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起我國銀行業全面開放

　　2006年12月11日，中國加入WTO5周年

　　★ 《中國經濟周刊》記者 孫冰 談佳隆 唐韻/北京、廣東、上海報道

　　“假如你有一萬美元，會存在哪家銀行？”

　　這個問題的提出與2006年12月11日有關——這一天，中國入世5年保護期結束，中國金融業全面開放，中國向外資銀行全面開放人民幣零售業務。

　　專家說，這標志著中國對WTO承諾的全面兌現，也代表平等國民待遇下的中國后金融時代已經到來。

　　在過去的兩年間，“金融業開放，狼來了！？”一度成為人們關注的熱點話題。期間，監管層也頒布了一系列新的金融業監管政策；而“國有銀行是否賤賣？”“保險資金入市危險”等更成為金融監管層、金融從業者和媒體爭論的焦點。

　　不過，金融業開放不單單是監管層和媒體之間的爭論，也不僅僅是業界和學者們關注的焦點。

　　“金融業開放和普通百姓的關系最大。”一位學者明確指出。

　　事實也確實如此，近一段時間以來，凡是與金融業開放有關的新聞都會登上各大網站的點擊排行榜，某門戶網站針對金融業開放設置的專題，在幾天之內就有近十萬人參與投票調查。

　　“期待1211……”，這是一位叫磊子的程序員，在他MSN簽名檔的留言。

　　為什么像磊子這樣，工作與金融無太大關系，也“不夠資格”享受外資銀行服務的人也會如此關注“1211”？甚至還會在“期待”？

　　一項調查顯示，外資銀行進入中國后，仍愿意選擇國內銀行的人占72.7%，明確表示將選擇外資銀行的占10.8%，此外還有16.4%的人在觀望。

　　金融業的全面開放，為普通百姓提供了更多選擇，而國內的金融機構面臨的則是更大的挑戰、競爭和機遇。

　　“狼”真的來了

　　★ 《中國經濟周刊》記者 孫冰/北京報道

　　今天(2006年12月11日)，作為WTO成員國， 中國按照入世承諾，取消外資銀行在中國經營人民幣業務的地域限制和客戶限制，在承諾基礎上對外資銀行實行國民待遇。

　　“買者自負”成現實

　　12月6日， 中國銀行業監督管理委員會(下稱“銀監會”)正式公布了《商業銀行金融創新指引》，其中規定銀監會與商業銀行、銀行業協會有義務增進公眾對金融創新的了解和對買者自負原則的認識，不斷提高公眾的風險防范意識和風險承受能力。

　　這是監管機構首次在正式文件中提及“買者自負”原則。 銀監會副主席唐雙寧表示，“買者自負”應該是市場經濟的一個基本理念，其基本含義就是“買者在市場上通過自己的行為獲得收益，同時也要承擔相應的風險。”

　　據唐副主席介紹，過去在計劃經濟條件下銀行辦成了行政機關，所以老百姓十分相信銀行。雖然這也是好事，但是在現在市場經濟的條件下，商業銀行都進行了改革，成為了真正的金融企業，在這樣的情況下它和買者之間是市場中平等的主體，都應該各自承擔相應的收益，也各自承擔應該承擔的風險。

　　在外資銀行全面進入之后，“買者自負”原則已成為中國百姓面對的現實。

　　11月15日，國務院正式頒布《外資銀行管理條例》。 11月28日，銀監會又頒布了《外資銀行管理條例實施細則》(下稱“細則”)，《細則》明確了外資銀行在設立機構、開展業務包括從事人民幣業務的條件、申請程序和審批時限。

　　根據《細則》規定，希望從事人民幣業務的外資銀行，在滿足“開業三年、連續兩年盈利”的條件后，可以向中國銀監會提出申請，在獲得相關批準后，即可經營全面人民幣業務，包括允許外國銀行分行吸收中國境內公民每筆不少于100萬元人民幣的定期存款。

