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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TO劇情上演中國式覺醒

http://www.sina.com.cn 2006年11月11日 09:28 中國經營報

  北京時間2001年11月10日晚23:38分,卡塔爾首都多哈的喜來登酒店。當世界貿易組織第四屆部長級會議主席、卡塔爾財政經濟貿易大臣約瑟夫·侯賽因·卡邁爾一錘定音,宣布通過中國加入世貿組織決定時,這位一襲白衣的阿拉伯人被永久性定格在中國人的記憶中。

  5年來,中國經濟進一步融入世界。在與國際經濟規則的接軌碰撞中,一貫以“一人成龍,三人成蟲”著名的中國人,也開始習慣于聯合、協作。中國民間力量越來越多地開始以組織化的形式,更為密切地融入經濟生活中。

  這種由下而上自發形成的社會良性合作精神,將是加入世貿組織帶給中國的另一筆巨大精神財富。加入世貿組織正在倒逼中國民間力量的興起,馬鈴薯保衛戰便是例證。從這個意義上講,WTO真正的大戲剛剛開演。

  一線調查

  “馬鈴薯保衛戰”:被逼出來的勝利

  “WTO?沒聽說過!”

  “反傾銷?不知道!”

  冷颼颼的寒風卷起地上的積雪劈頭蓋臉地撲來,趙愛生一邊回答記者的提問,一邊蜷緊了攏在袖子里的雙手,頂著風向屋后山坡上的地窖走去。11月初突如其來的一場降雪讓他有些擔心,地窖里的馬鈴薯是否會遭到凍害。

  這位40多歲的農民許多年來一直忙著同樣的事情——種植馬鈴薯。在趙所在的內蒙古

呼和浩特市武川縣可鎮三圣太村,以及周邊的十多個自然村,家家戶戶都靠種植馬鈴薯為生。但即便身為村主任,趙愛生也并不知道,他和村民們已經成為國內首例涉農產品反傾銷案的直接受益者。

  兩個多月前,國內17家馬鈴薯淀粉企業發起的對歐盟進口馬鈴薯淀粉的反傾銷調查獲得初裁勝利。這是中國在2006年發起的第一例反傾銷調查案,也是中國對歐盟涉農產品反傾銷第一案。

  “以前都是歐盟反傾銷我們,這次我們終于反傾銷了歐盟。”這場“馬鈴薯保衛戰”的發起人、內蒙古奈倫農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總裁周慶峰告訴記者,這是一個被逼出來的勝利。

  “小土豆”引發中歐貿易糾紛

  “最困難的時候已經過去了,”11月5日,內蒙古科鑫源食品集團公司總經理石有對本報記者說,“馬鈴薯淀粉已經回升到2004年的價格水平,4500元~4600元/噸。而去年進口的馬鈴薯淀粉最低價只有2800元/噸。”

  2005年6月,歐盟進口的馬鈴薯淀粉開始降價,石有說,當時他們注意到了這一情況,但由于降價幅度不大,大家都沒有引起足夠重視,加上馬上就要進入馬鈴薯淀粉生產季節(8月底~10月底),各生產企業都在忙著組織原材料準備生產。但是,國內馬鈴薯淀粉加工企業剛剛開工,歐盟進口的馬鈴薯淀粉到港價突然從550美元/噸猛降到了360美元/噸,最低時一噸折合人民幣僅2800元。

  國內馬鈴薯淀粉加工企業很快發現,進口馬鈴薯淀粉的低價傾銷已使他們陷入兩難境地——如果打價格戰,每噸要虧損1000多元,硬挺著不賣則產品大量積壓,客戶流失。石有說,他一直為康師傅集團供貨,但2005年他們基本沒有達成什么交易,去年康師傅集團80%的馬鈴薯淀粉采購的是低價進口產品。

  “國內企業不可能每噸賣2800元,這連買馬鈴薯的成本都收不回來。”石有說,去年他們公司僅生產了1000噸馬鈴薯淀粉,因為生產越多虧損越大。而這并非個案。云南昭陽威力淀粉有限公司財務總監楊先生說,去年他們只利用了30%的產能。

