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在國內未受重視的NGO，如何成為“世界工廠”企業社會責任的有效執法者

　　文·本刊記者 程亞婷

　　天色微亮的時候，姚文娟手下的檢查員，已經躲在這家工廠對面賓館房間的窗戶后觀察很久了，這是2004年的秋天，姚所代表的維泰(Verite)是一家旨在全球范圍內加強勞工保護的國際性非營利機構，這次是受一家跨國公司委托，來對其在中國福建的這家代工廠做社會責任調查。

　　半年前，維泰的檢查員已經到過這家工廠，工廠的加班記錄顯示，工人每月加班不超過36個小時，符合勞工保護要求，但這和工人反映的實際狀況相差甚遠。他們曾向廠方求證，對方仍然堅持自己的記錄完整無誤。

　　維泰已不是第一次與這些工廠玩“捉迷藏”游戲了。這次復查，他們選擇了暗訪，從賓館的窗戶向外望去，剛好是工廠大門，工人的進出狀況一覽無余，姚文娟們真實紀錄下工廠員工的進出時間。

　　對這些中國OEM工廠而言，姚所代表的非政府組織(NGO)，就像是可怕的憲兵隊，跨國公司希望以此監察和消除血汗工廠。但今年6-8月發生的蘋果代工廠富士康涉嫌血汗工廠的風波則表明，這樣監察并非時時有效。對跨國公司來說，要想了解另一重世界里發生在生產線上的故事，絕非易事。多數人只看到中國作為世界工廠崛起的事實，西方國家只會擔心每年的貿易逆差，以及來自中國的廉價進口商品可能造成的就業崗位流失，從而掩蓋了國際社會可能有的任何懷疑，即中國企業究竟是靠什么辦法，生產出售價不到50美元的DVD播放機，以及大量的廉價玩具、內衣和電子產品的。

　　而對有社會責任覺醒意識的跨國公司來說，如何控制那些處于其全球供應鏈體系神經末梢的中國工廠，則變得越來越困難。它們一方面在壓低采購價格，迫使中國制造商想盡辦法提高勞動生產率和支付更少的勞動力成本；另一方面，又試圖以道德守則約束后者的經濟行為。這幾乎是難以調和的矛盾。

　　中國正在重演19世紀中期英國或是該世紀晚期美國的工業革命史。大量農村剩余勞動力涌入工廠和城市，成為“偽產業工人”的一員——事實上，他們中間只有少數被改造為熟練工人，大部分人只是希望能夠賺到比來自土地耕作更多的錢。2005年，整個廣東省的外來打工者超過1300萬，76.3%的人愿意接受低于1000元的月薪，在這樣的背景下，即使是提供惡劣的工作環境和不斷要求超時加班的工廠也較少遇到難以平息的抗議。

　　這些工人們不僅缺少與資方談判的能力，而且，也缺少保護自己的意識。國際公平勞工協會主席Auret van Heerden在珠江三角洲一家工廠里吃驚地發現，一些女工為了掙更多的計件工資，主動脫掉工廠發給她們的口罩和手套，完全不顧那些需要處理的化學品的粉末會被吸入身體，導致將來胎兒畸形和患上癌癥——“她們自己是自己的敵人”。

　　諸如此類的種種復雜因素導致血汗工廠的存在。從某種程度上說，這是西方世界難以理解的中國現實。從跨國公司、代工廠、工人、消費者到政府部門和NGO組織的各方利益和責任相關者，“我并不希望大家譴責這個供應鏈上的任何環節，”Auret van Heerden說，“我們還沒有一個很好的制度來監管它，來控制它。”

　　【監察，與反監察】

　　姚文娟手下的檢查員們已在本文開頭提到的那家福建賓館里呆了4天，每天從早盯到晚，詳細紀錄了員工的出入廠時間。對于經常做查廠調研的姚文娟來說，她的任務就是要從工廠現場采集到真實信息，再形成報告和建議呈交給跨國公司，跨國公司會以此決定是否繼續給予代工廠訂單，這樣的壓力促成后者產生改變員工待遇的動力。