　　也就是說，從12月11日算起的3個月內，第一批對中國境內公民全面辦理人民幣業務的外資銀行將會出爐，中國的老百姓將可以與外資銀行真正的“親密接觸”。《條例》發布后，英國渣打銀行(Standard Chartered Bank)第一時間向銀監會提交了申請，成為首家申請籌建本地子銀行及人民幣零售業務牌照的外資銀行。

　　外資銀行京城“要塞”扎寨

　　1865年，匯豐銀行開始在中國國內開展業務；1902年，花旗銀行在上海設立分行……很多人都是從中國近代史課本上知道這些名字。

　　不過現在，在一些大城市的繁華地段常常看到他們的金字招牌，以北京為例，在中糧廣場的匯豐、在長安大戲院的花旗。

　　在北京還有一個有趣的現象，即西二環和東三環已分別成為中外資金融機構的聚集地。

　　在北京的西二環邊上，幾乎匯集了所有中國最主要的金融機構，包括眾多銀行總部、保險公司總部、基金公司總部和其他大型的企業集團總部，還有中國金融監管機構的最高決策層也匯集于此，這就是—金融街。

　　在東三環，以國貿為中心的CBD(Central Business District中央商務區)地區，則是眾多外資金融機構聚集地，因為這些外資金融機構剛進入中國的時候，主要客戶是以外資企業為主，而在北京有一半多的大型外企選址在CBD附近。

　　不過，目前這種“涇渭分明”的格局正在被慢慢打破。隨著外資機構業務的不斷發展，向中國本土客戶傾斜的趨勢也越來越明顯，因此從去年年底到今年年初，瑞銀、高盛、加拿大皇家銀行、美洲銀行、JP摩根五家外資銀行都已簽約金融街區域的英藍大廈。

　　外資金融機構的辦公地點和它們在中國金融市場的版圖都在發生著變化。

　　根據銀監會最新發布的統計數據顯示，截至今年9月末，在中國注冊的外商獨資和中外合資法人銀行業機構共有14家，并下設17家分支行及附屬機構；來自22個國家和地區的73家外資銀行在中國的24個城市設立了191家分行和61家支行；來自41個國家和地區的183家外國銀行在中國24個城市設立242家代表處。

　　數據還顯示，在華外資銀行的存款總額達到334億美元，貸款余額為549億美元，本外幣資產總額達到1051億美元，占中國銀行業金融機構總資產的1.9%。

　　另外，外資銀行的人民幣業務發展迅速，2001年底以來增長了4.6倍，年均增幅高達92%；中國對外資銀行開放人民幣業務的城市已經達到25個，其中5個城市屬提前開放；獲準經營人民幣業務的外資銀行機構已達111家，獲準經營的業務品種也超過100種。

　　外資銀行的“戰略布局”

　　中國加入WTO的前三年中，外資銀行似乎沒有什么太大的動作，而在最近兩年，花旗、匯豐、摩根等外資金融巨頭開始了他們在中國的戰略布局。他們并沒有如預計的那樣在搶客戶和搶人才，而是“搶”銀行，幾乎關于每家國內銀行的融資傳聞里都會有它們的身影。

　　在五年之內中國就將開放銀行業的背景下，眾多外資銀行為何參股自己未來的“競爭對手”呢？為何會對當中資銀行“洋股東”如此饒有興致呢？

　　根據銀監會公布的數據，有18家外資銀行成為了25家中資銀行的境外戰略投資者，入股總金額達到181億美元。而且，他們選擇的對象也從地方商業銀行和規模較小的股份制銀行，迅速蔓延到包括上市銀行、全國性股份制銀行和國有銀行在內的大型商業銀行。

