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年長跑之后，對中國的考驗并未結束。更強大的外部競爭、更多的貿易糾紛，更直接的開放要價壓力將撲面而來。美國商務部長古鐵雷斯、歐盟貿易專員曼德爾森接受《財經》專訪，傳達了這一信息

　　□ 本刊記者 樓夷 發自北京 本刊特派記者 李昕 發自美國首都華盛頓

　　11月6日下午，在北京東方君悅酒店17層的套房中，剛剛抵京的歐盟貿易專員曼德爾森接受了《財經》雜志的獨家專訪，闡釋中歐經貿關系的前景展望。兩天后，在美國首都華盛頓14街的辦公室里，美國商務部部長古鐵雷斯面對《財經》記者，暢談他即將成行的赴京之旅。

　　曼德爾森將赴成都參加2006年中歐投資貿易洽談會。這個中歐歷史上最大規模的經貿洽談活動，迎來了歐盟25個成員國八大行業近400家企業，以及中國515家企業代表。古鐵雷斯則將率領一個大規模商務代表團訪華，通信、機械、保險等行業的25家美國大企業代表列席其間。

　　五年前的12月11日，中國入世。如今，大部分關稅或者非關稅壁壘都已取消，國內法律法規的清理基本完成；到今年12月，交通等敏感行業也將全面開放。除電信業等極少數行業，大部分承諾都走到了五年過渡期的終點。

　　經歷了起步于2001年歲末的五年長跑之后，對中國的考驗并未結束。更強大的外部競爭、更多的貿易糾紛，更直接的開放要價壓力，撲面而來。

　　什么樣的大國？

　　今年2月，美方發布了名為“美中貿易關系：進入更大責任和執法新階段”的報告。這是2001年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以來，美國就其對華貿易政策發表的第一份全面評估報告。10月，歐盟則發布了自1985年以來第一份對華貿易政策文件，名為“更接近的伙伴，增長的責任，中歐貿易和投資政策文件”。

　　提出貿易新政策的背景，是中國加入世界貿易體系帶來的巨大沖擊。在上述最新的對華貿易政策文件中，美方稱“中國的崛起重新定義了世界貿易體系，對于中國、美國、東亞以及世界經濟政治帶來深刻影響”，歐盟也表示，“中國的規模和巨大增長給全球政治和貿易深遠影響”，并且視中國為“歐盟貿易政策的最大挑戰”。

　　不過，在中國是威脅還是機遇這一國際輿論長期爭論的問題上，歐美一致選擇了“機遇”。美方認為，美國消費者和企業都從中美貿易受益匪淺，而歐盟貿易專員曼德爾森更旗幟鮮明地表示，“中國是全球化成功的案例，并不是威脅”。

　　對于來自國際的高度評價，中方的自我認知則相對低調。在國際場合，中國領導人和商務部負責人多次強調中國屬于發展中國家。今年10月中國商務部發布的《商務發展第十一個五年規劃綱要》，強調中國是世界貿易“大國”而非“強國”，尤其是外貿粗放型的增長方式還沒有得到根本轉變，出口競爭主要還是依靠勞動力價格優勢，“貿易利益與貿易規模不相稱”。

　　“比較客觀的評價是，中國是一個迅速發展的發展中大國。”中國對外經貿大學WTO研究院院長張漢林對《財經》記者表示。

　　圍繞中國大國地位爭論的實質是，應不應該給中國提出更高的要求。在歐美看來，中國既然已經改變了世界貿易格局，就必須盡與其大國地位相稱的義務。

　　“中國現在是世界第三大貿易國，到2010年將成為第一大貿易國。”曼德爾森告訴《財經》，他承認中國依然屬于發展中國家，而且開放程度超過許多其他發展中國家。但他強調，因為經濟迅猛增長，中國已經在發展中國家中處于領先地位。“當你領先時，你就不能只享受收益，而應該承擔作為領先大國相應的責任。”