　　她們的努力沒有白費。當4天過去，她們進廠專門向廠方索要這4天的工人加班信息時，一真一假的兩份加班紀錄讓廠方不得不承認自己修改了資料。

　　類似的故事數不勝數。十之八九的工廠都會準備兩套打卡記錄和好幾個月的假工資資料。問題是，檢查員能否在短短的一兩天內識破對方的伎倆。工廠主雖能提前打印好資料讓工人背誦答案，但終歸是臨陣磨槍。對于普遍文化程度不高的工人來講，要查出實情，查廠人員還是很有一手。比如第一次問工人有否加班，通常都會被工人失口否認。沒關系，檢查員就專門挑個星期天來問，向工人確認那天是否上班。已經加班加得昏天黑地的工人根本沒有周末的概念，隨口一答就會露出破綻。在廣東東莞，大部分玩具廠都實行13+1的作息，也就是工人半個月才能休息一天。

　　如果檢查員提出不看工廠事先準備好的工資資料，而要求看另外一段時間的記錄，工廠往往會用電腦系統出錯或者會計休假等借口搪塞。

　　為了發現真正的工廠管理狀況，姚文娟們有時也會進行突擊檢查，發現急救箱里醫療用品不全，被逮個正著的工廠經理就會尷尬地嘿嘿一笑，但在下午再檢查時就補齊了。

　　類似這樣的來自廠方的“非暴力不合作”，姚文娟已經見怪不怪。除了敦促跨國公司客戶采取更激烈的監督措施，她也沒有更好的辦法。她能做的是，在接觸到工廠管理層的時候盡量去影響對方的思想意識，讓企業社會責任的理念慢慢浸染對方。當然，工廠罷工等惡性事件的發生，對于工廠主會是立竿見影式的教育。

　　姚文娟見證過這樣的實例。2000年左右，某家臺資服裝加工企業有工人罷工，遭媒體曝光。該公司的老板正好隨后就出國參加客戶會議，之前，每次和歐美大客戶見面總是集中討論質量、款式等與產品相關的問題，這次卻讓這位老板窘困不已：幾乎所有的客戶都在關注工人罷工事件的后續處理，無形的壓力幾乎讓他抬不起頭來。

　　回國后，他著手改變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在公司內部設立企業社會責任部門，并專程從美國聘請專業人士負責，直接向他匯報。姚文娟后來曾拜訪過這家工廠，其在勞動保障方面與2000年的狀況相比，簡直不可同日而語。

　　因為跨國公司一般都是直接從海外聘用專業人士進廠勘察，文化理念的不同也引發了諸多有趣之事。比如外國檢查員發現工廠員工請事假必須填寫理由，就很難容忍，認為這極大地冒犯了個人隱私。另外，在國內經常被作為有效懲罰手段的罰款，在他們眼里也是絕對不被許可的。類似的沖突比比皆是。不過，請假需要填寫理由最后還是被代工廠保留下來了，但不得罰錢也成為大多數工廠通行的基本規則之一。

　　【改良實驗】

　　2004年9月，維泰發表了一份關于企業超時加班問題的專項報告，這項維泰在2002-2003年期間針對國際品牌在中國的代工廠所做的調查發現，在142個中國工廠中超過93%存在超時加班，56%的工廠每月加班時間超過了80個小時。

　　從2003年開始，耐克公司的中國一級供應商即能遵守法定的加班時間。之所以能夠做到，是因為這些工廠基本上只為耐克代工制造鞋子，耐克會根據每個廠一年的產能來下訂單。如果是做服裝的代工廠，受季節等多種因素影響較大，跨國公司在這種很難預期的情況下一般不會承包下某個廠的產量，而是把訂單分包給不同的工廠。對于工廠而言，如果是生產不同客戶的產品，各自有各自的要求，工廠的訂單管理難度就會相應增加。特別是許多勞動密集型的工廠，管理比較粗放，延長工時也就司空見慣了。

　　但是，是否像某些工廠主抱怨的那樣，跨國公司的訂單利潤太低，必須迫使工人嚴重超時加班方能維持工廠的運轉呢？

　　當然不是。中國資深勞工問題專家、深圳當代社會觀察研究所所長劉開明曾在廣東開平的儕達制衣廠有過極為成功的改良實踐。“善待工人”是整個儕達實驗的關鍵。2004年10月，儕達還專門成立了員工委員會，作為管理層和工人的溝通平臺，代表由工人投票選出。工廠幫助工人購買了社會保險，還在廠房內引人矚目的位置張貼了《中國人民共和國勞動法》、防火圖示、美國Timberland以及Michael Kors兩家跨國公司的《行為準則》——儕達制衣廠大約3/4的訂單來自Timberland。