　　很多業內人士認為，中資、外資銀行并非直接的競爭關系。對此，中央財經大學中國銀行業研究中心主任史建平教授對《中國經濟周刊》表示：“外資銀行進入中國不是搞社區銀行，不是到處鋪點的，主要是集中在某些領域。未來他們可能會處于中國市場產品價值鏈的高端，而國內銀行淪為低端業務的一頭，做那些附加值比較低，利潤也比較小的業務，因為我們沒有高素質的人才和高品質的業務去支撐這種競爭力。”

　　與外資銀行相比，中資銀行創新方面差距非常大，僅花旗銀行一家，從1996年起，已經不動聲色地在中國申請了19項金融產品的“商業方法類”的發明專利。中資銀行幾乎沒有金融產品的發明專利，主要是一些 “實用新型”和“外觀專利”，如點鈔機、保險柜等。

　　各銀行的業務也都大同小異，只是名稱不同。客戶在選擇銀行的時候通常也只考慮銀行的地點，從沒意識到把錢存在工行和建行會有什么分別。

　　“我們國內的銀行搞了很多產品和服務，但品質還屬于低層次的，還處在簡單模仿外資銀行的階段。另外，國內的產品的同質化也很嚴重。各家銀行的服務基本上差不多，沒有個性化的、有特色的產品和服務。”史建平說。

　　“一些銀行的產品只是外資銀行的‘二道販子’，在設計和程序上都模仿外資銀行。”中國社會科學院金融所研究員、結構金融研究室主任殷劍峰告訴《中國經濟周刊》，國內大多數商業銀行沒有專門機構進行創新產品的開發、運作以及長遠規劃和系統管理。

　　“國內銀行植根于本土文化，這是很大的優勢。而銀行服務與文化有很密切的聯系，金融產品是有濃厚文化色彩的產品，如果我們能開發出真正滿足中國人需要、有濃厚中國文化色彩的產品和服務，在產品深度開發上下功夫，搞一些中國原創性的金融產品和服務，外國人是競爭不過我們的。”史建平建議說。

　　中資銀行：如何接軌“國際慣例”

　　事實上，為了迎接金融業的全面開放， 中資銀行做了不少努力，希望迅速地與國際接軌，如股份制改造、剝離不良資產、股權分置改革、高管持股、高管年薪制、引進戰略投資者、A股上市、H股上市、A股H股同時上市……

　　顯然，中資銀行正在朝著國際化的方向邁進，與此同時，消費者對銀行服務的要求也越來越高，如一些消費者批評說，中資銀行進行“國際慣例”改革中，只挑對自己有利的方面改，而忽略了其服務水平的提高。

　　國際化“形似神不似”

　　在很多人眼里，中資銀行的國際化似乎只體現在頻繁出臺的各項符合“國際慣例”的收費項目上：小額賬戶費、輔幣兌換費、清點零鈔費、大額提現費、電話銀行費、網上銀行開戶費、借記卡年費、跨行存取及查詢費等等。據統計，從2003年以來，銀行的新增收費項目有20余項之多。

　　“人們不一定是對這些措施本身不理解、不認同，主要是消費者在付出更高費用的同時，并沒有得到的更加優質的服務質量、服務態度和更高的服務效率。”中央財經大學中國銀行業研究中心主任史建平教授對《中國經濟周刊》說。

　　史建平認為，入世以后，國內的銀行業有很大的改善和進步，比如增加了很多金融產品、用卡的環境變化很大。但是，和國際上的大銀行相比，我們還存在很大差異。“這個差距不是在‘硬’的方面，因為我們的產品并不少，而是‘軟’的方面，也就是服務的品質和深度不行。

　　“中資銀行的國際化是‘形似而神不似’。” 中國社會科學院金融研究所金融發展研究室主任易憲容對《中國經濟周刊》表達了他的看法。

　　他認為，國內的銀行可以引入國際制度、國際規則，但是其實質的東西，比如企業的運作機制、文化理念、內在的機理并沒有改變。

　　但是對于金融行業全面開放，易憲容認為這有利于國內銀行的發展，“要讓國內銀行真正的走出來，就像我們的汽車產業一樣，越保護越死，一放開反而活了，而且活得越來越好。”