  石有回憶說,到2005年10月,形勢越來越嚴峻,國內主要的生產企業一起開會商議對策,最終決定對歐盟的進口馬鈴薯淀粉發起反傾銷調查。

  2005年12月29日,17家國內馬鈴薯淀粉加工行業骨干企業聯合起來,向商務部正式提交了對原產于歐盟的進口馬鈴薯淀粉進行反傾銷調查的申請書。39天后,商務部發布了立案公告。在規定時間內,三家歐盟馬鈴薯淀粉企業應訴。

  代理此案的北京博恒律師事務所律師郭東平表示,申請企業向調查機關提交了大量的證據,調查機關進行了實地核查,其中包括17家申請企業的財務賬、庫存、產銷數據、海關的統計數據等,以證明歐盟進口的馬鈴薯淀粉以低于成本價銷售。

  8月18日,商務部發布了馬鈴薯淀粉反傾銷案的初裁決定,認定原產于歐盟的進口馬鈴薯淀粉存在傾銷行為,并且由此對中國的相關產業造成了損害,根據各企業的傾銷幅度征收35%~57.1%的保證金。

  “這時候公布初裁結果對國內馬鈴薯淀粉企業至關重要,因為兩天后2006年馬鈴薯淀粉加工周期就要開始了。”周慶峰認為,國內企業已經苦苦支撐了一年,如果歐盟的生產企業在國內企業開工期間繼續低價傾銷,再打壓一年的話,整個馬鈴薯淀粉加工行業將會崩潰。

  郭東平認為,國內的農產品加工企業比較分散,很多企業處在欠發達地區,根本不了解什么是傾銷與反傾銷,但國外強大競爭對手的壓力迫使他們開始自發組織起來尋求解決問題的途徑,這為國內企業在WTO規則框架內合理利用貿易救濟手段自我保護開了個好頭。

  逼出來的協會

  “初裁后,歐盟進口的馬鈴薯淀粉到港價馬上回升到了600美元/噸。”周慶峰說,初裁結果公布前的頭8個月,突擊進口的低價馬鈴薯淀粉已經超過7萬噸,接近2005年全年的進口量。

  由于此前并沒有成熟的行業組織作為依托,中國這些企業這次被歐洲競爭對手打了個措手不及。周慶峰認為,這次涉險勝利,使他更深切地感受到了“組織的力量”。自此,周慶峰的名片上還有另一個醒目的頭銜——“中國淀粉工業協會馬鈴薯淀粉專業委員會主任委員”。這個協會是反傾銷調查前一個多月成立的,周特別向記者提及,協會是他們勝訴的關鍵。

  周慶峰的公司是國內最大的馬鈴薯淀粉加工企業,去年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很大的沖擊。“去年8月份開工后,公司產品壓到今年一二月份才低價出售。”周慶峰說,馬鈴薯淀粉的生產季節性太強,明知虧損也要賣。周認為,歐盟各國政府對馬鈴薯淀粉產業在種植、原料收購、加工和出口等各個環節都進行補貼,因此歐盟的企業才敢低于成本價打壓國內的企業。國內的馬鈴薯淀粉加工企業非常分散,不抱成團根本沒有財力物力與歐盟的大公司抗衡。

  2005年10月,周慶峰牽頭召集國內主要的馬鈴薯淀粉企業商議對策,大家才決定成立行業協會合力發起反傾銷調查。周說,建立馬鈴薯淀粉專業委員會的提議說了好幾年,不少企業積極性不高而一直沒能組建起來,“要不是這次反傾銷所迫,也不會有這么多企業響應”。

  “當時大家都不太明白反傾銷是怎么回事,我們在北京聘請了反傾銷方面的專業律師,” 周慶峰說,參與的企業很多,考慮到調查機關要實地核查企業的經營情況,申請的企業太多會拉長調查的時間。協會最后確定了20家企業作為代表向商務部提起反傾銷調查申請,后來有3家企業不愿支付聘請律師的費用而選擇了退出。

