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建輝

　　編者按 正在北京召開的中非合作論壇，正成為50年來中非關系的一次創舉與里程碑。而在春城南寧，東盟15國的領導人與溫家寶總理一起，將象征友誼的珍珠共同放進了一塊玉璧，以象征中國與東盟關系的珠聯璧合。一南一北，兩場以合作共贏為紐帶的中國式盛宴，讓北京成為國際外交舞臺上一個熠熠生輝的明星。

　　無疑,今年秋天中國精彩的立體外交已經引起世人的矚目。剛剛送走了充滿個人魅力的法國總統希拉克，完成了兩國關系的重要一環，北京就開始揮灑另外兩個大手筆：與東盟的周邊外交，和與非洲的第三世界外交交相呼應。東盟諸國與中國的人口加起來有18億，東盟諸國就像環繞在中國版圖周邊的一串項鏈，是中國外交的根基。而非洲，雖然遠隔萬里，但早已不是那個只有貧困和戰爭的大陸。2005年，非洲的經濟增長率達到6%，為30年來的最高點。也就是在這一年，外國直接投資第一次超過經濟援助，像雨露一樣灑向了非洲大地。中國與非洲，中國與東盟，彼此都需要重新了解，建立新型的伙伴關系，推進南南共榮。

　　水到渠成的合作

　　《中國經營報》：外界普遍將中國對非洲的能源需求看成中非合作的重中之重，你對此怎么看？

　　張燕生：合作是全方位的。如果僅僅是能源，中國只和中東產油國搞好關系就行了。實際上，中非在能源方面的合作是中非合作的一個結果。

　　比如說蘇丹，以前不產石油，是中國人幫助他們開采石油。中國的工人克服艱苦的環境，到最艱苦的地方去幫助蘇丹開采石油，使它成為世界上一個重要的石油輸出國。所以，不能說中國因為非洲的能源才和非洲合作，應該說能源合作是中非合作水到渠成的結果。

　　《中國經營報》：對所謂中非合作中的中方是“新殖民者”的說法該怎么看？

　　張燕生：從歷史上講，中國和非洲都曾是殖民主義的受害者。中國對非洲無論是在政治還是經濟領域，都談不上新殖民主義。

　　以安哥拉為例，西方對安哥拉戰后重建的援助都是以人權等為附加條件，而中國沒有。中國給安哥拉兩期共40億美元的貸款，在安哥拉沒有抵押品和償還能力的情況下，雙方約定用開采出來的石油償付，用這樣的方法使安哥拉的戰后重建得以啟動。之后，世界銀行和西方國家才跟進。

　　徐偉忠：殖民的特征之一就是在經濟和政治上控制對方。而中國在非洲與這兩樣都毫不沾邊，中國堅持不干涉別國內政。中非現在是朋友、伙伴關系，而不是主仆關系。

　　“中國因素”促進非洲經濟復興

　　《中國經營報》：中非經濟合作最突出的特點是什么？

　　張燕生：中非的經濟合作最大的特點是互補性。非洲的優勢在于它的能源資源、土地資源、旅游資源，劣勢在于缺少資金、技術、人才。我們有大量的專業人才，也有過剩的產能和儲蓄資金。非洲缺少游客，中國則擁有數量最多的潛在出國游客。非洲目前的經濟結構比較單一，大部分生活用品都需要進口。而和歐美的產品比起來，中國的產品非常物美價廉。這能提高非洲人民的生活水平。

　　《中國經營報》：我們在引進外資時比較強調管理和技術，目前非洲最希望從中非合作中得到什么？

　　張燕生：我們的實用技術、電器、電信、電力在非洲都非常受歡迎。我們增加了太多歐洲人、美國人、日本人的福利。因為中國出口的物美價廉的產品大大減少了歐美的通脹壓力。但是到目前為止，中非貿易的發展嚴重不足。下一步就是要切實加強中非之間的全方位合作，這樣不僅對中國有利，對非洲也很有利。

　　徐偉忠：首先，非洲希望學習中國的發展模式和經驗。第二，想搭上中國經濟發展的快車。第三，通過和中國的經濟合作實現合作伙伴的多元化。目前非洲的貿易伙伴主要是歐美，受到歐美國家的控制過多。第四，他們希望通過和中國的合作，為非洲爭取更有利的國際經濟環境。

　　《中國經營報》：未來中非在經濟領域合作的發展方向是什么？

　　徐偉忠：中非合作未來會從以貿易為主，轉向以投資為主，未來5～8年是中國私人部門對非洲投資的深入發展期。目前非洲國家更希望中國能夠在非洲多投資，而不是簡單地進行貿易。一位非洲國家駐華大使對我講，他們外交部對他進行考核的一項重要內容，就是他能從中國吸引到多少投資。這樣的情況越來越普遍。可見非洲對吸引中國投資的渴望。

　　中國不僅“授人以魚”而且“授人以漁”