　　清算過渡期

　　責任的核心之一，就是嚴格和充分地履行入世承諾。

　　每年臨近12月11日時，歐美均會發布報告，評價中國入世承諾的執行情況。隨著中國入世承諾的逐步履行，尤其是過渡期結束，歐美在給予總體肯定的同時，“火力”越來越集中在電信、金融等服務業和知識產權等少數部分。

　　曼德爾森承認，中國履行承諾的情況總體來說“公平”，但在某些領域存在嚴重的“黑點”。“比如在銀行業方面，雖然中國承諾開放，但是資本金門檻、地域限制等依然存在，建筑業也存在問題。這不能說是充分履行了中國的入世承諾。”

　　這一觀點，已充分體現在最新發布的歐盟對華貿易政策文件中。該文件列出了一份中歐貿易中的壁壘和“不公平的競爭”的清單，包括在鋼鐵等少數行業上還存在高關稅，衛生檢疫等非關稅壁壘不斷增加，政府采購市場不開放，對于外資依然有投資限制和歧視性政策；在競爭環境方面的“不公平待遇”，則包括知識產權保護不力，對國企的政府補貼、匯率、環境保護監管對中外企業不一致，對外大量尋求能源的同時限制國內自然資源出口等等。

　　古鐵雷斯接受《財經》記者采訪時的口吻相對溫和。他認為，中國在入世承諾執行的“許多事情都做對了”，但沒有履行承諾“尚存”。他強調，正因為中國對大多數承諾的扎實履行，使得雙方可以將注意力集中在需要改善的地方，“否則我們不可能合作。”

　　“中國擁有新興經濟中最開放的市場。”美國世界經濟研究所研究員尼古拉斯拉迪對《財經》記者說，“貨物貿易已經完全放開了——除了汽車零部件。中國完全取消了配額、出口執照，大幅降低關稅，這些努力都是富有成效的。”

　　不過他認為，中國目前在服務業和知識產權保護方面仍需改進。另外，2005年中美商貿聯委會達成的許多承諾，比如電信業資本金門檻降低、牛肉進口放開以及醫療器械檢測加快等還未落實；也因此，“美國現在有一種情緒，認為中國說到不做到”。

　　古鐵雷斯表示，他此次中國之行也會推動中美商貿聯委會成果的落實。“我會與企業會面，掌握第一手資料，也會與中國政府官員會談，了解事情進展。”

　　雖然歐美的履行承諾要求集中于少數領域，但給中國的壓力并沒有減輕。相反，對于久拖不決的貿易糾紛，歐美越來越強調采用貿易救濟措施而非雙邊談判解決問題。

　　“如果必要的話，就選擇WTO。”曼德爾森對《財經》說，“我們更愿意通過對話和談判，更愿意選擇和緩的解決方式。但如果中國不愿意通過和緩的方式解決問題，那么其他國家就不得不在WTO主張其權利。”

　　以汽車零配件官司為例。今年上半年，美國、歐盟、加拿大聯合將中國汽車零配件關稅政策訴諸WTO爭端解決機制——這也是中國作為被告遭遇的第一起WTO訴訟。

　　“我為解決汽車零配件糾紛花了一年多時間，我本希望使用更和緩的手段。”曼德爾森說，“但是中國國家發改委負責人不愿意與我對話。我沒有選擇。”

　　首要議題：知識產權

　　知識產權議題正在成為中國的雷區。

　　今年以來，中國相繼發布了《保護知識產權行動綱要(2006-2007)》和《2006年保護知識產權行動計劃》等文件，并采取了一系列整治和執法行動。但是，歐美并不認為這些舉動仍流于表面。

　　近日，日本媒體稱，美國、日本、加拿大準備于11月上旬聯手將中國知識產權問題訴諸WTO爭端解決機制。這一消息再一次在全球引起震動，如若屬實，則意味著西方發達國家將以更強硬的訴訟方式取代雙邊對話，無疑會對中國造成巨大的壓力。

