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可/文

　　清潔發展機制(CDM)對中國意味著巨大的誘惑，但中國遲早會面對減排的挑戰，從自愿性減排到強制性減排可能只是時間問題

　　江蘇梅蘭集團總部設在江蘇泰州市，這家有著近50年歷史的中國大型化工企業，每年要向空氣中排放相當于800萬噸二氧化碳的溫室氣體。從今年年底開始，這些會造成全球氣候變暖的“禍害”，將搖身一變成為特殊的“商品”——經過無害化處理后，它們將以每噸6歐元(折合約60元人民幣)的價格出售，買家是世界銀行。

　　這筆合同為期七年，預計將給企業帶來數億歐元的額外收入。

　　其實，世界銀行實際購買的并非這些氣體，而是焚化處理了這些有害氣體的數額指標——術語稱之為“減排量”。今年8月，世界銀行正式宣布了這一交易：江蘇梅蘭集團和常熟三愛富中昊

化工新材料有限公司，以預計每年減少約1900萬噸二氧化碳當量的排放量，成為迄今最大一筆碳融資交易的直接受益者。作為中介機構的世界銀行，將把經過核證的減排量賣給十幾個歐洲買家。

　　將從這筆交易中得益的不僅僅是梅蘭集團等企業。世界銀行駐中國代表處環境及社會發展部主任李安度對《財經》記者表示，中國政府也將從交易收入中提取65%，以基金形式用于支持中國的可持續發展。

　　“從法國進口的焚化設備已經運抵。再過兩個月，設備就可安裝調試完畢，實現溫室氣體減排。”江蘇梅蘭集團的項目負責人黃鴻儒處長告訴《財經》記者。最早于明年7月，梅蘭集團就可以從買主世界銀行那里得到第一筆出售減排量的收入。

　　這一切，也許都要感謝清潔發展機制(Clean Development Mechanism，簡稱CDM)，盡管對于中國公眾甚至很多企業， CDM迄今還籠罩著一層神秘色彩。

　　“中國發展機制”

　　為了應對全球性氣候變暖的威脅，1997年12月，在日本京都，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參加國通過了具有里程碑式意義的《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的京都議定書》(簡稱《京都議定書》)。

　　作為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United Nations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簡稱UNFCCC)的補充條款，該議定書的目標是：“將大氣中的溫室氣體含量穩定在一個適當的水平，進而防止劇烈的氣候改變對人類造成傷害。”

　　《京都議定書》規定，在2012年前，工業化國家包括二氧化碳、甲烷、氧化亞氮、氫氟碳化物等在內的六種溫室氣體的排放，相對于1990年要降低5.2%，以減少全球氣候變暖和海平面上升的危險。

　　這一文件于2005年2月16日開始強制生效。到今年9月28日，共有166個國家和地區加入，包括承諾各自限制和減排義務的20多個工業化國家。不過，美國、澳大利亞至今仍未通過該條約。由于不少發達國家節能技術已經達到較高水準，如日本的單位GDP能耗幾乎只相當于中國的九分之一。他們要實現減排義務，僅在國內便很難完成。

　　科學技術部全球環境辦公室副主任、聯合國CDM執行理事會委員呂學都對《財經》記者表示，以日本為例，要實現京都議定書規定的強制性減排目標，需要在國內建設20個核電站，并且修改國內100多部法律，“這顯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為此，在《京都議定書》下又建立了“清潔發展機制”(CDM)。這是惟一將發展中國家包含其中的機制——即允許發達國家到發展中國家實行減排，并將其作為本國減排指標的一部分。由此，發達國家可以以較低的代價達到減排目標；發展中國家則可以得到發達國家的資金及先進技術，可謂“雙贏”之舉。

　　目前，CDM由位于德國波恩的執行理事會負責管理執行。每一個項目的減排認證，從設計到實施的全過程，均在嚴格的公共審查之下，以確保減排指標的真實可信。

　　2005年10月19日，執行理事會發放了第一個減排認證。截至今年10月11日，在執行理事會注冊的減排項目已經達到349個，預計平均年減排總量超過9000萬噸二氧化碳；其中中國的項目只有20個，總量卻占到40.8%，在發展中國家排名第一。巴西、印度兩個發展中大國，則分別以16.2%、12.8%的份額列第二和第三位。