　　《中國經營報》：中非合作與西方國家和國際組織對非洲的援助有何不同？

　　徐偉忠：目前國際組織對非洲的援助大多是“授之以魚”，而不是“授之以漁”。他們并沒有給非洲更優惠的發展條件和國際待遇，更不用說在農業產品上，西方國家遲遲不肯對非洲讓步。

　　對于他們批評中國在援助時沒有考慮人權、環境、腐敗等問題，我們也經歷過這樣的處境，因此中國對此有很深的體會。我們最主要的是聽非洲朋友的看法，而不能受西方國家的擺布。例如津巴布韋的大選，雖然西方國家的選舉觀察團不承認，但是南部非洲共同體的選舉觀察團是承認的。

　　中非合作比較務實，比如說我們以前承諾的減免非洲100億人民幣的債務，我們超額完成了。我們承諾進行資源合作，幫助非洲培養一萬名專業人才，我們也做到了。我們還承諾給非洲最不發達國家一些商品零關稅，目前也正在進行中。中非合作有一些很實際的指標可以衡量。

　　《中國經營報》：中國在與東盟的自由貿易談判中，率先給予東盟很大的貿易優惠，為什么？

　　柴瑜：中國與東盟簽訂的“早期收獲”計劃，主要是針對農產品。東盟不少國家比較看重農產品的出口，而他們的農產品與我們的農產品互補性較強，再加上量不大，因此對我們的沖擊不是很大，但是對東盟國家來說是很大的收益。因此中國率先在農產品進口方面做出讓步，有利于推進雙方的合作和為中國爭取其他方面的實惠。

　　兩個“南南合作”的典范

　　《中國經營報》：中非之間和中國與東盟之間的合作有哪些不同點？

　　張燕生：中非之間是南南合作，中國和東盟之間則不僅僅是南南合作，還是區域間鄰國的合作。周邊國家是我們外交的立足點。我們和東盟的合作更多的是從區域貿易一體化的角度考慮的，有合作有競爭；而我們和非洲的合作主要是互補合作。

　　徐偉忠：中國同非洲以及東南亞之間在貿易上都是處于逆差地位，但是二者的情況還不一樣。中國從東盟進口的是電子、機械中間品，從非洲進口的主要是石油和其他原材料。如果把石油去掉，中國就處于貿易順差的地位。中國希望增加石油之外的非洲進口產品。

　　柴瑜：中國一是看重東盟的自然資源，比如石油、橡膠、棕櫚油等。二是由于跨國公司國際布局的原因，中國從東盟進口了大量的電子、機械零部件。第三，東盟的一些經濟發展相對落后的國家，可以作為中國進行產業和過剩產能轉移的目的地。另外，東盟有5億消費者，是一個很大的消費市場。還有一點，很多發達國家給了東盟不發達國家很優惠的關稅待遇，這是中國本土企業享受不到的。我們在東盟投資建廠，根據原產地規則，就可以享受這些待遇。

　　過去很多人都認為發展中國家的自由貿易區很難成功，或者僅僅局限于初級貿易領域。但是我們和東盟的自由貿易區建設的廣度要超出貿易領域，不光是市場準入，還包括能力建設和其他經濟合作，這些對發展中國家來說更重要。我們和東盟的合作可能會為發展中國家間的合作探索出一條新路。

　　經濟外交戰略的微調

　　《中國經營報》：中非以及中國和東盟之間的經濟合作近幾年升溫很快，能否說明中國在經濟外交上進行了一些戰略調整？

　　張燕生：中共十六屆六中全會一個主要的議題就是構建

　　要說調整，肯定會有一些。比如說過去中國第一階段主要注重引進來，第二階段是本地化�，F在可以進入第三階段，也就是走出去，把我們比較實用的技術、人才、管理通過合作的方式和非洲建立聯系，來支持非洲的發展和帶動中國經濟的國際化。在這方面應該制定新的戰略、新的政策和機制。

　　徐偉忠：中非合作有三個階段。第一，從新中國成立到1978年，主要是中國支持非洲的民族解放運動和反對種族隔離，非洲幫助中國恢復了聯合國常任理事國的席位。這一階段政治上的合作比較多。第二階段是從改革開放以后到2000年，這期間才真正開始南南合作，中國給了非洲很多實惠。而在這一階段西方社會卻把非洲遺忘了，所以中國的援助就顯得特別珍貴。第三階段是2000年至今，這是全面合作階段，也更具深度。

　　柴瑜：中國和東盟以及非洲的關系發展，都是經濟發展的結果。我們以前無法想象去印尼或者尼日利亞進口石油，因為那時候我們自己的石油還出口。但是現在我們缺少能源資源，因此和非洲以及東盟合作也是必然的。

　　現在中國更加注重兩條腿走路。過去我們更多地重視市場，所以比較重視歐美和日本；現在中國也需要能源資源，因此經濟外交更加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