　　“我們保留所有選擇的可能。”古鐵雷斯回答《財經》記者。

　　原中國外經貿部條法司司長、WTO仲裁專家小組成員張玉卿認為，將知識產權保護問題訴諸WTO，從技術上說存在困難；因為要證明中國執行知識產權保護不力，必須搜集大量證據。但他強調，中國不能夠掉以輕心，因為美方一直存在采取WTO解決知識產權保護問題的考慮，也一直在準備中，“技術困難并不是無法克服的。”

　　美國智庫CATO研究所貿易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丹尼爾·格利斯瓦德(aniel T. Griswold)告訴《財經》記者，知識產權已經成為中美關系的首要議題。盡管中國并非世界惟一的侵權嚴重地區，但中國市場太大，違犯知識產權造成的損失被層層放大。更重要的是，知識產權問題現在成為所有中美間存在的貿易問題的代表，比如貿易逆差等。“美國在其他貿易問題上感到沮喪，就把矛頭集中在知識產權保護上。”

　　除了政府間的談判壓力，來自發達國家企業的訴訟也會增加。一個顯著的例子是，美國針對中國產品和企業的“337”調查案件數量近年來不斷上升。今年到11月為止，美國國際貿易委員會已經發起了近十起對中國企業的“337”調查，且已往調查結果大多為認定中國企業“侵權”。

　　張玉卿指出，今后數年，知識產權都將成為中國對外貿易糾紛的重要領域。他更認為，在面對此類貿易糾紛中，國內往往存在一個錯誤觀點，即西方人要求保護知識產權是在制造貿易摩擦，是對中國施壓。

　　他認為，如果知識產權保護不力，會影響中國吸引外資轉讓高科技技術，也不利于本土企業發展自主品牌。

　　補貼新爭端

　　中國在國際上遭遇的最新爭議，則來自補貼。

　　補貼，是指出口商品在生產、運輸、買賣的過程中接受的來自政府或同業協會的直接或間接的補助、獎金。由于補貼可能使得到產品在國際市場上享有不公平的競爭優勢，WTO對補貼進行了嚴格規定。WTO《補貼與反補貼措施協議》規定，對其他成員造成負面影響的補貼措施，其他成員可訴諸WTO爭端解決機制，或啟動反補貼調查。

　　中國企業在很長時間內鮮有遭遇反補貼調查，因為歐美等國大多將中國視為“非市場經濟國家”，認為中國的原材料、勞動力以及制成品的價格本來就包含大量政府補貼，并非市場決定。過往針對中國發起的反傾銷案較多，正是出自這一原因。

　　不過，這并不意味著中國就可以置之度外。只要中國加入WTO，包括反補貼在內的WTO一系列規則都適用于中國。

　　2004年，加拿大先后對原產于或出口自中國的燒烤架、碳鋼和不銹鋼緊固件、復合地板同時發起反傾銷和反補貼調查。最新的反補貼調查申請則由美國企業提出。

　　10月31日，位于美國俄亥俄州的新頁公司(NewPage Corporation)向美國商務部和美國國際貿易委員會提起調查申請，要求對來自中國、印尼和韓國的平張涂布紙(coated free paper sheet)征收反傾銷稅和反補貼稅。這是22年以來，美國企業首次要求對“非市場經濟國家”提起反補貼調查申請。

　　調查申請書指出，13家中國涂布紙生產商或者出口商獲得了各種形式的政府補貼，調查申請書列舉的13項補貼涉及了從中央到地方，來自商務部、發改委、財政部、銀行等機構各種名目的“優惠政策”。其中包括對外資企業的“三減兩免”、旨在幫助高新技術改造的“雙高一優”項目，大型國有設備采購抵扣增值稅政策，以及最新發布的對“出口名牌”企業的國家和升級各種扶持政策等。

　　一些國際貿易法專家認為，如果按照“政府給予、企業獲得、定向給予”三個特點，美方要求調查的部分優惠的確存在問題。但也有人質疑，對于中國這樣的“非市場經濟國家”進行反補貼調查，與美國貿易規則沖突。

