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報記者 朱艷燕

　　《公證法》已經于2006年3月1日正式實施，這是中國恢復公證制度20多年來首部公證法律。然而，公證機構卻并未因此擺脫屢陷官司的困境。

　　2006年4月，河北銀達交通工業有限公司(以下稱河北銀達)向邯鄲市中級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訴訟，請求依法確認武安市公證處出具的(2005)武證執字第39號《公證書》的內容錯誤，并予以撤銷；判令武安市公證處和中國農業銀行武安支行(以下稱農行)連帶賠償河北銀達因上述錯誤公證書的出具給河北銀達造成的經濟損失200萬元。

　　河北銀達董事長申彥寶稱，訴訟起因是公司與農業銀行武安市支行(以下稱農行)簽訂的三份借款合同在武安公證處進行了公證。但圍繞公證書的真假以及“公證”能否替代法律“訴訟”等問題產生了分歧。

　　2002年，河北銀達交通工業有限公司與農行武安支行簽訂了二筆貸款合同，合同總金額是4300多萬元。該《借款合同》在履行過程中發生了一些問題，銀企雙方就這些問題一直在尋求解決辦法。但是到2005年年底，河北省武安市法院突然給河北銀達送來了一紙強制執行通知書，要求企業馬上把借款全部還清，否則采取強制執行措施。接到通知后企業十分吃驚，后來了解到，武安市法院采取強制執行的依據是武安市公證處出具的一紙強制執行公證書。河北銀達因從未就銀行貸款問題要求過公證，并且也從未在與貸款行簽訂的合同中約定過發生糾紛后的強制執行條款，因而要求武安公證處出示強制執行公證書的出處，武安公證處表示：“企業欠錢是事實，你不用管我們公證是怎么做出來的。”河北銀達在屢次要求查看公證原始檔案未果的情況下，向邯鄲市法院提起訴訟，要求審查這個公證書，在行政訴訟的過程中，武安市公證處強調，當時借款合同上雖然沒有關于債務人不履行義務或者不完全履行義務，愿意接受強制執行的條款，但是在做公證書的時候，給企業做了一個公證談話筆錄，做筆錄時有河北銀達員工趙謙在場，并且口頭表達了違約后同意強制執行的意思，公證處是依據這個談話筆錄做的強制執行公證。

　　對于公證處的說法，申彥寶指出：首先，武安市公證處在受理公證申請的時候，是否應該審查公證申請人的主體資格，武安公證處目前只出具了河北銀達員工趙謙的授權委托書，趙謙當時不是企業法人，他是否有權去辦理

　　公證手續？第二，在武安市公證處所出具趙謙的授權委托書里，所授權事項是到銀行辦理貸款手續，而不是代理強制執行公證。在這種情況下，武安市公證處所作的公證書是否有效？第三，公證處沒有拿出授權委托書原件，如果他拿出來授權委托書原件，那么像代理強制執行公證這類的公證，代理人是不是應該有特別的授權？第四，在企業和銀行簽訂的債權文書里面，沒有債務人不履行債務或不完全履行債務愿意接受強制執行的承諾，武安市公證處用公證談話筆錄的方式做出公證書，這個公證書是否具有法律效力？第五，武安市公證處稱企業欠債就應還錢，公證程序就是有問題也不重要，這種說法成不成立？有沒有道理？

　　申彥寶特別強調，由于法院的強制執行，致使河北銀達的正常經營不能順利進行，給企業造成了巨大損失。

　　針對河北銀達遭遇公證陷阱問題，一場圍繞中國公證機構的法律地位及如何承擔民事責任問題的專家討論會日前在北京舉行。

　　中國政法大學教授、破產與兼并研究中心主任李曙光指出，近兩年來中國的公證事業發展迅猛，但隨之也帶來大量問題，其中最關鍵的一點就是公證機構的法律地位問題，它應該歸于政府機構，還是中介服務機構，這一點不清楚，在與其他社會主體發生沖突并侵害到對方利益時，對方就無法找到適合的法律救濟渠道。而河北銀達的遭遇就是個典型的代表案例。

　　李曙光認為，比起原來的條例，《公證法》留下了一些“模糊地帶”，導致公證活動在許多領域出現爭議。大陸法系中，公證機構是行政機構，公證員是公務員；在英美法系中，公證是民事行為，無法定強制效力。中國目前對公證機構的界定是在大陸法系下又滲透了英美法系的東西，所以在操作上總是“打架”。

　　專家們指出，新的《公證法》規定公證機構不再是國家機關，轉向了具有“法律公證職能”的機構，同時明確了公證機構“不以營利為目的”，具有公益性，但卻承擔民事責任。為了維持正常運轉，公證機構自然要考慮創收。當“營利”已經成為公證機構的追求，按公證法要求的“不以營利為目的”就很難做到。據申彥寶透露，武安公證處在借款合同的公證中就收取了農行支行的10多萬公證費。

　　特別值得關注的是，《公證法》規定公證機構和公證員因為過錯給相關利害人造成損失的應承擔賠償責任。過去公證處作為行政單位，可以讓國家賠償，而現在公證處改為民事主體承擔賠償責任，賠償的錢從哪兒出？

　　看來，出臺《公證法》實施細則或司法解釋已經刻不容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