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報記者 徐超 鄔靜娜

　　穆罕默德·尤努斯，2006年諾貝爾和平獎得主。他一手創建的“鄉村銀行”正改變著孟加拉國鄉村的狀況。

　　尤努斯的實踐猶如一陣“旋風”，急速掠過看似“波瀾不驚”的中國小額信貸市場。

　　中國的土壤能否讓“尤努斯種子”生根發芽？中國十多年的小額信貸之路，到了需要總結的時候。

　　一線調查 “鄉村金融帝國”孟加拉誕生記

　　孟加拉國首都達卡，米爾普路。陳舊的巴士和卡車過往這里，伴隨著嘈雜的喇叭聲。車輛排出的濃黑尾氣逐漸蔓延到路邊的人力車和牛車周圍。

　　這條馬路的一邊，是一排高磚墻圍起的4座小樓，其中一座緊挨著露天熱帶花園。許多個下雨的下午，這座樓的柜臺會計們可以聽到窗外雨滴落在樹葉上的聲音。

　　這里，就是孟加拉國格拉明銀行(又名鄉村銀行)的總部。銀行的創始人，正是今年諾貝爾和平獎得主穆罕默德·尤努斯。

　　已經有數以千計、甚至數以萬計的人拜訪過這里。他們帶著錄音設備和筆記本，希望能從這里學到一些東西。而每當他們進入大門，他們就會驚奇地發現，這座銀行總部里面居然沒有前臺接待、沒有地毯、沒有電梯，甚至連電話機也少得可憐。盡管天氣炎熱，許多辦公室內只配備了吊扇，唯一配有空調設備的是位于5層的一間計算機室。辦公室里沒有太多現代設備，滿眼看去多是手動打字機和一摞摞的記賬本。

　　就是在這里，銀行的經理們監督著無數筆小額貸款業務，并且準備著每一份業績報告。他們經常用一張圖紙來展示銀行的發展：就像滑雪愛好者們鐘愛的雪山一樣，當處在山腳下的準備階段時，業績緩慢發展，然后，那條線便以一種難以想象的陡峭角度迅速沖向天空。

　　30年來，尤努斯創辦的格拉明銀行先后在孟加拉設立了1000多家信用社，為200多萬社會最貧窮人口提供了數十億美元無擔保貸款，其中97%是婦女。在幫助窮人擺脫貧困的同時，格拉明銀行還保持著良好的經營業績，還款率始終維持在97%以上，這一數字讓許多世界知名銀行都為之贊嘆。

　　相比于國際社會動輒援助上億美元資金、卻很難幫助孟加拉國減緩貧困狀況的現實，曾經被人稱作“光腳銀行”的格拉明銀行，在金融界乃至消除貧困領域，創造出了一個神話。

　　起步：融入農村 捕捉癥結

　　生于1940年的尤努斯年輕時期就在美國讀書，受上世紀60年代美國民權運動的影響，尤努斯產生了由年輕人來改變自己國家現狀的想法。在田納西州范德比爾特大學獲得博士學位后，尤努斯1972年回到剛剛獨立的孟加拉國教書。

　　真正讓尤努斯產生開辦小額貸款銀行想法的，是他1976年與一位農村婦女的偶遇。一天下午，尤努斯在大學周圍的一個鄉村實地研究，遇到了編制竹凳的婦女蘇菲亞。蘇菲亞的丈夫已經去世，自己一人靠賣竹凳維持生計。盡管自己辛苦勞動，每天卻只有兩美分的收入。

　　尤努斯問她，每天賺到的錢怎么這么少。蘇菲亞回答說，自己編制竹凳需要借錢，而這個村里唯一肯借給她錢的只有竹凳的買家。由于只能從這個人手里借錢，他就把竹凳的成交價壓得相當低，幾乎和成本持平。

　　尤努斯的直覺是從自己口袋里掏出錢來捐助蘇菲亞，但他沒有這么做。回到大學后，尤努斯讓學生幫助調查那個村莊。最后發現，那里需要通過借錢維持自主經營的人有42人，而這些人需要的資金加起來只有區區26美元。

　　尤努斯回憶說，自己把26美元分發給了那些村民，并為他們設計了等額多次還款方案。不久后，他又感到不太滿意：“他們需要錢的時候，不可能每次都找到自己，那么這些村民應該去哪里獲得貸款呢？”帶著這個疑問，尤努斯去了一家當地銀行。

