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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水塔隱憂:環境與發展經濟雙重命題的沖突http://www.sina.com.cn 2006年10月08日 08:16 中國經營報
來源:中國經營報 本報記者:王永強 今夏以來,重慶、四川等地的大旱與青藏高原的雪域冰川聯系起來。 比青藏高原雪線升高更讓人憂慮的是,保護生態環境與發展當地經濟雙重命題的沖突。 這個沖突不僅關乎長江中下游的發展,甚至關系到全國人民的福祉。 一線調查 長江源困惑:雙重命題的尷尬 本報記者 王永強 西寧 格爾木報道 不到一小時光景,一塊一人多高的冰塔消融不見,滴滴答答地匯入了尕爾曲上游的涓涓細流。 此后,尕爾曲接納姜根曲、布曲等匯入當曲構成長江南源,與北源楚瑪爾河、正源沱沱河一起,流過6000多公里華夏大地。 這塊消融的冰塔是崗加曲巴(藏語意為“冰”)長江源冰塔林中的“一員”。距冰塔林幾十米,尤聯元見證了這一刻。 尤是中科院地理科學與資源研究所(以下簡稱“地研所”)研究員。2006年9月,尤再次抵達了崗加曲巴。 “冰川是在減少。”68歲的尤感慨道。 “這些年青海氣候變暖,雪山減少。2000年前,西寧最高氣溫從未超過30℃,一進入9月青海就不能只穿單褲,今年都32℃了。” 胡薇說。胡是西寧電視臺記者,作為雪花啤酒長江探源隊隊員,胡同尤是隊友。 感同身受的何止他倆。 “今年入夏以來,重慶、四川等地持續的嚴重高溫伏旱天氣,除了大氣環流問題,還跟去年青藏高原降雪偏少有關。”尤說,“降雪少,地表裸露就多;雪反射熱量,裸露的地表卻吸收熱量;雪融化吸收熱量。現在雪少了,吸收熱量就少,于是地面溫度升高,今年就熱得格外厲害。由于降水減少,氣候變暖,今年長江的水量大大減少。” 長江源福禍? “長江源冰川有無退縮,大家看法不同:1999年國家測繪局數據顯示,30年間冰川減退了600米,每年縮減20米;《中國國家地理》說一年退70多米,因此有人認為近年冰川退縮在加速。但也有人說冰川根本沒有退縮。整體上,目前還缺乏權威的數據佐證。” 四川省綠色江河環境保護促進會(以下簡稱“綠色江河”)會長楊欣稱,從事該項基礎工作的科研人員太少,很多數據不夠嚴謹。 去年5月,楊欣們在崗加曲巴打下了第一批木樁,他們準備用木樁、圖片記錄和衛星圖片比對三結合的方法監測長江源的冰川退縮。打樁每年一次,數據5年后才能公布。但楊欣表示,目前的圖片反映和目測估計都足以肯定冰川在消退。 沱沱河氣象站2001年至今5年來的監測數據表明,跟30年前相比,青藏高原年均氣溫升高了0.2~0.5℃;長江源從年均-4℃,升至近兩年年均-2℃。沱沱河水文站的監測也顯示,近年長江源來水量偏少,含沙量增加。第三次全國水土流失遙感調查稱,長江源的水土流失面積由1995年的46328.87平方公里增至2001年的48888.7平方公里。 在楊欣看來,長江源人口增長以及由此引發的草場沙化退化加速、野生動物大量減少更讓人擔憂:“早先,牧民們的牛羊大部分自己食用。現在,摩托車和汽車成為新代步工具,這只能通過畜養更多牛羊換取,過度放牧成為必然。” “長江源生態惡化有天災,也有人為因素。”青藏高原環長江源生態經濟促進會會長哈希·扎西多杰說,“在經濟一體化、全球變暖和西部開發大背景下,本地居民的生活、放牧、生產經營方式和財產擁有制度發生了重大變化。