  此次協會在統一指揮、內部協調方面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和大多官方或半官方性質的行業協會不同的是,馬鈴薯淀粉專業委員會的負責人是企業經營者,運作費用由成員企業分攤,是一個自發成立、自我

維權的民間組織。

  缺失的后盾

  周慶峰告訴記者,在漫長的訴訟過程中,他有時多少會有一種孤立無援的感覺,因為并不是所有的利益相關者都積極參與了這場“戰斗”。

  據了解,中國是世界第一大馬鈴薯種植國,馬鈴薯種植區大多屬于“老少邊窮”的山區,馬鈴薯種植、加工是當地的支柱產業,種植馬鈴薯是當地農民的主要收入來源。

  趙愛生今年種了40多畝馬鈴薯。他告訴記者,今年淀粉廠收購馬鈴薯的價格每公斤0.4元,每公斤只比去年漲了4分錢。他抱怨說,這兩年化肥價格漲得飛快,馬鈴薯的價格卻漲得太慢。

  “別看每公斤只漲了幾分錢,意義可不一般。今年加工企業反傾銷初裁獲勝利,產品價格回升,馬鈴薯的收購價格才會跟著上漲。”周慶峰認為要不是反傾銷成功,生產廠家只能大規模限產,別說漲價,就是降價也沒人來收這些馬鈴薯。

  周慶峰介紹說,他的工廠總共有8條生產線,每一條生產線可以帶動4萬~5萬個農戶,也就是說有將近40萬農戶是靠給周的工廠種植馬鈴薯為生的。據保守估算,國內40多家主要馬鈴薯淀粉生產企業直接帶動的馬鈴薯種植戶有300萬~400萬之多。

  不過,并沒有一個民間中介組織能使這個龐大的群體團結起來,維護他們共同的利益。作為產業鏈上的一分子,身為三圣太村村委會主任的趙愛生并不知道馬鈴薯的價格波動與反傾銷有什么聯系,在記者予以了解釋后,他還是直覺地認為“反傾銷是國家的事情”。

  中國農業科學院農業經濟研究所研究員夏英博士認為,加入世貿組織后我國農業遇到的來自國外強勢農業體系競爭的挑戰,盡管表面反映在農產品市場開放、進口量增長等方面,但本質上是對我國農業組織與制度的一次強大沖擊。非政府組織在產業發展能否起到應有作用,將成為我國農業能否順利應對加入世貿組織沖擊的一個關鍵。

  然而,這個中國數量最龐大的群體由于缺乏能真正代表其利益的組織的引導,無法像國外的農民團體那樣成為國際貿易談判中的重要民間力量。

  透視

  WTO催生中國民間力量“組織化”

  有一個經典的民謠形容行業協會在誕生時就帶著濃重的行政“胎記”:“戴市場的帽子、拿政府的鞭子、坐行業的轎子、收企業的票子、供官員兼職的位子。”

  林嘯 本報記者 趙剛綜合報道 “如果沒有一個反傾銷的劍懸在我們企業的頭上,那我們的中國企業會更壞。” 11月7日,在一個紀念中國加入世貿組織五周年的論壇上,龍永圖再出驚人之語。

  作為當年中國加入WTO的首席談判代表,龍永圖認為,中國加入世貿組織對企業帶來了強大的外部壓力。而中國企業頻繁遭到反傾銷,多是因為自己違背了市場經濟的規則——做假賬,廉價競爭,殺價競爭,惡性競爭造成的。“所以從某種程度上來講,被反傾銷是一種好事情,它逼著我們走市場經濟的道路。”

  行業協會走上前臺

  “據統計,我國已經連續11年成為全球遭受反傾銷最多的國家。”不久前,商務部進出口公平貿易局局長王受文在介紹當前我國面臨的貿易摩擦形勢時稱,目前貿易摩擦數量增長較快,以反傾銷為例,上世紀70年代我國共遭遇反傾銷調查2起,80年代年均6起,90年代達到年均31起,本世紀前6年年均48起。