　　易憲容認為，某些國有商業銀行“在技術層面早就已經破產了”，要不讓市場慢慢淘汰掉，要不逼著它改進產品和服務。

　　中國社會科學院金融所研究員、結構金融研究室主任殷劍峰也認為，國內銀行的改革和國際化還處在表面，“公司化改革和推進國際化的進程也只是停留在總行的層面，這些要從總行傳達到分行，支行甚至窗口，還需要很多時間，我們應該給銀行更多的時間。”殷劍峰告訴《中國經濟周刊》。

　　“中國式服務”官味濃

　　“現在國內一些銀行的服務還是不錯的，像民生銀行、招商銀行這些新興的、股份制的商業銀行，改善相當大，但是國有銀行，原來傳統的那種‘官商’的味道還比較濃。員工整體素質的提高還需要一個過程，并不是一天、兩天的事情。”史建平說。

　　史建平教授多年從事金融和銀行方面的研究，曾歷中央財經大學金融學院院長，現任中央財經大學中國銀行業研究中心主任、中央財經大學校長助理。但史教授卻當不好一名“合格”的銀行“上帝”。

　　“我去工行掛失存折，跑了三趟，排了三個一個多小時的隊，可還是沒有辦成。”史建平有些無奈。

　　事情的經過如下：第一次，史教授只帶了身份證，但是沒有準備復印件，“我希望銀行能幫我印一下，但是業務員說沒有復印機，一家銀行怎么可能沒有復印機呢！”

　　第二次，史教授準備好了身份證原件和復印件，“你這是新版的身份證，要印正反面。”銀行工作人員說。

　　由于掛失只能本人辦理，史教授第三次到了銀行，正反面復印好了身份證，在排過了近100多號、等待了一個多小時之后，史教授終于得到了和業務員面對面的機會，但業務員只扔出了一句話：“復印件要兩份。”

　　如何平衡高低端客戶

　　“像史教授這樣的小客戶，越來越不討銀行的喜歡了。所以，在國內銀行的改革發展中，對這些低端客戶的服務水平和質量的改進根本提不到議程之上。”銀行業人士透露說。

　　史教授認為，銀行有自己的邏輯，80%的低端客戶只創造了20%利潤，成本高利潤小；既然我們已經變為了公司化的商業銀行就應該從利潤角度出發，主要抓住20%的高端客戶，而且這也是外資銀行同中資銀行爭斗的主要群體。

　　“高端客戶、企業客戶能夠帶來更多的利潤，但是能夠因此忽略那些低端客戶？”一位網友發帖反問。今年，窮人的銀行家尤努斯摘得了諾貝爾獎，這讓國人開始重新審視“銀行”這個角色，到底什么是真正的銀行？

　　“銀行的本質應該和餐飲行業一樣，是一個服務行業，所以最重要的是面向市場，服務老百姓。這既是眼前的目標，又是最終的目標，只有始終堅持這個目標，才能增強競爭力。”殷劍峰說。

　　殷劍峰認為，對于銀行來說，給人于幫助和自身的做大做強進而提升一個國家的金融實力，這兩個問題不矛盾，“把金融行業做大最強，最終的目標也是服務老百姓。”

　　“銀行就是一個中介機構，把有錢的和需要錢的人溝通起來，并使溝通更經濟、更有效，并且雙方都能夠得到益處。” 易憲容說，“銀行的本質就是如何風險定價，給信用、風險定價，進行風險的買賣。”

　　而對于尤努斯所做的東西，易憲容認為不可能搬到中國，“中國并沒有可以自由進入和有效競爭的銀行體系，嚴格由政府管制。”

