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油價下的大國抉擇

　　“美國和中國是世界第一和第三大石油進口國，中美兩國在保障石油供應安全、維護國際石油市場穩(wěn)定問題上，有著共同的利益和責任。”國家發(fā)改委副主任張國寶9月11日在杭州表示。兩天后，美國能源部助理部長凱倫·哈伯特與張國寶舉行第二次“中美能源政策對話”，并達成共識，未來將以提高能源效率和發(fā)展新能源與可再生能源作為兩國的合作重點。

　　較之去年在華盛頓舉行的第一次中美能源對話時所籠罩的“中國能源威脅論”、“反對中海油競購優(yōu)尼科”相比，這一次似乎更預示著中美能源合作進入實質階段。尤其在近兩年高油價的逼迫下，不僅中美之間，而是需求側主要國家聯(lián)合起來，建立起統(tǒng)一機制，與資源國展開對話，這將有利于全球經濟的穩(wěn)定。但大國間如何放棄既有的成見和猜忌，維持合作與競爭的平衡，將是一個問題。

　　中國作為一個負責任的大國，在全球范圍內廣泛尋找油田的同時，也在不斷努力建立石油儲備體系、尋求替代能源、提高能源利用率、進行產業(yè)調整以及減少二氧化碳排放、維持全球生態(tài)平衡等。中國啟動神華煤變油項目、計劃大規(guī)模運用乙醇汽油等，即是為此努力的證明。然而煤變油、乙醇汽油可否大規(guī)模應用？當前，中國建立石油儲備的時機是否成熟？這些都值得深思。

　　針對上述問題，本報誠邀中國石油大學工商管理學院副院長董秀成、廈門大學中國能源經濟研究中心主任林伯強和中國人民大學國際能源研究中心主任查道炯，齊聚本期“天下論衡”，縱論當前高油價下的大國策略和責任，是為中國能源系列第二篇。

　　本報記者 劉 巍 北京報道

　　1. 中美能源合作

　　主持人：2006年9月13日，第二次中美能源政策對話在浙江杭州舉行，雙方都表達出友好合作的意愿。而此前，中美在能源領域競爭氣氛很濃，甚至產生沖突。這是否意味著中美能源關系上的一種轉變？

　　董秀成：應該可以下這樣的結論。美、中是世界上最大的兩個石油消費國，合作對雙方是一個互利的局面。如果消費大國之間不協(xié)調立場和機制，那就只能是更加激烈的競爭，甚至在某些地區(qū)產生不必要的沖突，進而推高油價，這對整個世界的能源供應和經濟發(fā)展都是不利的。兩國現(xiàn)在強調合作，至少反映出兩個含義。一是近幾年的高油價，對雙方經濟都產生了影響，雙方意識到需要建立合作。二是兩國都是消費大國，如果能夠合作，有利于抑制本國石油消費。比如在政策和技術等方面，美中各有自己的經驗，可以互相協(xié)調、借鑒。而對于中國來說，不僅要與美國合作，中俄、中日、中歐之間也存在類似問題。

　　查道炯：其實，并不是美國或中國政府在能源問題上的立場有了新的變化，而是更容易被媒體跟蹤的輿論環(huán)境出現(xiàn)了變化。早在1979年1月，鄧小平與美國總統(tǒng)卡特便代表雙方政府簽署了《中美政府間科學技術合作協(xié)定》。該協(xié)定每五年續(xù)簽一次,目前依然有效。根據(jù)該協(xié)定,兩國政府部門先后在高能物理、空間、環(huán)境保護、核安全、能源效率等30多個領域簽署了34個合作議定書或諒解備忘錄。在雙方政府的主導和支持下，中美兩國的能源科技人員、能源政策討論等方面組織了3萬多個合作項目。另外，自1980年以來，美國的油氣公司通過合作開發(fā)或控股的方式，一直在參與中國陸地和近海的油氣資源開發(fā)。