  8月14日,商務部發布的《出口產品反傾銷案件應訴規定》正式實施。據了解,該規定正式確立了商務部、中介組織、企業及地方政府“四體聯動”的反傾銷應對模式,重點強調了行業協會在反傾銷應訴中發揮的作用。

  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副院長王名認為,世界貿易組織(WTO)是根據政府間協議成立的,它督促成員方相關法律法規、政策措施符合WTO原則規范,處理和協調由于成員方政府行為或對企業管理不當而造成的貿易糾紛。WTO對各方非政府組織的行為并沒有直接的約束力。這就為行業協會提供了較為廣闊的活動空間。換言之,行業協會作為非政府組織有可能起到政府所起不到的作用,可以通過靈活運用WTO規則中的一些條款對本國企業進行公開保護。國際經驗也一再表明,在經濟貿易領域里發生的各種糾紛,最適宜的協調機制往往不是政府而是行業協會。

  民政部民間組織管理局楊岳副局長在一次學術會議上透露,目前我國社會逐漸由單一的政府全能型向多元社會型轉變。同時,伴隨著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入,民間組織的數量也明顯增多。2001年底,我國經登記注冊的各種行業協會近15萬個。而截至2005年底,經各級民政部門登記的民間組織共有31.5萬個,其中社會團體16.8萬家,基金會999家,民辦非企業單位14.6萬家。民間組織已經成為我國社會生活的重要組成力量。

  中國民間組織前景

  王名認為,從數量上看,中國的非政府中介組織確實取得了很大的發展。但是,我國的行業協會、商會的社會形象一直不佳:政府對它們是“恨鐵不成鋼”,不能像日本、美國的行業協會那樣協助政府整頓市場、參與產業規劃、增強整個產業的競爭力。企業則認為它們是“二政府”,可有可無,甚至認為行業協會不但無助于自己的企業利益,反而徒然增加自己的交易成本。消費者指責它們組織共謀,企圖壟斷市場。而有些行業協會自身也信心不足,工作人員人心浮動。

  楊岳認為,目前我國民間非營利組織總體上仍處于發展的初級階段,與其他國家相比,數量偏少、質量較低、作用有限。據了解,世界多數國家特別是發達國家普遍存在一個龐大的非營利部門(NPO),平均規模大約是:總支出占各國GDP的4.5%,吸納就業人數占服務業就業人口的10%左右。每萬人擁有民間非營利組織的數量:法國擁有110個,日本擁有97個,美國擁有52個,阿根廷擁有25個,新加坡擁有14.5個,巴西擁有13個,而我國只有2.1個。

  廣東省民政廳曾對省內799家省級行業協會進行過調查,結果發現,發揮作用好的、一般的、較差的各占1/3左右。

  中國行政管理學會公共管理研究中心沈榮華主任認為,政府職能的邊界與社會中介組織的發展空間存在著一定的互為消長關系。在社會經濟事務的管理上,政府的職能邊界越廣,對社會經濟生活的直接干預越多,社會中介組織的發展空間就越小,作用也越有限。而社會中介組織的發展,又為政府將不該管的事轉交給社會提供了承接載體。所以,社會中介組織發展最終要有政府職能轉變來配合。隨著政府職能的逐步轉變,民間組織的發展空間將會越來越大。

  背景

  中國工業行業協會現狀不容樂觀

  有關部門通過調查后認為,工業行業協會工作開展的如何與三種情況有關:第一是政府對各行業放開程度不同,行業協會能起到的作用也不同。比如像機械、化工、石油這樣的國家基礎工業的行業協會,大都是由本行業國有大中型企業為主體組成的,抓大放小,政府對這類企業放得比較慢,大企業有什么問題可以直接找政府幫助,所以企業目前對行業協會的需求較少。這樣的協會,開展工作缺少手段,成效不大。

  而政府放開較早、與人民生活密切相關的行業協會,比如像糖業、皮革、電子音響等協會,都是以中小企業為主體組成,又是多種所有制成分,企業在行業信息、市場開發和國際交往等方面對行業協會需求比較多,也支持協會的工作,因此這類協會在開拓市場、協調價格、打假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為企業服務成效明顯,在會員企業中具有一定威望。