　　這一慣例源于1983年美國喬治城鋼鐵案。當年，美國喬治城鋼鐵公司和大陸鋼鐵公司就來自當年捷克斯洛伐克和波蘭的鋼絲繩，向美國商務部提起反補貼案，指控這兩個國家的出口產品存在雙重匯率、出口外匯留成、獎勵及所得稅減免等出口補貼。美國商務部以1897年美國反補貼法不適用“非市場經濟國家”為理由，駁回起訴。

　　然而，美國商務部長古鐵雷斯在接受《財經》記者采訪時稱：“我不認為(對非市場經濟國家進行反補貼調查)存在沖突。該案會經過一個嚴格客觀的程序，我們會仔細核查事實，如果補貼確實存在，我們會做出反應。但必須首先經過這樣一個程序。”

　　張玉卿對《財經》解釋，如美方要啟動調查，就得首先承認涉案的平張涂布紙行業是市場導向行業。不過他認為，無論此案是否啟動調查，反補貼調查“肯定將成為中國出口產品面臨的又一大威脅”。隨著諸多關稅壁壘的取消，國際上勢必將注意力轉移到補貼等非關稅壁壘。而補貼比關稅壁壘更復雜，觸及中國經濟制度和產業政策的一系列安排，應對也更加困難。

　　美國Willkie Farr & Gallagher LLP律師事務所律師黎宇告訴《財經》記者，美國國會自2005年以來就醞釀修改法律，授權政府對中國企業進行反補貼調查。包括前美國商務部長助理喬克姆、現任美國助理商務部長拉文在內的有力人士，都曾公開鼓勵企業提出調查申請。

　　今年以來，對于中國補貼問題的國際壓力進一步加大。4月，在WTO對中國進行貿易政策審議時，歐美等國要求中國澄清補貼計劃。他們認為，中國沒有完全終止對某些行業的政府補貼，并一致要求WTO詳細審查中國補貼方面的不公平貿易做法；9月，WTO總干事拉米接受《財經》記者專訪時，在贊揚中國履行入世承諾的同時，也婉轉地表示“總有些問題存在”。

　　他說：“某些關稅壁壘消失了，但是又創造發明了一些更聰明的非關稅壁壘。這種情況在美國、印度、巴西等國也會發生，因此需要清理這些‘沙子’。”

　　“關鍵在于，中國需要把補貼與反補貼的協議和法律吃透。”張玉卿說：“不能夠做的時候一拍腦袋想怎么做就怎么做，回過頭來撞了墻了自己還不知道——你得懂規則。”

　　“向內看的惡性循環”

　　在歐美抱怨中國時候，國內對于部分對外開放政策的疑慮正在加深。

　　前述美國企業反補貼調查申請中涉及的“兩免三減讓”政策，正屬于招致中資企業強烈不滿的內外資企業稅收雙軌制。

　　目前外商投資企業的名義稅負是15%，實際稅負是11%；內資企業名義稅負是33%，實際稅負為23%左右。內資企業的稅負是外資企業的兩倍。

　　專家和企業家認為，稅收雙軌制在改革開放初期對于吸引外資起了重要作用，但是中國入世以后，對外資的市場準入限制大幅度降低，外資在稅收等方面實際享受了“超國民待遇”，使得中資企業處于競爭的不利地位。但是由于商務部、財政部以及稅收部門意見不一致，內外資稅收并軌目前依然沒有解決。

　　更多的疑慮針對外資并購，即強調在重要工業、資源領域的外資并購，尤其是外資絕對控股會威脅國家經濟安全。今年美國凱雷基金購并國內大型機械制造企業徐工集團一案，即因凱雷提出絕對控股而引發巨大爭議，最終凱雷不得不修改收購計劃，放棄絕對控股才最終獲批。

　　而后，六部委發布的《關于外國投資者并購境內企業》正式納入了保護國家產業經濟安全的相關條文。《商務發展第十一個五年規劃綱要》也提出要規范引資秩序,建立以國家產業安全為基礎的外商投資監測系統。