在經濟和市場誘惑下,如何讓原住民認清環境保護和經濟增長的關系,解決好政府、企業投資人、居民三者的協調發展,非常關鍵。” 長江源的生態保護,曾留下深刻教訓。 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的可可西里淘金熱,第一次直接引發了公眾對青藏的關注。盜獵分子對藏羚羊的瘋狂捕殺,導致其種群數量由100萬劇降至1萬只;因上游生態環境惡化等因素,1998年夏天長江發生特大洪災。 今年7月,青藏鐵路開通,媒體對西部的報道熱潮,再次引起了公眾對青藏高原和長江源的濃厚興趣。這是長江源之福,抑或其禍? “維持長江源的無人區原貌是最好的保護。近年到長江源探險的游客不斷增加,我個人對媒體以關注名義刊發的曝光炒作持保留態度。為保護長江源,綠色江河非常缺錢,但我們無法認同和接受那些用炒作方式提出合作的公司。”楊欣很堅決。 尤聯元也憂心忡忡:“沱沱河鎮是長江源第一鎮,行政上歸青海格爾木管轄,但沱沱河鎮周圍的長江源居民戶籍卻屬西藏。這種歷史遺留的管理問題實際是一種不管理。可可西里保護區成立后,進入可可西里需要審批,但進入長江源,目前還沒有什么限制。” 江蘇泰州人欒凌華笑著說生意比原先好多了。欒是沱沱河賓館經理,在小鎮經營賓館15年的他坦承,游客正代替運輸司機,成為賓館的主要客源。 轉型沖動 從格爾木沿青藏公路向西南行進400多公里,就是沱沱河鎮。小鎮大約有300多名居民;通往拉薩的公路自鎮中央穿過,路兩側布滿飯館、汽修站和簡易旅店。作為小鎮最大客棧,擁有近60個床位的沱沱河賓館距公路足有一公里。如此距離尚能感覺生意好做多了的欒凌華,的確應該感謝格爾木的轉型。 格爾木是蒙語音譯,意為“河流密集的地方”。半個世紀前,“青藏公路之父”慕生忠將軍帶領大批官兵來到這片戈壁灘。但由于格爾木僅是個地名,找尋其確切位置讓人傷透腦筋,慕遂將手中的鐵鍬往地上一戳:“不必再找了,這就是格爾木。”自此,處于青海地理中心位置的格爾木誕生,并因中轉85%的進藏物資、95%的出藏物資成為青海第二大城市。 除物流業外,格爾木礦產資源豐富:7處鹽湖礦產地,煤礦集中分布在南部,北部有全國第四大天然氣田。格市的“3+2”產業發展戰略中,鹽湖化工、石油天然氣化工和商貿物資流通業分列三大支柱,特色農業、旅游業則是兩個新的經濟增長點。 2002年,格爾木一、二、三產業增加值比重分為2.31∶60.35∶37.34;2003年1.45∶62.55∶36,2005年則進一步拉大為1.1∶69.8∶29.1。今年7月,國家主席胡錦濤在格爾木宣布青藏鐵路全線貫通。這座隨鐵路修筑而繁盛的城市,伴著數萬施工大軍的陸續撤離,其產業結構不均衡日益凸顯。 “筑路隊離開后生意清淡,收入有過去的60%就不錯了,”西大灘佳美手抓飯館老板說,“好在政府免了營業稅。”西大灘位于玉珠峰山腳,6178米的玉珠峰向因海拔高、坡度緩備受登山初學者喜愛。記者看到佳美旁邊的一處店面已人去樓空。格爾木市2000多輛出租車也進行了運營管制:逢單日,編號雙數的車輛運行路線受限;雙日,單數車受限。 沒沾多少青藏鐵路通車的光,格爾木副市長孟海的遺憾寫在臉上。他指著火車站廣場花壇的“中國鹽湖城”字樣,強調格爾木必須轉型。“離昆侖山、納赤臺神泉、玉珠峰不遠,是我們的優勢。”孟海們的算盤是以格爾木為軸心進行深度生態游開發,利用長江源、可可西里、鹽湖、雅丹地貌這些夢幻般的景致,延長旅客在格的停留和消費時間。 道理很簡單。