  第二是領導機構和工作班子的不同組成使協會處于不同的工作狀態。現有的工業行業協會領導機構的組成大致分為三種情況:一種是由政府工作人員或離退休人員組成,一種是由企業家組成,再一種是由政府人員、企業家和專家學者共同組成。協會工作班子的人員,大體上也是三種情況:一種是政府機構改革分流的人員,一種是本行業的大企業借調人員,再一種是由政府、企業、科研院所人員和社會招聘人員綜合組成。前兩種情況各有利弊,政府人員熟悉行業全局情況,但受長期計劃經濟觀念影響,行政色彩較重;企業借調人員,為企業服務觀念較強,但缺乏為全行業服務的宏觀意識,對涉及本行業利益的事,難以形成合力;第三種情況,即由企業家牽頭辦會,領導機構和工作班子實行綜合配備的,效果較好。

  第三是轉變思想觀念、開拓創新的狀態不同。總的來看,辦得較好的協會,都有一個開拓創新的領導班子,一個團結協作的工作班子,人員年齡和知識結構較為合理。但目前仍有相當一部分協會處于等、靠、要狀態,即等政府支持,靠給職能、給任務,要政府解決人財物,領導成員、工作班子年齡結構不合理,思想觀念陳舊,行政化傾向較重,協會功能不到位,工作不規范,經費不落實。中國工業報

  訪談

  我不擔心中國民族保護主義的興起

  訪WTO前副總干事安德魯·斯托勒

  《中國經營報》:五年過渡期行將結束,你怎樣評價中國加入世貿組織承諾履行情況以及中國發生的變化?

  安德魯·斯托勒:迄今為止,WTO其他成員方普遍認為中國在執行其對WTO的承諾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果。中國在WTO承諾方面取得的成果,可以在專家評議和貿易政策評議機制兩方面得到印證。在2006年初,中國通過了貿易政策評議機制的第一次檢驗。截至目前,中國大體上實現了其對WTO的承諾。

  在中國加入WTO之后的5年內,中國經歷的最大變化是在那些與經濟自由化相聯系的方面,以及貿易自由等新規則的引進。5年前,外國或中國的個人、私有企業都不能直接參與進出口業務。而現在,進出口業務對所有人開放。

  《中國經營報》:最近,幾起外資并購中國龍頭產業事件引起了一些爭議,一些外資企業擔心中國的民族保護主義興起,對他們的擔心你怎么看?

  安德魯·斯托勒:我并不擔心中國民族保護主義的興起。目前,中國需要對其他國家出口產品并依賴其他國家市場。這意味著世界需要中國的同時,中國更加需要世界。中國的民族保護主義有可能導致其他國家市場出于報復的原因而對中國關閉,這帶來的威脅足以說服中國政府官員不會把國家政策向貿易保護主義方向轉移。另外,中國也正在加入許多自由貿易協定。這些自由貿易協定的規則和WTO規則混合在一起,將使得中國更難背離自由貿易系統的原則。

  我對中國經濟改革步伐保持樂觀態度。尤為重要的是,中國的政策制定者們很清楚地認識到,在過去5年內,經濟改革已經使中國獲益匪淺。

  《中國經營報》:加入WTO前,人們普遍擔心一些產業會受到嚴重沖擊,但現在看來令人擔心的狀況并未出現,為什么?

  安德魯·斯托勒:在任何一個國家,人們都需要一定的時間去理解貿易自由化給他們帶來的影響。中國民族產業能夠在這場貿易自由化的進程中幸存下來并不令人驚訝:首先,在中國成為WTO成員之后,許多中國企業已經具備能夠自行擴張和多樣化經營的能力;其次,部分中國本土企業已經與外資戰略投資者建立合作伙伴關系,并從中獲益;第三,與其他國家相比,中國某些勞動密集型產業領域內工人的薪水依然很低,外國企業很難在此方面與中國企業抗衡。

  《中國經營報》:過渡期后,加入世貿組織的“負面影響”將會表現在什么方面?中國應當如何面對?