　　“銀行經理對著我哈哈大笑，”尤努斯說，“他說，這些村民需要借貸的資金還不夠銀行裝訂文件的成本。”

　　這位經理解釋說，這些村民基本上都是文盲，他們沒有東西可以用來做抵押，因此沒有銀行愿意向他們提供貸款。

　　“我感到非常羞恥，自己生活在這樣一個社會，它居然不能向42個有能力、有技術、想靠自己努力改善生活的人提供26美元。”尤努斯說。

　　在學生的協助下，尤努斯同年創辦了第一家格拉明銀行。也許是意識到孟加拉國傳統信用合作社面臨的窘境，尤努斯在創辦銀行之初就決定在三個問題上做得有所不同：一、發放的貸款必須償還，并且準時；二、只有最貧窮的村民——沒有土地——才可以前來貸款；三、貸款主要面向農村婦女，因為她們無論從社會地位還是經濟條件上都面臨相當困難的境地。

　　運營：不靠擔保 只靠信任

　　對于孟加拉國普通商業銀行來說，提供小額貸款往往是一個不愿涉足、也不屑于涉足的領域。

　　首先，運作成本高昂。需要小額貸款的往往是來自不同領域的村民，他們的經營項目五花八門：大米、紗布、雪糕棒、銅器、收音機修理、加工芥子油、種植菠蘿蜜等等。而每人每個項目的貸款只有幾十美元、甚至幾美元，這就給銀行工作人員帶來了一個噩夢般的場景：跟蹤數以百計不同的經營項目，為每個項目區區幾十美元貸款做備案統計，銀行本身為此付出的運營成本也大大提高。舉例來說，同樣是提供一筆100萬美元的貸款，把它借給幾個人和借給幾萬個人做比較的話，銀行在前者的成本要低很多。

　　其次，償還風險過大。提供貸款，銀行往往需要擔保，以降低貸款者不能還款帶來的風險，而這一點正是那些窮人所欠缺的。沒有擔保，銀行擔心他們在獲得貸款后不會如期償還，因此總是對這一人群關緊大門。

　　那么，尤努斯又是如何運作、擺脫這兩大問題困擾的呢？《大西洋月刊》專欄作家戴維·伯恩斯坦為尤努斯總結出了兩個詞：“信任”和“相互負責”。

　　為了爭取到格拉明銀行的小額貸款，村民必須提前做一件事，那就是證明自己的家產還達不到銀行提供貸款的最低擔保額度，這樣就保證了貸款發放到了那些最窮、最希望改善生活的人群手中。

　　如果格拉明銀行向這些貧困婦女發放了貸款，她們需要做的不是拿東西抵押在銀行，而是加入一個由5名貸款婦女組成的小組和一個40人組成的貸款成員中心。由于一筆幾十美元的一年期貸款往往以等額方式分作每周償還，這些貸款者必須每星期參加一次小組會議，互相通報以及商談貸款償還事宜。最關鍵的是，每個小組成員必須對其他4名成員的還貸情況負責。

　　這時，監督還款的角色已經發生了很大變化。原來銀行與貸款者之間的監督和被監督關系，現在已經被貸款小組成員的相互監督、相互負責所取代；銀行與分散貸款者的關系也變成了銀行與小規模集體的關系。

　　一方面，銀行和小組之間是“信任”關系，只要小組每個成員都按時還款，他們可以獲得向銀行不斷貸款的權利；但如果一人違約，小組其他成員也會因此而“信譽”受損。

　　另一方面，小組成員之間是“相互負責”關系。由于與自身利益息息相關，每個人在挑選貸款小組的伙伴時總會格外謹慎，信用不佳者往往沒有人搭理。這樣，銀行原來不得不付出的監督和資質審查成本就被轉移到了貸款者的身上，運營成本自然隨之降低。

　　發展：普惠村民 快速擴張

　　“有人說，信用只是少數富人的特權。這種荒誕的說法應該破除。”尤努斯說，“你看看這些微不足道的村莊，還有這些微不足道的村民，他們非常有能力，又非常聰明。你只要為他們創造一個合適的環境，他們就會改變自己的生活。”

　　到1983年，格拉明銀行已經發展成擁有86家分支、5.8萬貸款者的獨立銀行。漸漸地，國際社會的援助者們開始真正關注起尤努斯小額貸款給窮人帶來的變化。1984年至1985間，國際農業發展基金、福特基金、挪威和瑞典政府共向格拉明銀行提供了3800萬美元低息貸款；1989年，加拿大和德國政府也加入援助行列，提供了8700萬美元。