為了保護脆弱的高原生態環境,雖然格爾木礦產資源豐富,但國家“限制性發展”的政策不能違背;而且,憑借擁有國內最大鹽湖察爾汗打造的“中國鹽湖城”形象牌,顯然不是推動格爾木經濟全面發展的強力引擎。倒是作為行走青藏的必經之地,格爾木通過比附手法推出打包的高原生態游更具操作性。同時,囿于接待能力拉薩限流,如能將滯留西寧的近萬游客吸引過來,必將極大優化格爾木的產業結構。 “隨著經濟發展和戶外運動普及,長江源高端生態旅游牌可以打,但一定要考慮環境承受能力,嚴格控制游客數量。”多次考察長江源的地研所研究員李炳元說。楊欣對此深表贊同:“游客對當地道路修建、生活垃圾和污水處理等基礎設施的隱性需求,潛移默化中對當地居民的文化影響和沖擊,都可能危及長江源脆弱的生態環境。” 今年前7個月,青海省實現旅游總收入20.91億元,同比增長27.1%;接待國內游客520.49萬人次,同比增長26%。與數字相對應,美麗的青海湖畔,身穿藏式服裝、拉著游客喊“叔叔阿姨,給我一塊錢,照個相吧”的懵懂少年,正逐漸多了起來。 透視 生態補償機制:猶抱琵琶半遮面 “與長江源同處三江源保護區的黃河源頭治多縣,每逢暖濕氣流經過,都要向天空放炮實施人工降雨。但下雨陰天牧草生長緩慢,牧民收入就要受影響。” 當地一位不愿透露名字的王先生告訴記者。這樣的情況每年要有20多天。 國家環保總局資料顯示,僅“十五”期間,黃河上游人工增雨即達60億立方米,形成徑流13億立方米。而49%的黃河總水量來自該地區,這是黃河源頻繁實施人工降雨的主要原因。 “隨著三峽、南水北調工程的實施,長江源生態環境的優劣,不僅直接關系到長江中下游的發展,甚至關系到全國人民的福祉。”中國社會科學院工業經濟研究所研究員陳耀表示。 有專家認為,隨著近年長江源雪線升高,上游來水減少,含沙量增加,長江源實施人工增雨,也勢必影響到該地區的牧民生存與發展。 被忽視的利益 長江流域水資源保護局有關專家指出,脆弱性除外,長江源特殊的生態系統還兼具整體性和系統性:源頭地區需要優先開發而非保護,所謂的“靠山吃山”,中下游地區首要考慮源頭保護而非開發。在上游保護下游受益的格局下,長江源帶有自我犧牲的“限制性發展”保障了中下游地區乃至國家的利益,但該地區居民的經濟發展要求卻很容易被忽視。 “為維護國家生態安全和促進中下游地區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青海人民犧牲了一部分發展機會和自身利益。比如,因禁牧減畜、禁采蟲草和禁挖砂金等,減少了農牧民收入;因保護大江大河水質,嚴禁建設污染嚴重的項目;因保護高原脆弱的生態環境,限制開發礦產資源和水電資源等。”國家環保總局副局長潘岳說。 不僅如此,像龍羊峽、劉家峽等大型水電站的收益統歸中央政府調配;青海湖畔“中國原子城”,則是我國原子彈和氫彈的最早研制基地。“如果這樣奉獻還不夠,還要將長江源生態保護的責任壓在源頭和青海各級政府身上,顯然是青海不能承受的重擔。”上述王先生稱。 待解的公平 南水北調、森林禁伐、西部地區退耕還林等舉措的直接受益者還是發達地區。從1980年到2003年,東部地區在全國經濟總量中的比重由50%增加到59%,環保區域上的不公平十分明顯,“誰受益誰補償”的原則沒有得到落實。潘岳曾經撰文表示。 為此,潘岳提出了建立新的綠色GDP國家績效考核體系、考慮重新調整國土規劃中的行政區域改革、加快實施生態補償機制包括呼吁建立國際環境補償體系、保障公眾參與影響自己利益的環保決策、實施循環經濟生態移民等一系列新經濟政策的五項應對措施。 