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丁凱

　　經濟觀察報：入世五年來，中國政府和制造企業的思維方式發生了哪些變化？

　　馬宇：最初當入世的聲音傳來，國內“狼來了”的聲音響成一片。我們原來對入世的負面作用想得太多，極少想到其正面促進作用。實際上設想中入世可能造成的可怕后果并沒有發生，但是一些我們沒想到的東西暴露出來，有的情況還非常嚴重。

　　當時，我們認為中國制造業從技術、資本以及產品質量等都與國外企業相去甚遠，一旦放開將遭到巨大沖擊。實際上，在制造業領域我們的關稅壁壘撤銷的是最多的。國內制造業遭遇的沖擊并沒有預期那么大，國際競爭力反而大幅提高。我們的出口增長迅猛，最近2-3年，在之前高速增長的基礎上，制造業出口年增長仍然達到30%-40%的水平，這剛好說明我們原來低估了國內這些產業抗沖擊的能力和競爭力，從政府到專家到企業都沒有足夠的估計。

　　現在，政府反而開始考慮如何讓出口步伐放慢，貿易順差減小。我們終于明白，束縛中國制造企業

競爭力的最根本因素是制度。

　　加入WTO一方面是國外市場、資本、服務和技術進來的過程，同時也是解開國內企業束縛的過程，政府對企業的干預越來越少，企業越來越市場化，這樣會把國內企業的競爭力激發出來。只要政府能提供良性的制度環境和國際市場環境，企業就會顯現自己的競爭力。

　　經濟觀察報：在解決貿易摩擦方面，政府應該有什么樣的作為？

　　馬宇：政府應該做的是去創造好的宏觀環境，有些官司國家一定要去打，要在WTO內部和雙邊談判的時候施加壓力。從國家層面，通過WTO的規則，多邊貿易組織的手段去進行交涉，甚至考慮去疏導目標市場的民眾情緒，化解當地民眾和企業的對立心態。

　　從市場經濟國家的政府和企業關系定位來講，政府必須有所為有所不為。原來政府關注外貿資格審批，甚至教育企業家如何管理企業，如何建立品牌，這根本不是政府應該考慮的。

　　經濟觀察報：自今年10月歐盟對中國鞋征收

反傾銷稅以來，大部分企業都冀望中國政府在WTO層面進行交涉，但龍永圖先生曾經在公開場合表示，涉及反傾銷的中國產品僅占出口總額的0.5%，是支流而非主流，這種情況下，中國政府會出面進行交涉嗎？

　　馬宇：政府要管的恰恰就是這0.5%，因為今后的影響是一環扣一環的。事實上，另外的99.5%因為不存在貿易摩擦問題，反而可能不需要政府來管。

　　作為一個經濟體，美國的經濟實力比我們強很多，但美國總統在其述職報告里會提到又解決了多少就業，賣出了幾架飛機。同樣，保護中國企業的權益，是中國政府義不容辭的責任。政府一定要重視、時刻關注這些事情，即便貿易摩擦涉及的只有一家中國企業，也要去思考，去管。

　　經濟觀察報：引發貿易摩擦的原因似乎主要在于中國企業不規范的競爭行為，政府在這方面應該做些什么？

　　馬宇：不能否認的是，高頻率發生的貿易摩擦，很大程度上確實是我們的企業自己造成的，我們的很多競爭確實是沒有底線的競爭。

　　首先，虧損出口的最主要制造者就是國有企業。一部分國有企業沒有成本概念，企業管理者經營企業的目的也不是為了賺錢，至少不是為了長遠賺錢。因為在很多國企，長遠賺錢對于其現任領導者毫無意義。這種企業最有可能采取不計成本的出口方式，最典型的例子就是長虹。

　　這種情況在民營企業不可能發生。民營企業要考慮賺錢，就這一點來說，民營企業是可造就的。

　　怎樣讓民營企業的經營行為走上正軌呢？中國現有的一些民營企業就是千方百計地壓低成本，有些明明是不可省略的社會成本，也被很多民營企業當成自己的成本省略掉了。比如減少甚至逃避環境保護和污染排放方面的投入；降低安全標準；突破勞動力工資的最低標準，甚至克扣工資不給加班費，這種情況下政府就該作為了。

　　我國在這些方面其實早有完善的制度體系，關鍵的問題在于執行。政府應該把這方面控制住，有些成本是底線，不能突破。比如環境保護、勞工權益、產品涉及的安全標準等，如果保證了這些底線，企業愿意拼成本，那完全是市場化行為。

　　政府要卡住兩點，一方面把國有企業改革改明白了，消除虧損出口的制度根源；另一方面防止企業不斷向下走的底線已經有了，關鍵是執行的問題。

　　經濟觀察報：社會各界都在批評中國企業的競相殺價，以及面對國際貿易商時的自相殘殺，造成這種狀況的根源是什么？

　　馬宇：企業的自相殘殺也不能完全怪罪到企業頭上，而是應該想為什么會提供這樣一種制度環境讓企業可能自相殘殺。政府還是應該想辦法把底線卡死，這個底線完全靠一種制度建設。

　　和國有企業的虧損出口不同的是，民營企業即便是遭遇了反傾銷也是賺錢的。對于企業來說，省下來的都是利潤。而政府設置并堅持了底線之后，企業間的競爭會被引向更高的層次，在更高層次的競爭下，商會和行業協會就會自發產生并發揮積極的作用，而不應該是靠自上而下地設立起來。

　　來源：經濟觀察報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