　　與此同時，格拉明銀行的規模也在迅速擴大。到1988年，格拉明銀行已擁有501家分支和49萬農村客戶；4年后，格拉明開設了孟加拉國第1000家分支；此后三年，銀行每月向村民提供的貸款數額達到4000萬美元。用一位銀行經理的話說，格拉明銀行的發展速度正“從一倍聲速邁向二倍聲速”。

　　尤努斯發放的10多億美元貸款(非援助款)讓貧困村民在小額信貸的支持下自己改變了生活。數百萬村民從每天只能吃一兩頓飯發展到一天三頓飯；他們的衣服也從一人一兩套改善為三四套。

　　對于貸款主要針對婦女的想法，尤努斯解釋說：“當一個婦女能帶來收入時，最直接的受益者就是她們的孩子。”

　　維持：靠自身盈利 而非外來援助

　　尤努斯所推崇的，不是永遠依靠政府或者外來援助維持生存的銀行，也不是無條件地給貧困村民“施舍”的慈善機構，而是以完全市場化手段自力更生的企業。

　　比如，格拉明銀行提供小額貸款的利率比普通商業銀行的利率要高出4個百分點；即使遭受洪水或者龍卷風等災難，銀行也不會免去村民的貸款，而只是幫他們重組還貸方案；在向村民提供服務時，銀行從來不提供無償服務，即使是幫助他們批發蔬菜種子、碘化鹽等生活必備品；雖然曾接受數千萬美元的捐助或者低息貸款，格拉明銀行仍然屬于私人企業。

　　正因為這樣，格拉明銀行不僅沒有像其他經營小額貸款業務的銀行一樣虧損，反而保持經營收入連年增長。從1992年到1994年，格拉明銀行收入從1900萬美元增長到5000萬美元。

　　此后，尤努斯開始更加堅定地走市場化道路：拒絕低息的國際援助款，轉而通過利率更高的債券吸取資本金。盡管高利率帶來了高成本，格拉明銀行仍然保持盈利。

　　除此以外，銀行還開始采取一系列節省開支的做法，包括支付補償金鼓勵年長員工提前退休、在有電力供應地區的分支銀行普及計算機等。而如果貸款者長期信用良好，銀行則可以提高貸款額度，償還方式也可以從每周償還改為雙周償還。這樣，在不影響貸款利潤的情況下，銀行的運營成本可以下降1/3。

　　透視 “龍水頭實驗”凸現中國難題

　　3個兼職農民，500元啟動資金。龍水頭村民互助基金(以下簡稱龍水頭基金)的實踐是全國300多個民間小額信貸機構的寫照。

　　龍水頭是呂梁山深處的偏僻山村，這里每人每周只有3公斤水，是個嚴重缺水的貧困地區。就在這里，全國第一個純民間的小額信貸試點走過了13個年頭，如今的資金規模達到了130萬元，試點規模也擴大到了3個村。

　　1993年試點啟動時，龍水頭村45戶人家幾乎住的都是土窯洞，全村僅有一臺黑白電視機。如今生活有所改善了，人們歸功于龍水頭基金。

　　授人以漁

　　茅于軾是龍水頭基金發起人之一，茅的初衷就在于用經濟學的辦法解決農村的貧困問題。這位40歲以后才投身微觀經濟研究的經濟學家，1992年因為一筆希望工程捐款，和山西省臨縣龍水頭村結緣。不久，接受資助的學生給茅寫了一封信，從中茅得知還有比這個孩子更困難的學生也在等待資助。

　　要改變狀況，還得另想辦法。彼時，茅正好到馬里拉亞洲開發銀行開會，碰到了經濟學家湯敏。他們一起設計，于是有了建立一個小額貸款基金這樣的念頭。1993年9月間，茅拿出了500元，加上其他人的1000元，中國第一個純民間的小額信貸試點踏上了實踐之路。

　　龍水頭模式

　　龍水頭基金分為扶貧基金和付息基金兩種。前者不收利息，主要用于治病，可貸款1年。求學也可以申請貸款，1年內不收利息，若1年后不能歸還，則按照月息0.5%收息，半年一收；后者主要用于生產，例如買農藥、出門打工、經商等，可貸6個月，每月付1%的利息。龍水頭基金的貸款，在同等條件下婦女們有優先權。“1%的月息是利率最高的那幾年定下的。”茅于軾說，即使是通貨膨脹達到25%的時候這個利息也沒有變化。另外一點，取1是為了方便計算，容易操作。