　　來自中國國家發改委的統計顯示，迄今獲得其批準的中國CDM項目，也已經達到123個。正由于中國在CDM項目中舉足輕重的地位，這一機制一度又被稱為“中國發展機制”(China Development Mechanism)。

　　接住“天上掉下來的餡餅”

　　在眾多業內人士看來，對于中國企業而言，CDM仍然是一個剛剛開啟的“金礦”。

　　據世界銀行粗略計算，發達國家要在2012年前如期完成《京都議定書》所規定的減排任務，按保守的估計，至少需要從國外購買25億噸二氧化碳的年減排量。目前已經注冊的CDM項目，預計產生的減排量接近11億噸；也就是說，還有約14億噸碳減排量沒有著落。

　　在科技部全球環境辦公室副主任、聯合國CDM執行理事會委員呂學都看來，最有潛力的供應國仍然是中國，因為中國還有大量項目沒有完全開發。在提高能源效率、開發利用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以及回收利用甲烷和煤層氣等領域，中國企業仍然擁有龐大的潛在空間。

　　企業用減排的溫室氣體來換取資金和技術，被不少人看成是“天上掉下來的餡餅”；但顯然，并不是所有人都做好了接住“餡餅”的準備。

　　缺乏足夠的信息資源，仍然是一個不小的障礙。由于CDM的條款和有關規則都是英文格式的，加上政府宣傳和推廣力度不足，CDM政策很難說已經深入人心。曾多次參與氣候變化框架公約國際談判的清華大學教授劉德順對《財經》記者直言：CDM是一個嶄新的機制，這使沒有經驗和缺乏信息的企業感到“將信將疑”。

　　在華能、大唐等大型電力企業，已經成立了企業內部的CDM開發部門，做成了數個大項目。同時呂學都也承認，不少國有企業的負責人認為，是否發展CDM項目與自身利益沒有關系，缺乏參與的熱情。而在能耗巨大的中小型企業，除了信息渠道狹窄，還面臨著更大的困難。

　　CDM項目從開發到最終完成程序復雜，包括準備項目設計文件、排放基準線研究和監測計劃、合格性審定、項目談判、建設和啟動、注冊登記、核實和核證、核證的減排量的簽發以及項目監測等。劉德順指出，中國企業在這個過程中，必須遵循一系列復雜的國際規則。

　　尤其在準備項目設計文件和項目談判階段，企業如果不了解其中過程和要求，會無從下手。

　　據劉德順估計，從國內開發到國際批準注冊CDM項目所需的前期費用，平均每個項目約80萬元人民幣——這不是一個小數目，一旦無法獲準，則意味著財務上的風險。為此，一些國外買家和中介實體采用事先承擔風險、事后補償的辦法，幫助企業參與CDM項目。

　　更大的挑戰可能還是管理。中國的大量中小企業管理相當薄弱，內部規范欠缺，更遑論與國際接軌。而CDM項目認證，恰恰在透明性和規范性方面有著嚴格的要求。

　　沖刺2012

　　每個CDM項目從開發、報批、注冊到核證的減排量簽發，耗時良多。從2012年起，發展中國家是否還能繼續出賣碳減排量，將完全取決于第二階段《京都議定書》的談判。如果締約方國家就減排量和期限不能達成一致，屆時CDM項目有可能不復存在。

　　因此，中國可謂進入了2012年前的最后沖刺階段。以“賣碳翁”自嘲的呂學都直言不諱地警告：“錯過了這個機會，以后可能不會再有。”

　　目前，中國科技部已經幫助地方建立了七個CDM咨詢服務中介機構；通過與聯合國開發計劃項目的合作，還準備在今年年內再建立11個這樣的中介機構。最終的目標，是在每個省份都建立一個CDM中介機構。

