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贏周刊記者 韋常春

　　中國兵法博大精深，知己知彼、審時度勢、合縱抗強、欲取先予均為妙著。

　　在打開國門的過程中，中國政府在不斷的政府間的博弈中磨煉，交過一些學費，但很快各國發現：中國政府的學習能力之快、之強，幾乎超過了他們的想象。

　　中國政府在尋找和發現利益平衡中逐漸學會了種種武器，同時開始釋放出中式兵法智慧，在不經意間，既推動了中國的全球化，也成就了自己的全球化。

　　懷柔加高壓

　　中國改革開放史是在摸著石頭過河的蹣跚中開始的，中國邁進WTO時代亦然。邁進WTO時代的，不只是中國企業，還有中國政府。

　　2005年，國務院副總理吳儀訪日期間拂袖而去，商務部部長薄熙來就歐美對華

紡織品設限率先發招，中國常駐聯合國代表王光亞對“四國聯盟”入常草案的強硬表態，中國史無前例地主動提交了聯合國改革的立場文件，一反常態地打破了中國就是“棄權”的代名詞。一向崇尚韜光養晦、含蓄尚禮的中國，忽然劍氣叢生，令外國政客的眼里滿是疑惑。

　　一曲琵琶彈將去，推杯換盞頓失趣；主人不顧客是誰，客人不知主之意。其實中國政府一直在守著自己的底線，以禮相待。1986年7月，中國向總協定正式提出恢復關貿總協定締約國地位的申請，從此開始了“復關”、“入世”的漫漫征程。在漫長的貿易談判中，中國政府為了迅速實現全球化付出了一定成本，外國政客的胃口越來越大，但是，當中國政府以二十年之功力在造福國家時，我們無非把視野從國內延伸到國外，并揮舞著兩把武器，以中國制造和中國需求，吞吐海內外。于是，薄熙來“中國出口8億件襯衫才能換回一架空客380”一語捅破了歐美的臉皮，穩穩占住了談判的有利地位。

　　2003年中國花了67億美元采購美國的商品，按照估計，這筆巨額采購應可緩解當年的中美貿易爭端，但事實上，花了大筆錢并沒能阻擋美國實施保護主義，美國接受了大禮后馬上對中國臥室家具、彩電等進行反傾銷。交過類似的“學費”之后，中國政府開始轉向軟硬兼施、懷柔加高壓的外交策略，這一策略的成功效益一直延伸至今天的各種貿易談判中。

　　以子之矛攻子之盾

　　2001年6月，美國貿易代表給國際貿易委員會主席發信稱，美國鋼鐵行業面臨外來競爭，利潤大幅度下降，許多企業面臨破產。2002年5月，美國總統宣布在美國貿易代表所陳述的虛擬威脅的基礎上，對進口鋼鐵實施保障措施。這是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后的第一個大案，中國后來把美國告上了WTO。因為，就業、工資水平是商務外交游戲的慣用措辭，也是WTO協定中衡量是否受到傷害的指標。更多的時候，這是發達國家構造出來的虛擬利益，中國在多年的中美博弈中看穿了虛擬的國家利益及商務外交的慣用游戲標簽。用WTO的武器反告美國，說明中國政府已經站到了同美國一樣的博弈平臺上。

　　中式兵法之中有一妙著：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中方在歷次貿易談判和博弈過程中所展示出的談判技巧和應對策略上的進步令人矚目。中國政府正在學會融入對手的游戲規則，學會對手的語言，以對手的方式來達到自己的目的。最高之著就是中國政府聰明地在一些利益相關問題上，施展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的智慧，成功地突破外國陣營，以外國企業去抵御外國政府，以達到借力打力之功。

　　最近，在中美首次戰略經濟對話即將召開之際，全美制造商協會、美國商會、美國商用軟件聯盟及全美對外貿易委員會等24家美國企業團體聯名向美國商務部寫信，要求放寬甚至取消對華高科技出口管制。商務部國際貿易經濟合作研究院外資研究部主任金伯生說：“我們希望美國企業多發出這樣的聲音，給予中國更多世貿成員應該享受的公平待遇，來自企業方面的更大壓力，多少也會影響到政府的最后決策。”

　　中國政府在2003年獻大禮卻遭美國大棒的案例中學到，商務外交在戰術上要洞悉國外的政治運行體制，美國商務部只是執行單位，中方必須聘請華盛頓一些公關公司幫助中方策劃如何利用對美采購取得美國參眾議員的支持，而他們才是美國決策的主體。處理商務外交問題，不光牽扯經濟問題，忽視政治和社會運作的戰術選擇只能造成經濟上的浪費。

