說。
至于農民就業問題，由于進城務工的渠道逐漸暢通，五年來大量的農村剩余勞動力逐漸轉移到了城市。
程國強強調，農業這五年的平穩表現得益于政府的應對得當。因為早就預計到農業在入世后所面臨的巨大挑戰，中央政府從2003年開始，就把農業農村工作“重中之重”，尤其是2004～2006三年連續出臺三個與“三農”直接相關的“一號文件”。
程國強稱，“加入世貿以來，中央對農業的扶持政策一直是在加強的，并且正在形成一套完整的農業政策體系。”
逆差會是常態嗎？
入世后，外國農產品蜂擁而入的場面沒有出現，但它們正以平穩的節奏進入中國。
程國強表示，在農業大局向好這一基本判斷前提之下，仍有一些現象和問題需要引起重視。
根據農業部農村經濟研究中心主任柯炳生計算，到了2004年，中國“入世”承諾減讓表中農產品部分所包含的977種產品的算術平均關稅，實際上已經降低到了15%，而當年農產品進口的實際平均關稅甚至不到8%。
在關稅減讓的背后，是農產品進口的快速增加。程國強分析，入世五年來，中國農產品出口年均遞增14%；而農產品進口年增長率為25%。尤其是2004年比2003年進口額增加了100億美元。
程國強認為這是前所未有的事情，“含義深刻”，原先以為達到如此高的進口增量可能需要7～10年。特別是大豆的進口從1997年的626萬噸增加到2005年的2659萬噸，進口量超過了國內產量的62.6%，是中國目前進口最多的農產品。
在程國強看來，中國農產品進口的增加，除了因為受貿易自由化影響而實施的關稅減讓之外，中國的經濟發展也到了需要增加農產品進口的階段。“在工業化初期階段，農產品出口較快，為國家賺取外匯，而經濟發展到了一個新階段，則需要大量進口農產品，就會出現巨額的農產品貿易逆差。”日本、韓國以及臺灣等國和地區的經驗都證明了這一點。
此外，中國由于受水資源和土地資源的制約，不得不增加資源性和原料性農產品的進口。程國強稱，這從中國所進口的農產品結構中就可以看出來。2005年，資源性農產品進口多達180多億美元，占全部農產品進口的63%，主要包括大豆、棉花等產品。
而這又可歸結于確保中國農業戰略底線的需要。“中國農業的戰略底線就是確保糧食安全。”程國強說，為了留出足夠多的土地耕種糧食，只有減少土地密集型的原料性作物的種植。他以大豆為例，如果目前進口的大豆完全由國內生產，需要占用耕地2.34億畝，相當于再增加四個黑龍江的大豆耕種面積。
因此，程國強認為，中國農產品貿易逆差或許會是一種常態。
不過崔曉黎對此有不同看法，“逆差不會是常態”。理由是中國的勞動密集型農業在世界上占有絕對優勢，比如蔬菜、水果、養殖等。只要這些產業盡快調整生產工藝，突破國外的技術壁壘，在國際市場上就具有強大的競爭力。
不能失去的新增長點
往者不可追，來者猶可諫。對中國農業來說，未來的道路該怎么走？
在程國強看來，外資農業企業在中國農產品加工環節的攻城略地已經成為中國農業不得不面對的問題。
程國強曾對大豆加工領域進行過深入調查。
目前，外資占到全國大豆日加工能力總量的三分之一，全部正常經營且有持續擴張之勢；民營企業的加工能力占三分之一弱，但有相當一部分產能停產并掛牌出售；國有企業加工能力占三分之一略強，但包括花生、菜籽、棉籽等在內，實際的大豆加工能力還不足五分之一。
從年加工能力計算，外資企業產能已經占到全國有效加工能力的65%～70%，還控制了80%～90%的進口供應，壟斷之勢若隱若現。
由于國際農產品貿易大部分已經被跨國公司控制，“目前只有農產品的加工環節沒有被跨國公司控制住，這也是世界農產品貿易增長的亮點”。程國強說，跨國公司在中國的行動表明，它們正試圖把控制力從產業鏈的上游向下游延伸。
而這塊領域正是中國農業核心競爭力所在。與其他農業大國相比，中國農業的劣勢在于上游生產環節，受制于土地資源的匱乏，耕作效率低下；優勢則在下游勞動力密集型的加工環節。
跨國企業在農產品加工領域的滲透，顯然會對國內廠商造成擠壓。程國強警告說，跨國企業的這一舉動相當危險，它們正試圖完成從原料供應到加工環節的供應鏈控制，如此一來可能會導致國內企業和農民錯失經濟增長的機會，不利于促進解決農村就業、農民增收。
可能會面臨新的沖擊的，還有化肥的分銷行業。今年12月11日，化肥分銷業務對外資開放。“但從農民的角度看，打破化肥流通的渠道的壟斷對他們是有好處的。”
崔曉黎分析，從長期來看，中國農業小規模分散經營的模式，與國外大規模農業生產模式相比，遲早有一天會喪失成本優勢。目前中國農業單位面積的化肥、能源消耗量已經超過國外，糧食生產每年還有12%的損耗。之所以現在很多農產品成本上略有優勢，主要是因為勞動力成本較低。
這正是程國強主張的中國農業不能逆轉的兩個基本趨勢之一。“中國傳統小規模農業的成本越來越高，競爭力提高則相對較慢、難度較大，無法與國外現代化農業競爭。”
另外一個基本趨勢是，發達國家對農業高補貼、高保護所形成的國際農產品貿易環境，在短期內不會得到根本改變。
程國強提出政府應該在四個方面加強應對。
首先要接受全球化的挑戰，積極參與農產品多邊和雙邊談判，推動相對公平公正的國際貿易環境的建立。在全球糧食貿易市場已經被跨國公司瓜分殆盡的形勢下，要防止下游的加工行業被跨國公司壟斷，避免農業的徹底邊緣化。
其次要創新機制和體制。外資近年來在大豆加工領域的密集布點與地方政府的GDP崇拜有關。大豆加工產業在國家投資產業目錄里面屬于乙類限制項目，但很多項目“改頭換面”后還是能夠上馬。“我們必須協調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政策，中央的宏觀調控政策必須有效、必須令行禁止。”
此外，還必須著力發展現代農業，提高農業的科技支撐能力，盡快發育發展農業行業組織和農民專業合作經濟組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