　　國家間在能源領域的交往問題，與國內的能源問題一樣，涉及能源政策、能源技術和能源外交三大領域。人們通常更容易注意政府能源外交方面的言辭和舉動，而忽視了其它兩個方面。

　　主持人：之前美國對中國從南美以及非洲購買資源，已明確表示不悅。但中國為確保經濟持續(xù)發(fā)展，就必須要有足夠的能源供應保障。有人甚至認為，中美之間的能源沖突不可避免，不過是時間早晚的問題。那么您如何看待兩國的合作前景？雙方是否具有合作基礎？

　　查道炯：這要看我們所說的“美國”指的是哪個政府部門。對中國在南美及非洲市場從事上游開發(fā)活動持批評態(tài)度的是美國國會，更具體的說，是部分國會議員于2000年設立的“美中經濟與安全審查委員會”。但該委員會參加中國能源外交及能源政策的美國專家也不全是對中國持批評態(tài)度的。

　　美國政府行政當局中，能源部負責與中國在能源領域合作。能源部在2006年3月向國會提交的報告中稱：對中國從全球能源貿易市場“移走”(remove)石油的指責并沒有道理，因為中國公司在海外為獲得“份額油”而進行的投資，從效果上講，與中國從國際石油公開市場購買并沒有不同。

　　中美在能源領域的合作已經建立了較全面的基礎：推動在中國境內節(jié)能、能源結構多元化、開發(fā)新能源和可替代能源。當然，如果中美兩國政府能夠為中美兩國的能源公司在第三國從事能源開發(fā)和加工、在國際能源貿易市場上為穩(wěn)定供應和油價變化而合作，那將是對全球能源經濟的莫大的貢獻。

　　其實，“沖突”與“合作”之間的分水嶺并不是那么清楚。一家公司接受另一家公司的并購，我們一般稱之為“合作”，但是，從事同一產業(yè)的公司間的商業(yè)利益總是沖突的。國家與公司有類似的地方。中美有各自的能源供應保障機制。試圖獲取同一個海外資源的局面難免出現(xiàn)，也是正常的。我們不能把它簡單化地看作是沖突或合作，而是要從投入與產出的角度去看是聯(lián)手還是獨自行事。

　　林伯強：我覺得中美之間對能源的爭奪還不如中日之間的爭奪激烈，因為中國和日本都是亞洲國家，走的輸油通道都是同一條，具有很強的趨同性。而中美之間的沖突主要體現(xiàn)在量上，只有中國的能源消耗量足夠大到能威脅美國，危險的沖突才可能爆發(fā)。目前中國的需求強勁主要表現(xiàn)在增長速度上，在絕對量上對美國還不構成威脅。但要考慮到，中國人口眾多，人均能源消費量還很低，所以美國會感覺到中國帶來的潛在威脅很大。再者，美國比較擔心的是，不愿意中國去他們不想去進行能源合作的地方，因為會影響到美國對這些國家的政策執(zhí)行。但中國同樣面臨難處，美國想讓我們去的地方，大部分能源已經為美國和其他發(fā)達國家所控制或影響，中國很難進得去。

　　主持人：中國的崛起以及對能源的迫切需求，已引發(fā)西方國家的危機感，中海油收購優(yōu)尼科失敗就是一個例子。但美國能源部助理部長哈伯特接受本報訪問時也說，優(yōu)尼科事件雙方存在誤解，她要向中國解釋，這并不是他們的政策，他們“歡迎中國的投資”，如何理解哈伯特的態(tài)度？而中國在收購海外油氣資源時又如何避免對方出現(xiàn)反彈和恐慌情緒？

　　林伯強：作為美國官方，肯定會這么解釋，但是具體操作時恐怕該誤解的還會繼續(xù)誤解。其實大多數(shù)國家對本國大石油公司被收購都會進行一定干預，畢竟石油公司與一般企業(yè)不同，如果換成美國到中國收購油企，同樣也會遇到一定程度的阻撓。