　　除了政府機構，CDM中介公司也應運而生。業內人士估計，中國CDM行業的中介公司已達到40余家。由于中國目前還沒有設立CDM中介公司的準入要求，民營企業、外資企業、政府部門甚至一些非政府組織都紛紛進入。

　　今年春季剛剛成立的北京一致人和國際環境科技有限公司，是這個新興行業中的一員。在其總經理楊智良看來，政府的努力能起到CDM前期的普及作用，讓大家知道“清潔發展機制是個好東西，不是騙人的”。但她對《財經》記者表示，更行之有效的辦法，還是要到企業去一家一家地談項目。有的項目地處窮鄉僻壤，當地的企業可能在默默地做著環保工作，卻渾然不知自己開發的項目可以做成CDM項目，并且可從中獲益。

　　CDM項目的作用絕不僅是幫助中國企業獲得資金補貼，其影響將是全面的。

　　根據中國的《可再生能源中長期發展規劃》，到2020年，中國可再生能源(包括水能、風能、太陽能、地熱能和海洋能等)在整體能源結構中的比例，爭取達到16%。目前除了水能開發，其它可再生能源的利用都還處在“幼稚期”。

　　對于能源結構的調整，CDM顯然有著良好的助力作用。國家發改委能源研究所研究員姜克雋對《財經》記者說，利用可再生能源發電，目前每度電可以得到0.25元的補貼(水電除外)。如果補貼政策也能作為CDM項目開發，按照目前的國際市場價格，則可為每度電提供近0.10元的額外補貼。這樣，將在很大程度上提高可再生能源的市場競爭力。在他看來，CDM的這一價值，甚至要高于其直接帶來資金和技術的本身。

　　姜克雋建議，中小企業面臨很多風險，比如有可能承諾減排后卻交不出核證的減排量，因此可以考慮用一種類似“打捆”的形式，把核證的減排量收集起來。這樣交易成本低了，可以更好地鼓勵中小企業參與進來。

　　“后《京都議定書》時代”

　　目前正在進行的后《京都議定書》談判，被認為困難重重且極具變數。作為溫室氣體頭號排放大國的美國，仍然遲遲沒有表態是否會在2012年后加入《京都議定書》；日本和加拿大則表示，如果美國不加入，他們也會考慮退出。

　　隨著中國、印度等主要發展中國家國力日益增強，中國更成為全世界溫室氣體排放的第二大國，美國一直在要求中國也必須承擔減排義務。

　　呂學都強調，按照中國制訂的目標，到2010年前，單位GDP能耗要比2005年下降20%，這比所有發達國家采取的減排力度都要大；也遠高于布什政府承諾的2012年前美國單位GDP二氧化碳排放強度比1990年下降18%的目標。

　　作為中方主要談判代表，呂指出，即使到2012年之后，中國也不可能像發達國家一樣，在頭上加上一頂強制性減排的“帽子”。中國可以承諾的努力，將與屆時中國的經濟社會發展水平相適應。但他也強調，“如果自己有能力，則要做到最好。”

　　為了應對這種長期性的挑戰，聯合國前副秘書長、芝加哥氣候交易所副主席莫里斯·斯特朗(Maurice Strong)與北京大學環境基金理事長江家駟教授提出了一種新思路，即在中國建立自愿參與的“氣候交易所”，與排放技術較為成熟的發達國家建立氣候交易。

　　“現在是中國引進和建立氣候交易所的最佳時機。”江家駟對《財經》記者說。

　　莫里斯·斯特朗也對《財經》記者指出，借助氣候交易所，將使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溫室氣體減排交易變得更容易。

　　中國今后可能會像發達國家一樣有減排任務，如果現在以較低價格賣出減排量，今后可能會花高價去買回來。所以，這一市場必須有規范與監督。建立氣候交易所，將會幫助中國建立一個有著良好的監督機制及規范的交易架構；有朝一日要完成減排任務，就會從這個交易架構中獲益。

　　中國遲早會面對減排的挑戰，從自愿性減排到強制性減排可能只是時間問題。CDM項目，無疑為中國未來的政策設計和執行提供了一個難得的實驗平臺。-

　　本刊實習研究員Jennifer Brea對此文亦有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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