2005年10月,“十一五規劃”將建設資源節約型和環境友好型社會列為重要戰略目標。2006年2月,國務院《關于落實科學發展觀加強環境保護的決定》明確提出,要把環境保護納入領導班子和領導干部考核的重要內容,并將考核情況作為干部選拔任用和獎懲的依據之一。2月20日,我國首部環境保護處分的專門規章——《環境保護違法違紀行為處分暫行規定》正式公布實施。7月31日,國家環保總局全面啟動11個地方派出執法監督機構,包括5大環保督察中心和6大核與輻射安全監督站,力圖繞過地方政府干擾,以垂直管理和區域督查方式,有效約束環境違法行為。 “我住長江頭,君住長江尾。日日思君不見君,共飲長江水。”但長江中下游區域卻在最關鍵的“生態補償機制”上,猶抱琵琶半遮面,見不到“思君”的表現。 等待行動 “生態補償機制已經呼吁了十幾年,但因為計算、核算公式非常復雜,各方利益眾多,所以遲遲未能出臺。”陳耀認為,“建立補償機制最核心的問題就是錢從哪來,怎么收,收上來怎么花,如何保證落實到位。” 事實上,不得不注意的一個背景是,十多年前的長三角地區尚處于經濟發展的起步期,東西部的差距也沒有現在這么大。而眼下,中央正準備通過中部崛起戰略,將國內最發達的長三角經濟帶發展經驗從下游推向中游。我國東部沿海的經濟發達省份,也完全具備了向中西部提供支持的財政能力。 9月7日,國家統計局和國家環保總局聯合發布《中國綠色國民經濟核算研究報告2004》。作為我國第一份經環境污染調整的GDP核算研究報告,該報告公布了國內首創的兩大綠色GDP指標:2004年全國環境退化成本5118億元、虛擬治理成本2874億元,分別占當年GDP的3.05%和1.80%。數字表明,我國的環境形勢容不得半點樂觀。 “下一步,環保總局將重點研究如何利用綠色國民經濟核算結果來制定相關的污染治理、環境稅收、生態補償、領導干部績效考核制度等環境經濟管理政策。對于因環保而利益受損地區,可由受益地區和國家采取財政轉移支付、項目支持、征收生態環境補償稅費等多種方式補償。”潘岳表示。 訪談 統一規劃遏制生態惡化-訪國家環保總局副局長潘岳 《中國經營報》:青海是我國的水資源大省,當地為了保護環境犧牲了不少發展機會,國家對此是否有相關補貼政策?黃河、長江沿線經濟發達省市,是否該對青海的環保犧牲作出經濟補償? 潘岳:青海省地處青藏高原東北部,是長江、黃河、瀾滄江等眾多河流的發源地,號稱 “中華水塔”,對全國、全球的大氣、水循環具有重要的影響。全省每年輸出省外的總水量超過600億立方米。長江總水量的25%、黃河總水量的49%和瀾滄江總水量的15%來自這一地區。青海的生態地位十分重要,保護好青海的生態環境,對維護國家生態安全有著重要作用。 近年來,在國家的大力支持下,青海省不斷加強生態環境保護和建設,相繼實施了三江源國家級自然保護區生態保護和建設、天然林保護、退耕還林(草)和退牧還草等一系列生態治理工程。同時,青海省人民政府相繼發布了有關禁牧、停止天然林采伐、禁止開采砂金的規范性文件。 青海人民為維護國家生態安全和促進中下游地區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犧牲了一部分發展機會和自身利益。作為受益的中下游地區,有責任通過各種方式幫助青海人民脫貧致富。國家除了繼續通過財政轉移支付支持青海外,也應建立更加有效的生態補償機制,給予政策和資金上的支持。