　　中國的走出去戰(zhàn)略肯定要堅持，但為了避免其它國家產生反彈情緒，中國政府應該注意兩點：一方面，政府從宣傳、外交上必須為企業(yè)提供幫助。但另一方面，政府應該盡量不要在財務上介入，現(xiàn)在石油企業(yè)是國有，融資的銀行也是國有，并購很容易被誤解為政府行為，這個要盡量避免。此外，作為企業(yè)，走出去是一個長遠之計，短期動作不宜太大、太快，否則會讓人感覺到你迫不及待、不計代價，購買海外資源時肯定處于下風。

　　董秀成：中國的油企作為股份制公司，應該以商業(yè)運作為主，成為一個國際化的跨國石油企業(yè)也是公司戰(zhàn)略所在，因為國際上大的石油公司沒有一個是完全立足在本土的。政府在制定政策或者對外宣傳時，不宜過分強調本國公司走出去戰(zhàn)略。

　　查道炯：未來是否繼續(xù)在美國收購資產，得從多方面去判斷。這些年的大宗海外競購案提醒我們一個道理：在美國投資也必須評估美國市場的政治風險。可惜的是，我們的媒體討論往往走極端：要么認為錢決定一切，要么認為政治決定一切。所幸的是，在中國的國際政治研究界，越來越多的學者的研究方法能為我們的企業(yè)走向海外所用。我們也有越來越多的企業(yè)開始認識到，國際政治不是高墻學府或政府外交部門所要考慮的問題而已。其實，美國的國際關系研究的選題，就有不少是企業(yè)向大學和研究所提出幫助回答的問題。甚至可以說，美國企業(yè)的國際化需求是推動美國國際政治問題研究的重要來源之一。

　　2. 消費國結盟?

　　主持人：剛才林先生提到，在對海外能源資源的渴求和爭奪上，中日之間的問題甚至較中美更為尖銳：兩國不僅同樣資源緊缺，在石油資源來源渠道上也有趨同性。目前，來自中東地區(qū)的石油供給分別占到兩國石油進口總量的50%和87%，且均經由馬六甲海峽、中國南海到達兩國。現(xiàn)在中國與美國已經展開能源合作對話，那么中國與日本能源合作前景如何？

　　林伯強：在能源方面，日本比美國更沒安全感，因為日本國內沒有資源，而且美國的節(jié)能潛力也比日本大，美國還是一個能源相對浪費的社會。所以，中日的競爭比中美之間更為激烈，加之兩國存在眾所周知的歷史原因，恐怕合作會更難，但在能合作的地方應盡量合作。

　　其實不僅中國與日本，而是消費大國之間都應該合作，因為需求側的合作可以向供應方發(fā)出一個比較正確的信號。需求側自身的競爭越強，能源供給方越會感覺到能源稀缺，價格必然抬高，盡管對能源布局卻沒有太大影響。

　　董秀成：我認為中日兩國的主要矛盾不在經濟領域，而是一個政治癥結。如果隨著政治關系的改善，兩國在能源領域也會建立一套合作機制。

　　查道炯：中日之間在能源領域也有較好的、由政府推動的合作歷程。僅舉一例：位于北京，于1996年5月5日建成投入使用的中日友好環(huán)境保護中心已經運行了10年整。事實上，美國、日本、歐盟與中國之間都有范圍廣泛的能源消費技術、環(huán)境保護等領域的合作。

　　如果把中外能源合作對話簡單地理解為通過對話改善中國獲取境外能源資源供應量上的外部環(huán)境，那是一種短視思維。近年，一方面中國的石油進口依賴程度、國際

石油價格不斷上升，另一方面持續(xù)的高速增長表明

中國經濟成功消化了依賴進口所帶來的壓力。與此同時，不論“中國能源威脅論”在國外政治界和輿論界多么有市場，中國的能源進口，從源頭到運輸途徑都沒有受到蓄意阻撓。也就是說，中國沒有遭受到最直接的能源安全威脅，即境外能源供應中斷的打擊。