　　專家認為，中資銀行必須從公司治理結構、財務狀況、人才儲備等方面分層次的逐步適應，才能和“國際慣例”接軌。

　　(配文)

　　開放后的中國金融路線圖

　　★ 《中國經濟周刊》記者 談佳隆 唐韻/廣東、上海報道

　　事實上，作為開放的重要一環，同時由于所負載的敏感和特殊含義，金融業的開放一直是爭論最多的領域。

　　在過去的28年，中國經濟一直運行在改革、開放和發展的軌道上。銀行體系不良資產不斷好轉；銀行業務不斷創新；中資銀行的治理結構在不斷完善中。那么，后WTO時期，中國金融開放的路線圖又將如何？

　　區域金融：大有可為

　　一家在上海設有廠房的外資企業欲收購內蒙古一家小廠，急需啟動資金，企業拿廠房做擔保貸款。因為地域的限制，中資銀行不肯貸款。由于中資銀行的分行之間關系相對獨立，一般情況下，上海的銀行是不愿意把錢貸到遙遠的內蒙古的。而對于外資銀行來說，限制就不是那么嚴格了，只要這家企業的母公司能夠提供擔保就行。

　　“雖然目前我國金融領域還存在很多‘區域性壁壘’，行政劃分、金融監管和金融機構內部垂直管理，使金融資源難以自由流動，存在金融資本跨區斷裂的狀況”2006年11月，在首屆全國區域金融合作、金融市場創新與投資者保護研討會上，上海國際信托投資有限公司董事長潘龍清明確表示。

　　“業務越做越大，受區域制約的因素也越來越大。”有專業人員表示，目前“區域壁壘”已成為制約銀行發展的關鍵因素之一。

　　2006年4月，銀監會下發的一紙《城市商業銀行異地分支機構管理辦法》規定，只要符合相應標準，銀監會鼓勵各家城市商業銀行在市場和自愿的原則下，以聯合、重組為前提，在充分整合金融資源和化解金融風險的基礎上，設立異地分支機構。

　　外資銀行：從分行注冊轉為法人子行

　　截至目前，全國已有匯豐、渣打、花旗、東亞等十幾家銀行明確表示將提交申請，由分行注冊為法人性質的子行。據了解，那些將人民幣零售業務作為在中國發展主戰略的大型外資銀行包括主要發達國家和地區的主要外資銀行，都傾向于本地注冊，并且這些銀行已進行了相應準備。

　　在采訪中多家銀行都明確表示，在新條例制定征求意見時就已對本地注冊有所準備，并且此項措施也不會影響到銀行的經營與發展。“本地注冊將使我們能夠進一步拓展網絡和服務范圍，尤其是增強人民幣融資能力，使客戶受益。”匯豐銀行一位負責人表示。

　　不過，因為轉制為法人銀行涉及到充實資本金、補充管理人員等問題，不是所有外資銀行都愿意馬上轉為法人銀行。“規模較小的外資銀行則會根據自身在華發展戰略，來自主選擇一個合適定位。”某外資銀行上海分行行長表示。銀監會相關人士此前亦稱，這完全是各家銀行自己的商業決定，取決于各家外資銀行對在華開展人民幣零售業務的意愿，轉制申請是建立在完全自愿、自主、自由的基礎上的，外資銀行“可以在自愿原則的基礎上，再根據你的經營發展戰略，轉為本地注冊的法人機構。”

　　保險業：內外資都信心十足

　　中國保監會主席吳定富曾公開表示：“到2006年底，中國金融業入世過渡期將全部結束，中國保險業面臨更加嚴峻的國際競爭形勢，突出表現為國際金融保險集團綜合經營的絕對優勢與中國保險業經營管理水平相對較低的矛盾。”