只有這樣,才能保護好建設好高原生態屏障;才能統籌協調區域發展,縮小地區差距,增強民族團結,加快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步伐。 《中國經營報》:考慮到青藏地區脆弱的高原生態特點,有無必要建立一個全局性的經濟發展和環境保護規劃審議小組,或者采取哪些更合理舉措,以更好保護環境? 潘岳:青藏高原生態環境極其脆弱,生態地位極其險要。目前,生態環境惡化的趨勢尚未得到有效遏制,生態保護與建設的任務十分繁重,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的矛盾突出。為了青藏高原更好地實施科學發展觀,為了中華民族的生存繁衍,完全有必要加強青藏高原經濟發展的統一規劃,并通過規劃環評,確保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進入良性循環狀態。 保護與建設高原生態環境,除了前面提到的生態補償機制外,還應強化三項措施:一是加大對青藏地區生態環境管理和技術人員的培訓,不斷提高人員素質水平;二是繼續加大青藏地區基礎設施投入,改善基礎設施落后狀況,緩解瓶頸制約,適應經濟社會發展需要;三是扶持和培育青藏地區生態旅游、農產品深加工等替代產業和退耕還林等后續產業的發展,增加農牧民收入,優化產業結構,促進區域經濟發展。 記者觀察 喚起經濟美德 蹣跚行進、一步三嘆,在海拔5500米的崗加曲巴,觸摸長江之源。 冰凌淋漓云摧山,鐵背荒原舞翩躚。這,不僅是一次慷慨激昂的高原探險,而是一次探求真實鏡像的新聞行動。 長江,中國的經濟之河。在它的源頭,我們親見,一切正在蛻變。這種蛻變關聯中國經濟未來。 長江經濟帶概念的提出,迄今十余載。按照時下通行的定義,長江經濟帶囊括“七省二市”,青海被“排除”在外。這不能不讓人抱憾。有經濟學者已經在呼吁,長江經濟帶有意識地“拒斥”青海,是對“生態極點”、“中華水塔”的欠愧。作為長江經濟帶重要的經濟增長極,大上海安享著各類優質生產要素的密集匯聚。由此上溯,長江經濟帶的生態極點青海,注定要流淌更多的犧牲。 但是,生態之極有權獲得多一些的垂注與呵護,起碼不應是淡漠。長江經濟帶的經濟重心在下游,生態重心則在上游,任何的偏轉都會導致失衡。上游保障下游,下游反哺上游,這是理想中的良態。畢竟,積極的善待優于蒙損后的痛責。 34年前,3位美國學者以略顯沉重的筆調寫下《增長的極限》一書,迅即在西方世界走俏,他們對人類社會不斷追求增長的發展模式提出了質疑和警告。古希臘的智者亦認為,人從生存經驗所得的道德德行與親切互利的社會性,應以自然為始源和準則。今天,我們大力倡議的經濟增長方式以及社會和諧的終極目的,無外乎社會人與自然生態的協調相榮。 人為膨脹的,是單邊增長的無邊欲望;刻意緊縮的,是協同發展的道義擔負。物質愈益豐裕的當下,樹立并喚起經濟美德,即在于對自然的深度玄思與極度珍視。不尊重江河自然,就不大可能在多樣化經濟訴求之間,求得彌足可貴的均衡與升級。 藏族漢子哈希·扎西多杰,這位索南達杰曾經的秘書,蹈著英雄的足印投身保護長江源的自我沖動之中。扎西多杰們的草根式努力,也是一種美德。 相關 民間補位 長江源官方環保補償機制的建立尚需時日,民間的保護活動卻已悄然行 進。 興建于1997年10月的索南達杰自然保護站,是我國民間第一個自然生態環境保護站。1996年5月奠基,它是綠色江河會長楊欣一手帶大的“孩子”。 