　　對此，無論是古鐵雷斯還是曼德爾森，兩位歐美貿易主管高官并不認同。

　　“根據我們的經驗，當市場開放的時候，一國經濟體更加強大。中國在過去增長迅速，每年增長10%，這是無與倫比的速度。”古鐵雷斯說，“開放給中國經濟帶來安全。”

　　曼德爾森則認為，要避免采取“朝內看”的趨勢。他強調，如果中國不能嚴格履行其承諾，或者“認為自己已經做得足夠了，而更多地向內看，或者采取民族主義的經濟貿易政策”，會帶來兩個危險：第一，在WTO遭遇批評和潛在的訴訟，第二，其他國家也會向內看，不對中國開放，“這將是一個惡性循環。”

　　未來主旋律

　　盤點五年過渡期，并非曼德爾森和古鐵雷斯的訪華重點，他們的目標是進一步開放中國市場。

　　這一點，在歐美今年發布的對華貿易新政策文件中已經清楚列明。美方的對華全面評估報告列出了諸多不在中國入世承諾領域卻“依然十分重要”的目標，包括在鋼鐵、汽車等領域的進一步市場化；采用非歧視的競爭法律和政策；擴大音像和出版等知識產權密集領域的市場準入；限制電信和其他服務業領域的市場準入和監管壁壘；擴大金融服務業的市場準入和業務范圍；保證郵政、電信等監管者的獨立；等等。歐盟也要求在歐盟具有競爭力的電信、金融等服務業領域更加開放。

　　此次接受《財經》記者采訪，古鐵雷斯表示，美國不準備把人民幣升值作為平衡中美貿易的主要途徑，而強調通過增加美國對華出口來解決，并要求給美國產品更多的市場準入。

　　正在北京訪問的曼德爾森則更加直接且強硬。他反復對《財經》強調中國的開放義務：“我們已經對中國開放，我們給了中國巨大的機會，帶來中國的貿易增長，我們有權要求中國尊重和履行入世承諾和進一步開放。”

　　然而，歐美新策略的核心部分，恰恰與中國政府的立場相左。中國商務部負責人曾多次表示，必須在多哈多邊談判的背景下討論進一步的市場開放；而且在多哈談判中，中國也堅持世貿組織新成員國的市場開放應該是有限的。

　　事實上，在多哈回合的關鍵——農業談判問題上，由于早已在入世時作出承諾，中國對于在多哈回合下的進一步開放態度相當從容。對于中國下一步市場開放問題，國內看法并不一致。《財經》記者采訪中了解到，保險、電信、金融等敏感行業對于進一步開放的動力不大。這也體現在中國和新西蘭、澳大利亞、東盟等自貿區談判中，敏感部門的進一步開放談判同樣步履維艱。

　　一種更為極端的看法則是“無需再進一步開放”，理由是“中國做的承諾已經夠多了”。一位資深貿易學者對《財經》說，“雖然多哈很重要，但中國為什么要再讓？”

　　原外經貿部副部長、博鰲亞洲論壇秘書長龍永圖則反對這樣的看法。在近期一次WTO入世五周年的討論會上，這位曾經在入世談判中錙銖必較的談判者強調，入世開放承諾并非是“讓步”，而是“進步”，它極大推動了中國的經濟發展。

　　“絕對不能認為中國的開放差不多了、作的讓步太大了、應該到此為止了。”龍永圖說，“中國的開放還遠遠沒有達到經濟高速發展所需要的水平。”

　　新的談判已在眼前。由于中歐將啟動新《伙伴合作協定》談判，歐盟的對華貿易新政策文件被視為歐盟開出的要價單。美國民主黨在11月8日舉行的中期選舉中重掌美國國會眾院，也會使更多不和諧聲音響起。

　　“坦率地告訴我的中國同行們，我們可能會看到更多的壓力，尤其是關于減少貿易赤字的聲音。”古鐵雷斯談及美國中期選舉對中美貿易的影響時說，“我們希望阻止貿易保護主義行為，但是的確存在出現更多貿易保護主義的危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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