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華社“新華視點”記者 葛如江 馬姝瑞

　　一家在安徽省內化肥行業坐“頭把交椅”的國有大型企業，正處在改革與發展的關鍵階段，卻不得不以“至少9個部門的人力物力、每年幾十萬元資金”應付各式各樣的“協會騷擾”，以至于上至企業“一把手”、下至部門負責人與職工不敢隨便接聽陌生電話……

　　日前，安徽四方集團公司的干部“倒出一肚子苦水”，向記者講述了幾年來“協會騷擾”給企業和各級員工的“不能承受之重”。

　　各類協會入了近50個

　　安徽四方集團公司是跨地區、跨行業的國有大型企業集團，2003年，由集團公司發起成立了股份有限公司，從此進入現代企業制度規范運作。

　　從改制的那一天起，公司就開始了與各種協會的“斗爭”。最近，四方集團公司列出了2006年公司加入協會的統計情況，記者在該公司一位部門負責人手中見到了各類協/學會及會費清單:

　　中氮協會小氮肥分會，5000元(年度會費，下同)；中國純堿工業協會，6000元；中國洗滌用品工業協會，2000元；全國磷酸鹽協作組，1000元；安徽省企業家聯合會，3000元；合肥市電力行業協會，4000元；安徽省化肥工業協會，2000元；安徽省質量協會，暫未交；安徽省質量管理協會，暫未交；安徽省質檢協會，5000元；合肥市檔案局協會，500元；合肥市設備管理協會，500元；中國質量檢驗協會，5000元；合肥市行業協會，1500元；中國

化工新聞工作者協會，1000元；中國化工機械動力技術協會，1200元；安徽省壓力容器協會，500元；安徽省企業營銷協會，1000元；三聚氰胺聯合會，10000元……

　　一位企業負責人說，2004年，公司要求各部門對所有協會進行梳理，將其分成“有用而必須加入的”“可加入可不加入的”“沒一點用處堅決不能加入的”三類。經過兩年來的逐步清理，到今年2月第一類協會的名單上剩下了19個。其他“掛了名”等到辦活動時才交錢的協會、理事會則根本無法完全統計。

　　“這樣的狀況已經很好了。”公司董事會秘書、企管部部長程少民說。據他回憶，在整改之前，公司共加入各種名目的協會接近50個，真正對企業發展能夠提供很多信息的專業行業協會只有幾個而已，其他都是些亂七八糟的。會費少則1000元，多則上萬元。時不時地還要帶著上萬元的會務費去參加協會舉辦的各類活動，或是繳納一筆筆的贊助費。

　　“騷擾”形式花樣繁多

　　在采訪中，記者一度被這樣一些名詞弄糊涂了:協會、理事會、分會、片會，各種協會名目繁多，大協會套小協會，小協會下還有分會。以企業思想政治工作研究會為例，中國化工協會有下屬的思想政治工作研究分會，省化工協會也有思想政治工作研究分會，市化工協會也有思想政治工作研究分會，華東地區還有片會。因此，四方集團曾加入了不下四五個國家級、省級、市級的“政研會”。

　　要想吸引企業入會，協會首先承諾各種好處。今年的一次思想政治工作協會把工作會議開到了大慶市，會議開了半天，其余時間就是游玩。有一年，思想政治工作協會把研討會搬到了泰國，為這次會議企業開支至少上萬元，除了個別人出國玩了一趟，企業沒得到半點利益。各種協會對企業來說，幾乎沒什么用處。

　　不想開會也不要緊，還有別的大餐供企業“享用”。今年9月下旬，國家安全生產監督管理總局信息研究院給企業發來“關于增補《中國煤炭》全國理事會的函”，誠摯邀請該公司董事長尹濤加入《中國煤炭》全國理事會，需一次性交納會費，理事3萬元、副理事長10萬元。中國企業聯合會和中國企業家協會邀請企業入選“中國優秀企業”“中國優秀企業家”數據庫，但要交納入選工本費4000元。今年9月上旬，安徽省質量協會給企業發函，邀請企業參加“安徽省名牌產品創新論壇暨博覽會”。今年，集團公司尹濤董事長又榮獲了“人民尊敬企業家”“人民社會責任獎”。當然，領獎也不是白領的，獎杯、證書、牌匾都需要“成本費”。諸如此類，花樣之繁多超乎想像。

　　利誘之外更有“威逼”

　　近年來，越來越多的“威逼”讓企業更是不堪忍受。不時有聞所未聞的各種協會、理事會打來電話說“企業產品存在質量問題”或是“污染了周邊環境”，要在自己辦的媒體上曝光，用“國家免檢產品還想不想搞了”相威脅。“這些人明目張膽地稱只要加入協會，或在某個協會、行業辦的雜志上做個宣傳，給些費用，就幫我們把問題壓下去。”程少民部長說。

　　今年6月，安徽省老齡文化交流中心所辦的《中國老年·黃山松》雜志也找上門來，以6000元的價格叫賣雜志首屆理事會的“常務理事”。對此，企業負責人只能無奈地“不予理睬”。但是很多時候是行不通的，不想參加協會或是宣傳活動時，就會接到領導干部的“招呼”“條子”，礙于面子，企業仍屢屢中招。

　　盡管企業自我整改之后，來自各類協會、學會、理事會的“騷擾”有所減少，但相關負責人仍感慨地說:“國有企業在這方面受到的壓力太大了！再這樣下去，企業都要被搞傷了！”

　　“拉大旗作虎皮”者眾

　　直到現在，僅為了應對19個“必須參加的協會”，四方集團就有包括計劃綜合部、質保部、設計部、設備部、市場部、企管部、黨群工作部等9個部門被牽扯進去。部門負責人專門制作了一份特殊的通訊錄交給職員，上面詳細列出了上述19個協會的聯系人、聯系電話，大家接聽電話全部“對號入座”。由于來自北京的“騷擾協會”最多，企業上上下下對區號“010”的來電，凡不熟悉的都不敢接。

　　程少民說，現在很多協會善于“拉大旗作虎皮”，把一些重要部門在職或已退的領導拉進來，掛名任會長或副會長。有了這些重頭人物，協會就利用這些領導的特殊身份給企業打電話，要求企業入會或給贊助，企業負責人礙于面子，只好接受。據介紹，某協會召開的一次會議上，參會的一位副會長已是70多歲的老人了，還拄著拐杖，一打聽才知道此人曾任過某廳副廳長。

　　協會豈是謀利工具？

　　四方集團一位副總經理說，不可否認一些專業性的協會為企業的發展做出了貢獻，行業協會開會為企業間交往、交流提供了一個很好的平臺。市場經濟需要協會，但現在不少協會路子走歪了，目的不是為企業服務、

維權，而是為了部門利益，有的協會甚至演變為“二政府”，成了一些部門或個別人權力尋租的“道場”。

　　曾擔任多年協會領導職務的安徽省經濟委員會巡視員任兆祥認為，我國行業協會的發展正處于起步階段，政策、法規都不完善，加之市場經濟體系不健全，從而造成了我國行業協會的行政特色依然很濃厚。目前協會也處于一種“政府嫌、企業煩、協會怨”的尷尬境地。協會是市場經濟的產物，市場經濟發展越成熟的地方，協會就發展得越好。他認為，政府應該轉變觀念，鼓勵協會的發展，通過政策和法律來規范協會的行為，讓其行使過去“政府不必做、也不能做”的工作，為企業服務。作為企業，要樹立市場經濟的主體地位，挺起胸膛敢于拒絕參加沒必要參加的協會。

　　(據新華社11月7日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