從1984年參加長江上游金沙江段考察開始,成都人楊欣就注定了與長江的一生情緣。10年光陰,楊欣已是我國著名的長江攝影和探險專家。 1994年1月18日,孤身一人的治多縣西部工委書記索南達杰,同18名偷獵者在太陽湖畔激烈槍戰,中彈犧牲。高原零下40度的低溫,把他至死雙手握槍、保持推彈射擊的姿勢凝固成一尊不屈的雕像。 英雄的鮮血和槍戰現場偷獵者丟下的近2000張藏羚羊皮,深深觸動了用鏡頭記錄祖國山川美景的楊欣。1995年起,楊欣開始在北京呼吁進行長江源生態環境保護,他講到的可可西里、藏羚羊和索南達杰,幾乎沒人聽說。 索南達杰和他的野牦牛隊員,是藏民為保護自己生活家園組建的民間組織。因為涉嫌違反國家槍支管理條例,索南達杰犧牲后,西部工委也被撤銷,國內的第一支民間環保組織以悲壯結局收場。 走向全國 1996年,楊欣組建“保護長江源,愛我大自然”活動考察隊,邁出了從“說”到做的第一步。這個活動的籌委會,也成為日后綠色江河組織的前身。 1996年5月,索南達杰自然保護站奠基后,資金就成了困擾保護站建設的最大難題。幸運的是,處處碰壁的楊欣沒有放棄努力。1997年,他講述自己長江源探險經歷的《長江魂》寫成并開始義賣。通過義賣書款購買建筑材料,1997年9月10日,楊欣們終于在可可西里東側昆侖山腳建立起了索南達杰自然保護站,可可西里無人區的反偷獵工作者有了最前沿基地。 1998年8月,在深圳英特泰投資有限公司和王石等環保人士的資助下,索南達杰自然保護站進行了二期建設;次年9月,在香港地球之友資助下,保護站完成了三期建設。 近10年間,志愿者、義賣和企業贊助構成了支撐綠色江河發展的鼎之三足。而義賣所得款項,竟然一直占綠色江河支出經費的50%,這跟國外非政府(NGO)組織絕大部分經費來自政府和企業贊助的情形完全不同。很明顯,跟野牦牛隊依靠自身武力展開保護斗爭不同,綠色江河試圖撬動全國的力量。索南達杰之后,民間環保組織成功地完成第一次轉向。 官民攜手 2003年1月,綠色江河與可可西里自然保護區管理局達成合作協議,索南達杰自然保護站無償交付該管理局,管理局派人開展工作,雙方統一管理。民間環保第二次轉向,可可西里保護機制從各行其是變為官民攜手。 楊欣也未停下腳步。2005年6月,《親歷可可西里十年》開始義賣,楊欣又走上了中國民間第二個自然保護站——橫斷山區原始森林保護站的籌建之路。1984年,楊欣還是一名21歲的毛頭小伙;而從保護藏羚羊到關注原始森林,楊欣們的視野隨著他們的閱歷增長不斷開闊。 國際接軌 楊欣們越來越不孤獨。 參與了青海省政府首屆三江源國際攝影節組織籌辦工作的王艦艇,是青海香巴林卡旅行社副總經理。“接待旅游團只是旅行社的一部分服務,近年青海湖黃魚大量減少,盜墓等破壞青海人文環境的行為猖獗,我正和朋友籌劃成立一個這方面的環保組織。” 組織了雪花啤酒長江探源活動的華潤雪花啤酒公司市場部副總經理利莉說:“雪花啤酒的釀造需要優質水源,探源隊希望通過自己的行動,喚起全社會對長江源和母親河保護的充分重視。” 可預期的是,在經過改革開放20多年的風雨洗禮之后,中國企業的社會責任意識正成為民間環保組織尋求支援的新支點;而企業的介入,也將徹底改變10多年來民間環保組織的資金籌措困境,使其發展模式同國際接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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