　　今年6月，被譽為保險業“國十條”的《國務院關于保險業改革發展的若干意見》頒布實施后，保險業便呈現出一種前所未有的發展契機。

　　永安財產保險公司廣東分公司總經理黃勇軍在《中國經濟周刊》采訪時表示：“‘國十條’毫無疑問是一個利好的消息，但畢竟是宏觀的東西，我們還需要通過相關政府機構以及行業協會，針對不同的保險類別加以細化，真正建立一個良性有序的保險市場。特別是像我們做車險的，一個風險評估體系的建立是財險未來努力的方向。”

　　記者在采訪中發現，相對而言，壽險公司感覺到未來市場的蛋糕很大，需要有新思維把原本沒有的市場建立起來。

　　截至2006年10月，中國保險業的資產總量為1.8萬億，僅占中國金融資產的4%，而在海外成熟的金融市場，這一比例通常在20%左右。

　　新華人壽廣東分公司總經理李源向《中國經濟周刊》表示：“我們比較看好起源于法國，已經風靡全球的銀行保險，從未來保險銀行混業經營來看，這塊市場能夠讓保險公司受益，更能讓銀行受益，從而把整個市場做興旺。”

　　記者在采訪中發現，在“國十條”中就提出，穩步擴大保險資金投資資產證券化產品的規模和品種，開展保險資金投資不動產和創業投資企業試點，支持保險資金參股商業銀行。

　　2003年，平安保險收購福建亞洲銀行(后更名為“平安銀行”)，開創保險業收購銀行先河。今年8月，平安保險又以49億吃下深圳市商業銀行89.24%股權。

　　平安保險廣州分公司的一位人士向《中國經濟周刊》表示：“平安不但要做扎實原來的市場，更要做大沒有開發的市場。外資進來并不可怕，門檻還是存在，我們比他們更了解中國市場。”然而，就在今年11月，平安保險因為控股廣東發展銀行失利，導致平安的金融集團戰略失去了銀行終端混業經營的全國布局。

　　事實上，除了目前國內的保險公司對于未來充滿信心之外，保險經紀公司和保險公估公司也在迅速成長企業。

　　韋萊保險經紀有限公司廣州分公司總經理張利湘向《中國經濟周刊》：“韋萊作為跨國的保險經紀公司，我們看準的是大客戶，他們相信我們是因為我們有國際化背景，提供更為專業的空白，而保險經紀這塊在中國還剛剛起步。”

　　深圳市信誠聯合保險公估有限公司是中國較早成立的保險公估公司，執行董事稂文仲向《中國經濟周刊》表示：“當時我們去工商局注冊，他們還不理解什么叫保險公估，而目前在深圳在公估公司已經很多家了。我相信金融業全面開放之后，這塊的人才會更為緊缺。”

　　在采訪中，也要不少業內人士向記者表示：“目前，無論是壽險還是財險領域都存在市場混亂的困局，特別是廣東這一較早開放的市場，競爭可謂進入白熱化，因此一些不規范的做法也難免出現，從而把這個業態做壞了。因此，進一步引進外資參股不失為一個好的選擇。”

　　評論：

　　金融改革堪堪上路

　　★《中國經濟周刊》評論員 葛豐

　　金融是現代經濟的核心。當前，我國正處于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全面攻堅期，在這一階段，保持金融穩定與發展，事關經濟發展、社會和諧大局。但在另一方面，嚴峻的事實擺在面前：對內而言，低效率、高成本的金融體系已經嚴重滯后于中國經濟發展的整體進程；對外而言，全球經濟、金融一體化的溢出效應不斷放大，以美國為代表的發達國家加速推進金融擴張，發展中國家金融主權讓渡、金融危機頻發的風險持續放大。

　　因為形勢逼人，自2003年底起，以國有銀行股份制改造為標志，金融企業改革的基本思路開始發生重大轉變。通過企業改制，促成產權制度實質性轉變，成為本輪改革的首要任務。盡管這一過程仍然存在大量根本性的難題需要克服，但最起碼，改革開始逼近問題的實質。

