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贏周刊記者 韋常春

　　在入世五周年這個節骨眼上，如何面對后WTO時代的中國，應是分析2007年之后的未來趨勢重點所在。中國在后WTO時代的崛起必將帶來更為復雜的連鎖反應以及大量新命題，這是考量中國政府和企業、學界智慧的關鍵時刻。

　　“中國威脅論”將卷土重來

　　“大約600年前，明朝的航海家到達這個大陸的東海岸，帶回了一頭長頸鹿以滿足皇帝的好奇；今天，中國的船只在同樣的航線定期航行，帶回了石油、鐵礦石和其他商品，以滿足一個龐大的經濟體發展的貪婪胃口。”《經濟學家》對中國企業進軍非洲的描述背后，是西方瘋狂地往中國頭上扣“新殖民主義”帽子的浪潮。

　　中國在今年內其實一口氣主辦了三大峰會：在中非峰會之前，10月底廣西南寧舉辦了“中國—東盟(亞細安)建立對話關系15周年紀念峰會”，6月間上海則舉辦了第五屆“上海合作組織峰會”。在中國快步融入全球化的進程中，“中國威脅論”卷土重來是必然的。中國對外提倡“和諧世界”，采取的概念及思維都源自儒家，從對非洲外交的手腕以及處理兩岸關系的策略均是如此，但是，僅靠和諧的口號不足以平息外國的喧囂，中國外交大方略需要更加務實地提升。中國要學好如何成長為一個新興的國際強國，就要從過去的“韜光養晦”轉變為“有所作為”。

　　“高頻率發生的貿易摩擦，很大程度上確實是我們的企業自己造成的，我們的很多競爭確實是沒有底線的競爭。”

商務部研究院高級研究員馬宇指出，在解決貿易摩擦方面，因為有些企業可能采取不計成本的出口方式，中國政府應當在這方面有所為。“我國在這些方面其實早有完善的制度體系，關鍵的問題在于執行。政府應該把這方面控制住，有些成本是底線，不能突破。比如環境保護、勞工權益、產品涉及的安全標準等。政府要卡住兩點，一方面把國有企業改革改明白了，消除虧損出口的制度根源；另一方面防止企業不斷向下走的底線已經有了，關鍵是執行的問題。”

　　事實上，中國政府已經看到了這些。溫家寶總理前幾個月出訪時就告誡中國企業要注意自己走出去時的行為。讓民營企業的經營行為走上正軌，這是中國政府的新功課。減少甚至逃避環境保護和污染排放方面的投入；降低安全標準；突破勞動力工資的最低標準，甚至克扣工資不給加班費，這種情況下政府就該作為了。

　　在后WTO時代，更大的挑戰是中國的國際軟實力太低，政府游說能力仍弱。在2006年乃至之前幾年，中國的國際化進程已經不少受累于此的例子。中國企業的海外并購往往容易成為當地政客的靶子，為他們提供撈取政治資本的機會，2005年中海油收購優尼科的爭論就是一案。現在，世界是平的，對世界局勢，尤其是世界經濟越來越舉足輕重之際，中國需要提升自己的國際軟實力。

　　管理國際企業的難度

　　“全球化第三次浪潮的主角是中國企業。”近日，麥肯錫北京分公司全球董事施德方表示。第一次浪潮發生在上世紀60～80年代和90年代，主角分別是歐美企業和日韓企業。

　　在2003年至2004年的6個月內，TCL一舉收購法國湯姆遜公司電視業務、DVD影碟機業務及法國阿爾卡特公司手機業務，被外界譽為“中國大陸的索尼”。而今，TCL卻成為一個從“走向世界”到成為一場噩夢的案例。TCL與阿爾卡特建立的手機合資企業去年解散，如今這家中國公司與湯姆遜在電視業務上的合作也即將宣告結束。由于激烈的競爭及對市場走勢的判斷出現失誤，雙方建立的合資企業連續數年虧損。

　　TCL董事長李東生承認，管理湯姆遜業務的難度超出他此前的預期。“對于許多企業而言，國際化已成了一種必需，而非選擇。但它們往往低估了管理國際機構的難度。”中銀國際分析師周誠表示，“他們認為，成為英雄很容易，但事實并非如此。”

　　中國入世五年，外資企業深深滲入

中國經濟的肌理，其策略和經驗，應當成為中國企業認真借鑒的樣板。從中國企業走出去的迫切形勢下考量，中國企業要像饑餓的嬰兒吸吮奶汁一樣向外企成功之道撲上去。

　　甄別外資為經濟安全

　　作為世界上發展最快的大經濟體，中國已經成為吸引外商直接投資(FDI)的巨大磁石。在WTO的旗幟下，中國引進外資應注意防止財富流失和適度保護民族企業。2006年國內掀起的有關中國產業安全的大討論，并非危言聳聽。

　　國家經濟安全這一概念是很模糊的，在學理上和政策操作層面都很難以界定，需要明確幾個基本的政策目標。第一個目標就是要鼓勵外商投資創造財富，防止財富的流失。吸引外商投資，本質上應當是鼓勵外商來中國創造財富，要真正吸引到擁有獨特投入要素的投資者，而不是財富的瓜分者。第二個目標就是要給民族企業一定的發展時間和空間。

　　美國有那么大的技術經濟優勢，對中國企業收購其企業卻十分敏感和嚴厲，例如IBM和尤尼科案的并購案就被美國政府叫停。凱雷并購徐工案，卻有美國政府高層人士來華說項。可見國際形勢之復雜。現在中國政府對大量的外資開始進行一些甄別，這是后WTO時代中國必須亮出之“劍”。在2007年之后，中國應當積極利用WTO這類準司法的方式解決貿易爭端，同時緊緊守住自己的重要產業和領域。

　　成本上升之憂

　　在WTO時代，中國影響了全球資本和勞動力市場的格局。但現實情況是，中國在資本和廉價勞動力的投入已無法達到以前的高度了，原來的發展模式已進入“遲暮之年”。首先，中國的勞動力供應并非沒有止境，從現在到2009年，中國每年的勞動力人口增幅只有0.5%，此后將開始萎縮，從2014年起，每年將以1%的速度減少。在中國東部沿海地區的工廠，工資水平已經趕上許多即將加入歐盟的東歐國家。

　　廉價資本的好日子也已屈指可數。資本之于中國經濟好比汽油之于汽車。例如，1992年前后，中國經濟每前行單位距離需要兩個單位的汽油，而現在則需要5.5個單位。所以，單位資本的產出率下降了。隨著中國經濟的加速增長，以產出來衡量的資本效率卻在下降。隨著中國逐漸進入消費社會、家庭儲蓄率逐漸降低，將來，資本將變得日益稀缺但會變得更有效率。

　　勞動力和資金成本的不斷上升將抑制中國的增長幅度。最明顯的影響將是，中國擴大其在全球制造業貿易領域市場占有率的能力將受到束縛。而且，從出口制造業轉型為側重內需的服務業需要一定的時間，還要求從業人員具備一定的個人創造力。這一命題，將拷問后WTO時代的中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