  安德魯·斯托勒:我所理解的“負面影響”指的是由于外國企業的競爭而導致的中國經濟有可能出現混亂或者中國本土企業在商業上失利。大部分發達國家試圖通過采用“調節性援助”計劃來應對這個問題。在這個計劃中,政府可以采用多種措施來幫助由于進口競爭而受到負面影響的企業、團體和工人。如果中國采用“調節性援助”計劃并結合本國特點設立相應的項目來援助中國的企業和工人,就可以在他們受到負面影響時更好的幫助他們。

  關鍵是中國要適應通過WTO談判通道解除貿易障礙。現在,中國在國外的貿易環境比5年前加入WTO時好很多。如果美國和歐盟國家故意制造與中國的貿易摩擦,這將是WTO規則所不允許的。中國可以通過WTO爭端處理系統來采取行動——質疑或反對這些貿易壁壘。目前,中國已經是很擅長于使用反傾銷制裁手段。

  在WTO規則內,一個國家使用反傾銷裁決手段,并達到多方滿意、無爭執的狀態,這是一個很普遍和正常的現象。中國正在向其他WTO成員積極學習,例如,國外的農民團體經常會通過集體協會組織來提升他們在國會的游說力量,并以此來影響政府決策。中國政府目前也在鼓勵各種民間中介組織的發展。

  現在,中國越來越適應國際貿易體系和相關的規則。同時中國在適應規則的過程中,也在積極謀求修訂和制定新的規則。中國加入世貿組織給世界帶來了有益的變化。林嘯 石貝貝

  鏈接

  活躍的歐洲國家民間中介組織

  1.這些國家社團組織的成立、章程和正常的業務活動都受憲法的保護,同時又監督其有無違法行為。企業基本法又規定,所有的企業必須參加一個本行業的社團組織,多參加不限,這樣就樹立了工業行業組織的權威性。

  2.社團的組建都是根據市場的需求和企業的要求自發組織的,但要經過工商部門的登記。社團每年的活動完全由自己決定,獨立自主地開展工作,政府不干預社團的工作,協會保護會員,會員依靠協會,體現了行業的自律性管理。

  3.西歐國家的工業行業協會注重工業行業的平衡發展,圍繞企業、市場的需求靈活地決定自己每年的主要工作:如研究有關工業行業的經濟政策和結構調整政策;進行市場的分析和預測,制訂商業競爭規定;以及國際市場的交流與開拓,幫助企業開展國際貿易的咨詢、展覽會、交流會和研討會。

  4.組織健全,結構合理。西歐國家的這些工業組織都是全國工業界最高的社團組織,與歐共體、歐盟、各種國際經貿組織、外國政府和行業組織保持著密切的聯系,以了解國際的政治經濟動態、商貿信息和可以合作的各種項目。在國內各工業行業組織之間又形成了縱橫交錯的網絡體系。如德國工業聯合會下面有35個全國性的成員協會,其下有153個州代表處,再其下有344個專業協會,聯系著8萬多個企業。互相協作,工作效率很高。

  5.高素質的人才和雄厚的經濟實力。這些國家社團組織的領導和工作人員,都是本行業有知識、懂行業的專家和專門人才。這些行業組織頻繁地與國際經貿組織和政府打交道,爭取加入國際上的各種經貿組織,實行自由貿易,為企業尋找新的發展空間,如德國汽車協會(ADAC)就與我國有合作關系,幫助企業發展擴大在中國的市場;法國機械制造商協會定期與政府的工業部長、商業部長交換信息、研究工作。所以會員企業都很支持協會的工作,政府部門在很多方面也依靠協會做工作,希望通過協會得到企業的支持。社團的經費主要來自會員企業的會費,也有社會贊助和一部分政府的補助。國家為其定位為非營利性組織,免收所得稅。

  據中國工業經濟聯合會行業協會考察團報告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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