　　龍水頭基金在當地交由三人負責，主要負責人是雒玉鰲。高中學歷的他在當地算得上是文化人。村民的借款手續很簡單，只要管理小組兩人以上同意，村民寫張借條就可以借錢。治病借款必須出示醫院證明，上學貸款者必須由管理人員至少兩年調查核實后方可借款。每筆借款不得超過4000元，如果超過，借款戶必須寫申請，經茅于軾批準。

　　為了保證貸款的返還，管理小組對每一筆借款都提前半個月進行追索。雒玉鰲說，在他經手管理的10多年間，也曾碰見過到期還不上錢的情況。“但他們并不是不想還，而是一時周轉不開。”

　　身份之惑

　　1998年，龍水頭鄰村的一位青年因為母親生病向基金尋求幫助。但他沒能從基金得到貸款。無錢救治的老人不久后就辭世了。這位青年因此向茅于軾寫了封信。基于此，茅于軾意識到此前靠自己投入的資金根本是“杯水車薪”。1998年5月，他開始從朋友處付息借錢，然后貸給農村。

　　在龍水頭基金成立五六年后，茅于軾開始考慮基金的身份。當時光彩集團簽署了一份5萬元的投資捐助協議，但如果沒有合法身份，這筆錢就無法進入基金發揮作用，就等于放棄了這筆錢。盡管雒玉鰲四處奔波，盡管當地領導也都很幫忙，但最后的答案仍然是“不符合有關規定，基金無法注冊”。

　　2000年這個基金終于掛在了“龍水頭扶貧協會”的牌子下。盡管如此，有同樣境遇的易縣項目的指導人、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村發展研究所杜曉山說：“嚴格說來，小額信貸組織的存在仍然沒有法律基礎。”

　　去年10月政府批準了4省市的7家小額貸款公司，目的是嘗試放行民間信貸組織。但截至目前，這些小額貸款公司合法地位的確定、是否可以吸儲以及放款利率等問題仍然沒有一個明確的界定。民間小額信貸組織則希望在這7家試點機構之后，它們也能取得相應的合法地位。

　　盡管在2001年龍水頭村已經開始使用龍水頭基金的牌子，但“現在他們仍然不讓我們掛牌”。雒玉鰲說，去年地方民政局的同志說，根據2004年頒布的《基金法》，龍水頭基金目前130萬元的規模達不到注冊要求，不符合基金的要求，他們不承認。雒玉鰲說茅于軾正在北京奔波，“希望國家能夠放開政策，讓這樣一件利國利民的事情發展下去。”

　　持續發展難題

　　監管框架不明朗的直接結果，就是小額信貸組織的每一步都可能觸碰高壓線。雖然是國內小額信貸的典型，但茅于軾說，如果按照法律，我們都是非法金融組織，我有可能被抓進去坐牢。

　　2002年開始在當地吸收存款，龍水頭基金規模一下子擴大了4倍。龍水頭基金現在總額為130萬元，其中30多萬元是茅于軾的捐款，另外近40萬元是茅于軾向親戚朋友借的款；而其他60萬元則是當地老百姓存的錢。茅于軾說“這個基金要運行下去，吸收農民的錢是必不可少的”。

　　付息基金的出資人以最少1年為限，可以在任何時候抽回資金，但必須提前一個月通知，數目大的提前半年通知。龍水頭基金每年要付給這些出資人6%的年息，付利息時扣除所得利息總額20%的個人所得稅。但在過去的近10年時間中，沒有人收回錢，不僅本金不斷增加，所有的利息也都滾進了基金。最近幾年，茅于軾開始下調這種付息資金的利息，從最初的6%到后來的4%，最后下調到3%。但讓他驚訝的是，當地農民仍然愿意把錢存在這個持續了13年的小額信貸組織。

　　2002年龍水頭基金開始向農民吸收存款時，中國人民銀行臨縣支行就下發文件，宣布該基金為“違法集資”，將予以取締。茅于軾本人也被扣上了“亂集資、亂辦金融業務，擅自設立基金會”的帽子。央行在1999年的相關批件里指出，一切個人或單位未經批準經營小額信貸都屬非法。