　　兩年后，該廠出現了令人歡欣鼓舞的情景：工人的勞動時間從每周54個小時下降到45個小時，收入卻從每個小時4塊多上漲至5塊多，平均月工資從1200元增加到1600元。與此同時，工廠利潤上漲20%。

　　如何做到讓工人和工廠主皆大歡喜呢？工廠原來的出貨時間晚，只能用飛機空運以趕上交貨時間。一般客戶只負擔船費，高昂的空運費全都由工廠自己承擔，2003年有高達200多萬港幣的空運成本，但到2004年就降至120萬港幣，2005年就完全不再使用空運了。正是保障了員工利益，減少了熟練工人的流失率，提高了生產率，把類似這樣的可節約成本省下來，才讓工人和工廠達到雙贏。“推行企業社會責任不是慈善事業，而是商業行為、是管理行為。”劉開明對《環球企業家》說。

　　讓企業社會責任從一項道德標準的約束力，轉變為對企業管理方式的改進，也正是維泰正在做的。維泰最近一直在做有關生產率和企業社會責任的培訓，9月7日在深圳蛇口南海酒店舉辦了第6屆，這次是全球最大成衣供應商之一LF集團和Nautica公司委托維泰對其供應商進行培訓。培訓前，所有工廠代表都認為是外部原因造成過多加班，比如跨國公司給出的單價太低、技術工人難找、訂單緊急、原料供應商未能按時供貨等，而培訓的目的就在于開拓工廠的視野，在整個生產鏈條上找那些可以由工廠管理者控制和改進的關鍵點，同時提供一些國內同行的改良案例供討論。維泰的培訓師Macia對《環球企業家》強調說：“社會企業責任做得不好，可能導致低效的生產率。對于工廠而言，與其說是社會責任，不如說是好的管理。”

　　【行動起來！】

　　除了常規的由公司內部企業社會責任部門以及委托獨立第三方查廠之外，跨國公司也力求把發訂單和企業社會責任聯系起來：采購部門如果找到了新的供應商，下訂單之前須派出檢查員前去勘察，通過這一關訂單才能發出去。如果工廠勞動條件不符合，可能會責令其在限定時間內改正，最終是否下訂單視改進后的情況而定。

　　2005年8月，當香港一家NGO組織指責迪斯尼在中國的代工廠有“血汗工廠”現象時，迪斯尼即聘請維泰進行調查，其中有兩個工廠拒絕配合，迪斯尼就取消了和它們的合作。

　　2003年由清華大學當代中國研究中心完成的“跨國公司社會責任運動研究”的報告顯示，代工廠均認為來自客戶的意見是他們最重要的考慮因素。如果來自政府，他們則可能考慮搬遷。

　　但是，以取消訂單作為跨國公司對付血汗工廠的措施，這種事后懲戒并不能保證一些代工廠不會懷著僥幸心理“鋌而走險”。“對跨國公司而言，最有效的內部監管體系，是要有持續解決問題的系統，而不單單是查廠和撤消違規工廠的訂單。”維泰執行總監Daniel Viederman對《環球企業家》表示。

　　這首先需要跨國公司具有高度的內省和深度的覺悟。2006年，惠普公司發布的《Global Citizenship Report(世界公民責任報告)》中提到，在惠普的一級供應商中有41%不遵從生產守則，超過21%的工作地點不能達到惠普關于安全和宿舍、食堂審查要求，比如衛生條件不合格，單個宿舍容納的人數過多。當惠普公司威脅說六個月內如果情況得不到改善，就要中止合同時，違規的供應商修建了新的宿舍樓，確保一間宿舍的居住人數不超過8個。

　　“那些希望保持其領導地位的管理者與公司必須要毫不動搖地以自己的正直來贏得所有相關各方的信任。”在致投資者的信中，通用電氣董事長兼CEO杰夫·伊梅爾特(Jeff Immelt)寫道。2005年5月，通用電氣也首次發表了年度社會責任報告。