　　長期以來，中國商務外交的國外運作主要依賴駐外使館的經濟處，這種運作機制太單一，也缺乏力度。而各種利益集團早就開始利用在國外已經較為成熟的游說手段和策略，嘗試著進入中國市場，并盡力打造有利于自身發展的政商關系。以富有戲劇性的京滬高速鐵路建設方案的游說為例。在中方否定了磁懸浮方案之后，德國立刻變換口吻，開始大力宣傳德國的高速輪軌技術。德國總統約翰•內斯勞親自來華游說，在上海的磁懸浮列車上為德國鐵路廠商大做廣告。緊接著，德國BWG、普弗萊德爾和西門子三家公司宣布在廣州成立“德國高速倡導組織”，并宣稱將通向中國國有和地方的鐵路運營單位提供支持和技術訣竅。中國政府在數次交手中領悟到了外國政治游說模式的真諦，并悄然將其精華應用到自己的外交和貿易策略中。

　　在專家看來，建立同外國企業的關系，讓外國企業為中國說話是良策。例如，中國可以考慮增加從美國進口，把中國大量進口需求的信息疏通給美國商界，讓美國商界看到中國利益，并為中國在國會面前游說。中方還可以調動美國在華跨國公司的積極性，讓他們做其政府的工作。這些戰術恐怕比派出巨額采購團更有效，有利于美國國內拓寬支持中美關系的社會基礎。可喜的是，這一良策已為中國政府時習之。中國政府目前當務之急是盡快將中國的各種游說活動納入法治化軌道，促使其透明化、規范化。

　　出其不意，操之在我

　　在外界一直聚焦的

人民幣升值問題上，中國政府一直不屈服于喧囂的外國政府。在這個戰場上，中方一直有理有節地守住主動權。

　　巨額貿易逆差的存在，不斷引發貿易摩擦，從而增加了人民幣升值的壓力。外國政府多次在不同場合下向中方發難，央行行長周小川對這些政治秀嗤之以鼻，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在去年3月中更一錘定音：“出其不意，操之在我”。人民幣匯率改革“操之在我”的主導性，顯示了中國政府的高明：把這個戰場的主動權緊握在手，一切節奏都好控制。

　　在后WTO時代，多個行業和領域都往縱深層次開放，中國政府在行業開放的策略上復制了人民幣匯率改革“操之在我”之策。銀行業的開放便是典例。

　　2006年11月15日這一天，國務院發布入世5年來對外資銀行入華最具里程碑式的政策文件——《中華人民共和國外資銀行管理條例》，如期對外資銀行敞開大門。外資銀行盼望急切分羹于中國銀行市場的5年之癢到了盡頭。

　　如果粗略劃分，改革的前20年可謂增量改革階段，以改革促開放是一種現實的策略；如今改革已進入了存量改革的“深水區”，以開放促改革是一種非常明智的選擇。中國加入WTO正是這一策略的完美貫徹，通過把自己鎖定在對外開放的既定時間表中，引入外部壓力來突破存量改革的阻力和困局，從而將對內改革進行下去。不過，中國政府清醒地知道確保開放進程穩健可控的重要性，事實上，中國政府已經為之而實踐著。

　　渣打銀行資深經濟師王志浩稱，2007年后中國的外資銀行仍舊會受到嚴格限制，屆時中國的外資銀行仍然是“戴著鐐銬起舞的狼群”。 轉為獨立法人后，外資法人銀行的很多業務都將從頭開始，不能再如以前那樣依賴于母行強大的后臺支持。外資銀行要參與內地的人民幣業務，絕非可以一蹴而就，過程會是非常漫長。

　　中方的立法是不違反WTO原則的。“英國、美國甚至日本都出現過類似情況。上世紀90年代中期后，各國都加強了對外資銀行的監管，首當其沖的就是提高外資銀行的準入門檻。”北京師范大學經濟與工商管理學院金融系教授賀力平說，美國對外資銀行的進入“門檻”也不低，國內一些銀行想在美國設分行的申請很多年也沒有得到批準。

　　外資銀行不得不花費較高成本，來分享人民幣

零售業務的盛宴。此刻，在這個競技場上，中資銀行和外資銀行站到同一個起跑線上。而這正是中國政府“操之在我”策略之功。

　　政府間博弈永無休止

　　不過，我們花了15年時間談判進來的WTO已經被異化了。WTO的政策目標是促進貿易自由化，開始是在貨物貿易領域，現在又擴大到服務貿易及其他領域；但在實際開放過程中保護主義不斷風行，中國成為全球貿易保護主義的最大受害國。從2002年中國加入WTO至2005年年底，國外對華貿易救濟案件立案有313起，涉案金額達百億美元。

　　歐盟出臺的對華新文件中，強調了公平貿易。這是西方貿易政策變化的表現，是從自由到公平的新把戲，值得我們重視。“以前，美國人叫囂不公平，他們的服務業進入發展中國家市場，沒有不公平問題，而我們的紡織品進入了他們的市場就成了不公平。歐洲人最近也開始說不公平，這是從自由貿易向公平貿易的轉變，這種轉變的內在貓膩我已經說了，目的更明顯，為保護主義開路！”北京WTO事務中心首席專家程大為說。

　　在現實層面和發展趨勢的層面看來，中國政府和以美國和歐盟為首的外國政府之間的博弈、暗戰還將持續下去。在這個全球化棋局中，中國政府雖然長進了不少，但仍要繼續學習，將進行到底的暗戰打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