　　管理之憂

　　13年前，因為覺得雒玉鰲信得過，茅于軾把最初的1500元交給他來管理。

　　“1993年到1998年，基本上都是我和茅先生在合作做這個事情。”雒玉鰲把實際操作中碰到的問題寫信告訴茅于軾，茅再寫信告訴他解決辦法。為了防止內部管理風險，基金的管理辦法以及使用情況每季度都要向全體村民張榜公布；每季度雒玉鰲還要向茅提出基金的使用報告，內容包括借錢用于什么，利息收支情況等內容。同時，基金章程也明確指出基金管理人員不得挪用基金，不得收受借款人的饋贈。

　　茅于軾也說，他最大的幸運是遇到了雒玉鰲這個人，因此外界說龍水頭的經驗沒有推廣意義，因為龍水頭在過去發展過程中若離了雒玉鰲也許是另外一個樣子。

　　雒玉鰲說，小額信貸機構的工作人員一般都缺乏金融業務知識，財務人員的業務素質也較低。已經取得成功的孟加拉模式，多少得益于最初的工作人員都是尤努斯的學生，他們多是義務參與到項目中來。

　　被稱為“中國小額信貸之父”的杜曉山認為，缺乏專業的工作人員以及有效的內部約束激勵機制，也是小額信貸成功率低的重要原因。

　　本報記者 鄔靜娜采寫

　　背景

　　中國小額信貸之路

　　小額貸款被稱為貧困殺手。從1990年開始，中國就實行“拿來主義”的原則，引入小額貸款的孟加拉模式。

　　由杜曉山和茅于軾的試驗為開端，開始了小額信貸在中國的初期發展階段，這個過程一直持續到1996年10月。在這個階段，小額信貸試點主要是通過項目制來開展活動，資金主要依靠國際捐助和軟貸款，基本上沒有政府資金的介入。這個階段的特點是人們都在重點探索孟加拉小額信貸模式在中國的可行性。

　　1996年9月，中共中央和國務院召開中央扶貧開發工作會議。這次會議明確了要把解決貧困戶的溫飽問題擺在一切工作的首位。因此政府從資金、人力和組織等方面積極推動小額信貸。1998年開始，全國掀起了小額信貸試點熱。

　　2000年之后則是小額信貸在中國發展的第三個階段。這個階段，作為正規金融機構的農村信用社開始全面試行并推廣小額信貸活動。農村信用社成為小額信貸的主力軍。

　　訪談

　　小額信貸向農村放開沒有太大的風險

　　訪河北大午農牧集團有限公司監事長孫大午

　　《中國經營報》：為解決農村金融問題，國內已經有很多小額信貸機構提供貸款服務，但限制也很多，發展也很慢。你覺得為什么這些機構發展不起來？

　　孫大午：很多小額貸款機構沒有足夠的資金來源，“只貸不存”肯定做不大。“只貸不存”不是真正的金融，是一種限制和管制。這些機構做不大、發展不起來，我覺得主要原因是沒有相關的有利于小額信貸發展的法規和政策配套措施出臺。我們的經濟迅速發展，但是仍有很多法規制約和體制限制。現在，縣以下的各級金融機構都撤走了，我們也貸不到什么錢，只能民間私下拆借。如果政策上給予足夠的金融創新空間，民間的智慧會有很大的發揮。

　　《中國經營報》：金融監管部門更多的擔心是，現階段放開小額信貸機構吸納社會存款有一定的風險。你認為這種風險大嗎？

　　孫大午：我認為打擊非法集資、防范金融風險是對的，但是不能因為有風險就把民間的小額貸款管死了，這就有點因噎廢食。我認為現在小額信貸向農村放開應該沒有太大的風險。農村是一個熟人社會，低頭不見抬頭見，借貸風險農民自己能承擔。

　　以我的經驗看，在農村約95%的企業或者個人都有借貸行為，而且這種借貸的特點之一是“好借好還”，村民還款的信用還是比較好；還有一個特點是“好借好用”，借了錢干什么很明確，比如養豬、種植等等，就像當初我向職工和群眾借錢。我從來沒有失信，借了錢我辦學校大家看得一清二楚，并沒有揮霍浪費。

　　“好借好用”、“好借好還”在我們這里比較普遍，也形成了一定的規模。我在農村看到的借貸糾紛越來越少，真正形成風險、造成混亂的是少數。

　　《中國經營報》：你覺得孟加拉的小額貸款模式能不能復制到中國？

　　孫大午：民間借貸到現在都沒有合法的空間，如果能開放農村的小額信貸和其他民間借貸行為，農村經濟會有很大發展和作為。我覺得民間的借貸機構應該是土生土長才有活力，不是草根金融發展起來的恐怕信用沒有根基。

　　本報記者 朱紫云采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