　　另外，跨國公司也從后備管理隊伍著眼，把企業社會責任作為選拔MBA畢業生的條件之一。Timberland美國區人事經理康奈利對MBA畢業生進行面試時，他看重的并不只是他們在營銷或供應鏈管理方面的技能，而是希望這些MBA們必須展示他們懷有讓世界變得更美好的責任感。《華爾街日報》在2006年的一項調查中披露，有84%的企業招聘方表示，MBA若能展現出對企業社會責任的認知，將對其被聘用與否起到一定或相當大的作用。

　　消除血汗工廠的更重要的力量來自政府監管。在深圳，有個廣為人知的說法，即“胡蘿卜＋大棒”，以獎罰分明的辦法促進企業社會責任的施行。“胡蘿卜”，即動用政府工程、政府采購、政府資助等多種手段，把這些訂單落實到遵紀守法的好企業手中。據深圳市勞動和社會保障局工資福利處副處長張國玖透露，深圳一年的政府工程招標額就有200-300多個億，另外還有十幾個億的政府采購額和幾十個億的企業資助金。

　　與此同時，深圳也施以“大棒”。2004年，深圳勞動和社會保障局曾對嚴重違反五項勞動法規的深圳美芝海燕電子來料加工廠處以196萬多元罰款。深圳市勞動和社會保障局每年開出的罰單總金額能達到三四千萬元人民幣。從去年開始，深圳市政府明確提出要驅逐不良企業，即“消除最惡劣的情形，驅逐最惡劣的企業”。在張國玖看來，最惡劣的情形首先是拖欠工資，再接下來才是嚴重的超時加班，“我們強調一步步持續地改善，而不是在一夜之間就能讓所有企業都達到標準”。

　　2005年，深圳市勞動和社會保障局向市委市政府提交了《深圳應力促企業履行社會責任》的研究報告，最近，深圳已將“建立推進企業履行社會責任制度”列為市委市政府2006年的重大調研課題，著手在全國率先建立推進企業履行社會責任的制度框架。

　　與政府相比，個人和NGO組織的努力，就顯得更難能可貴。自2001年以來，劉開明就一直關注企業社會責任主題，前前后后進過400余家工廠，對其中的50家一直保持跟蹤調查。從前這些工廠都達不到最低工資標準，經過幾年時間的努力全都達到了。“工廠只要有一點進步，我們就大力鼓掌，這樣它可能就想走第二步，我們就再鼓勵它走第三步，并輔以外部和內部的壓力。”劉開明說。

　　這些內外之力是否能改變中國代工廠們的生存游戲規則？剛剛沾染上血汗工廠丑聞的富士康所在的龍華鎮距深圳市區大約有1個小時的車程，但仿佛兩個世界，在外表丑陋臟亂卻又很熱鬧的街道上，每到下班時刻，富士康南大門外的十字路口就會被幾萬名員工黑壓壓地堵得嚴嚴實實。旁邊的一家飯店的老板娘雖不清楚最近的“富士康風波”，但她還是感覺到這段時間以來富士康控制加班的時間嚴了許多，晚上7點到9點，飯店就會迎來一次工人就餐的高峰，比以前有所提早。

　　蘋果公司發言人Steve Dowling在回答《環球企業家》有關其代工廠富士康被指責為血汗工廠的郵件中強調說：“蘋果公司將不遺余力確保工作條件的安全。不管蘋果的產品產自何處，皆確保工人們享有尊重與尊嚴。”

　　現在，只有100家大型的西方企業積極參與反血汗工廠運動。它們在過去的10年間做出的努力是值得贊揚的，但終究是不夠的，因為還有其他成千上萬的制造商沒有參與進來。對某些特殊行業，比如服裝制造或者消費電子，制定基本通用的標準至關重要。此外，如果要公平競爭，那為什么某一家制造商要承擔升級和監控它的工作車間勞動標準的成本，而其他制造商不用呢？

　　雖然跨國公司通常并沒有激情去擴展它們的“警察”角色，但是在解決血汗工廠這個問題上，公司不應該失去構造一個合算的、能夠自我解決的方法的機會，而非要等到政府強制介入才去糾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