　　眼下，“財務重組—引進外資—公開上市”之三步走戰略基本完成，除農行以外的中資大型銀行均已改造為滬港兩地上市公司，且受到國際資本熱烈追捧。三年沖刺，境外機構“短平快”地取得了進軍中國的橋頭堡，國資部門大限度地實現了賬面資本增值保值，那些被投資的銀行則甩脫了沉重的壞賬包袱，開始打造意圖中的國際競爭力。這種多贏的局面，為下一步更為艱難的改革奠定了基礎。

　　生于憂患死于安樂，當此之時尤為重要的是保持一種清醒的態度，應當看到，中國金融業長期封閉、長期落后的局面不會僅僅因為巨額資金的投入而發生質變。尤其是，在國有銀行這樣一個長期為政策所庇佑、至今仍然享有市場壟斷及價格管制所帶來好處的半封閉部門，改革的難點并不僅僅在于“怎么改”，甚至還有“愿不愿意改”的問題。

　　上市并非靈丹妙藥，看看A股市場那些漠視游戲規則、漠視股東利益的公司就能知道，即使是在上市后，優質企業、甚至只是合規企業，并不必然就會隨之而來，徒有其表而無其實的危險始終存在著。不久前，國際

　　金融改革之所以至關重要，主要體現在兩方面：一、資金系現代經濟最核心資源，金融機構配置效率的高低，直接決定總體經濟健康與否；二、由于存在顯而易見的負外部性(經濟學中將經濟主體給他人造成的成本問題稱為“負外部性”)，金融企業破產將會造成巨大的外部不經濟。

　　一段時間以來，不少似是而非的言論喜歡很是喜歡“金融安全”這頂大帽子，但其實，安全不是紙面上的安全，不是空談中的安全，安全與否的標準應該是該部門能否適應經濟社會發展所需，因此，嚴格管制絕非金融安全的充要條件。國際經驗表明，世界上最發達、最穩健、最富效率的金融體系，恰恰正是那些開放程度最高的金融體系，如中國香港、新加坡、英國、瑞士、盧森堡等，而大多數發生過金融危機的經濟體，在此之前都曾經長時期維持金融管制。

　　在中國這樣一個長期實行計劃經濟的國家，觀念更新并非一蹴而就能夠完成。除此之外，中國經濟社會日漸明晰的利益分野將會大大加劇后續改革推行的難度。這些問題其實并不僅僅存在于金融部門，在很多所謂中的戰略性行業，上市之后的繼續改革其實都會遭遇類似挑戰，即能否實現國資所有者的商業化運作，以及如何構建合理有序的競爭格局。

　　當然，即使沒有這些瓶頸制約，中國金融業的發展同樣困難重重。作為發展中國家，中國雖然在大量中低端行業構建起了強有力的競爭優勢，但在幾乎所有高端領域，“襯衫換飛機”的尷尬依然普遍存在，部分開放的中國金融行業，已經再現“貼牌生產”之虞。

　　目前，像匯豐、花旗之類銀行的貸存比大約都在200%左右。今年1-9月，工、農、中、建、交五大國有商業銀行的債券融出總筆數為24253筆，融入總筆數為853筆，外資銀行同期融入總筆數為3282筆，占到中資銀行融出總筆數的14%。這種局面的出現，雖然很重要的原因是，外資銀行吸收存款受到限制，但在另一方面，亦能看出某種不甚理想的分工正在形成，即，中資銀行以大量網點、人力成本吸收存款，轉而以較低利率拆出，外資銀行則通過資金拆入，繼而蠶食中資銀行在貸款市場的份額。

　　如何看待得失需要進行通盤考量。退回封閉、維護壟斷只能導致弱者愈弱，中國金融業一路走過的歷程已經反復說明了這一點，因此，在當前階段，惟有繼續以背水一戰之態勢，擴大開放、深化改革，將倒逼的壓力轉化為前進的動力，趟出一條未有前人之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