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報記者 葉建國 王 娜

　　部門利益膨脹影響社會經濟基礎穩定

　　《21世紀》：在您關于中國經濟安全的系統研究中，從哪些方面來定義中國“經濟安全”的概念？

　　江涌：經濟安全有兩種理解，一種是主觀感受，一種是客觀狀況。

　　閉關自守下，我們實行“鴕鳥政策”，沒有意識到諸多安全問題，而且那時的經濟安全內涵十分有限。

　　如今，安全的主觀感受與客觀狀況都要比當初來得直接與強烈。

　　現在我們認為中國經濟更加不安全，是因為首先我們的意識是全球化下的全方位意識，中國的國家利益遍及世界各地，世界任何角落的經濟發生變化都有可能影響我們的經濟利益，觸動我們越來越敏感的安全神經。

　　另外，經濟安全客觀上體現在兩方面：即經濟的基礎穩定和持續增長。一些部門和地方的利益膨脹導致了社會矛盾的集中突發，影響了社會經濟的基礎穩定和持續增長。外資企業的敵意并購和壟斷妨礙有效競爭，扭曲市場資源配置，削弱中資企業的

　　《21世紀》：現在的情況是，提到“經濟安全”，大家很自然的就和外資聯系在一起，甚至要求對中國改革開放戰略進行反思，您如何看待這個問題？

　　江涌：開放政策實行這么多年來，一方面使我們看到了一些積極的因素，如人民生活改善，經濟質量提高，但另一方面是，由于對外開放與對內開放的不均衡性，其負面的因素也越來越明顯，已經損害了經濟的基礎穩定和未來的可持續增長。如內外企業稅不統一，使得內企無法跟外企平等競爭，外企享受補貼，并利用由此獲得的超額利潤進行行業并購，從而扭曲了國內市場正常的資源配置，對中資企業尤其是民營企業非常不公。

　　所以，中國的經濟開放思路需要進一步完善，不能等到一些問題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再來收拾，要是等到民族企業岌岌可危之時才來解決，往往會付出沉重的代價。

　　如果我們仍然片面強調以外貿拉動經濟增長、以不正常的優惠政策盲目引進外資并任由外資在中國市場為所欲為，中國經濟肯定是不安全的。

　　中國的利益集團沒有得到很好發育

　　《21世紀》：您的意思是，變革應該首先從我國政府內部來展開。

　　江涌：境外的利益集團在中國已經非常成熟了，并形成了一定的體系。另外，在運作上非常得心應手，對中國的部門決策和立法產生越來越大的影響。應該說，這些利益集團在西方就很擅長游說，這無可厚非，但到了中國就有一個問題，西方的博弈有兩方甚至多方參與，這樣就比較容易達成一種平衡的局面，而中國不一樣，中國的利益集團沒有得到很好的發育，所以境外利益集團在中國一直唱“獨角戲”，其利益在我們的部門決策和立法當中體現得非常明顯。

　　在這樣的情況下，中國的民營企業家紛紛進入政協和人大，這種現象是正常的。

　　改革開放這么多年來，中國的利益格局已經發生了很大的變化，這種格局的變化必然會反映到意識形態中來。但有一個問題是要規范它，不能讓這種話語權一家獨大。

　　現在是“黃金機遇期”與“矛盾凸顯期”并存。由于沒有一個很好的渠道讓社會矛盾在公開激化之前就得到很好的降解或消解，因此大量的矛盾往往以激進的方式表現出來。這集中體現在弱勢群體身上，他們沒有代言人，話語權體現不出來。

　　在這種情況下，必須要使弱勢群體的聲音有所反映，利益有所體現。弱勢群體不僅有農民和農民工、城市下崗工人和學生等自然人，而且還有像一些中小企業等法人，其生存與發展空間十分狹窄。

　　因此，要堅定地反對市場壟斷，與此同時，鼓勵各類商會、協會的發展；另外，要鼓勵社會公益團體的發展，諸如律師界為無助者提供法律援助等，這樣可以表達一些弱勢群體的聲音。

　　《21世紀》：民營企業也是您所指的弱勢群體的一部分？

　　江涌：弱勢群體中，較明顯的有城市里的下崗職工、農民工和學生，另外還包括在大企業壟斷下生存的中小企業。部門政策里本身就有對國外利益集團有利的方面，在法律上也有體現。民營企業沒有足夠的話語權與境外集團的壟斷有很大的關系。

　　關于“經濟愛國主義”

　　《21世紀》：“

　　江涌：“經濟愛國主義”由來已久。1841年，德國政治經濟學家弗里德里希·李斯特提出，在自由競爭的條件下，一個落后國家如果沒有保護，要想成為新興的工業國家是不可能的。在此理論的指導下，德國最終實現了工業化，躍進世界發達國家的行列。無獨有偶，美國也是在保護幼稚產業的前提下，經濟獲得長足發展而成為世界巨人。因此，保護幼稚工業的理論與實踐應算是“經濟愛國主義”的濫觴。

　　近年來，一股抵御外資并購內資企業、防范本土商品服務遭遇外來沖擊的市場保護主義聲浪正在世界蔓延。以至于使“多哈回合”，這一將對世界貿易體制產生重大影響的談判不得不中止。

　　事實上，所謂“經濟無國界”只能是一種暢想。只要有國家邊界，就有經濟國界；只要有經濟國界，就有“經濟愛國主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