　　與此同時，高耗能、低附加值的工業(yè)項目的廣泛存在增加了實現(xiàn)節(jié)能降耗目標的困難，而且阻止同類產業(yè)重復建設的難度依然存在。過去幾年，中國在鋼鐵等初級產品生產方面出現(xiàn)了產能過剩的情形。產能過剩所導致的尋求出口市場的必要卻因國際上供需情形的變化而不得不接受價格走低。這樣，中國的相關產業(yè)便把自己鎖進了一個惡性循環(huán)的產業(yè)經濟鏈條。所幸的是，自2004年以來，節(jié)能降耗已經成為中央政府推動經濟增長方式之轉變的重要切入口。所以，我更看重如何利用政府間對話更有效地應對國內能源經濟中的挑戰(zhàn)。

　　主持人：據(jù)報道，印度、中國、美國、日本與韓國五國能源部長將于10月在北京舉行能源會議時，可能首次簽署一項“共同努力”穩(wěn)定油價方案，包括確保國際市場穩(wěn)定及維護能源安全。如何看待其作用？

　　查道炯：類似的努力已經有不少。全球能源貿易市場已經開始面臨的狀態(tài)是：由于進口國和出口國政府之間沒有達成能源貿易條件上的一致，也由于能源價格的走高以及對未來可供開采的能源量在減少的擔憂，出口國找到了新的地緣政治和地緣經濟方面的機遇。越來越多的出口國力圖窮盡其經濟與政治空間，達到既能保障其需求市場又能將能源貿易條件作為其外交關系籌碼之目的。

　　我們要等相關會議所提出的方案公布之后才有基礎觀察它的邏輯。至于是否有效，還有待時間的檢驗。

　　董秀成：最近兩年

國際油價高漲，在某種程度上并不是供求關系造成的，更多的是政治因素、投機因素，這也充分說明了消費國與資源國之間沒有一個合作機制，大的能源消費國之間沒有良好的合作。比如，美國的經濟實力強、承受力大，所以之前可能對油價上漲比較放任。其實假如兩年前，中、美、日、歐盟以及印度等國能聯(lián)合起來，建立一套共同機制，國際油價可能不會漲到那么高。而油價高到目前這個程度后，幾個消費大國都意識到了共同的威脅——長此以往對各國的經濟發(fā)展都不利，而且這些國家的經濟一旦受到影響，整個世界經濟可能就會出現(xiàn)衰退。我想這個會開完后，油價應該會進一步回落，這將是一個很重要的信號。

　　林伯強：我認為意義非常重大。這五個國家的能源需求已經占到全球的50%左右，擁有一定話語權，如果能夠聯(lián)合起來與石油輸出國組織(OPEC)進行對話，對穩(wěn)定國際原油市場有很大好處。但與OPEC不同，他們是有組織、有策劃的綁在一起，而這五個國家在很多情況下立場不同，本身之間就有矛盾，所以很難判斷他們能合作到什么程度。

　　3. 中國能源新戰(zhàn)略

　　主持人：中國能源需求非常強勁，很大程度上打亂了原有的世界能源格局。因此包括美國在內的一些國家提出，中國應該成為一個負責任的大國，穩(wěn)定世界能源市場。比如不應該試圖控制全球的能源供應，應該在世界能源市場按照市場價格采購能源。您如何看待這種觀點？

　　林伯強：我想問問中國怎么不負責了。如果說中國用比較高的價格來采購，那賣方不便宜賣給我們，我們能怎么辦？如果說中國不應該出去收購油田，而是應該去市場上買石油，那么美國為什么不問問自己是怎么做的？

　　查道炯：據(jù)我所知，美國公司采購的石油中40%來自其境外份額油或長期貿易協(xié)定投資，而中國的進口石油則有95%是從國際公開市場購買的。

　　林伯強：作為一個負責任的大國，中國對本身需求應有一個比較充分的考慮，盡量節(jié)約能源，尋求替代品、抑制需求、進行產業(yè)調整，建立石油儲備系統(tǒng)，我認為做到這些就可以說是能源市場中負責任的大國了。無原則退讓和人云亦云，不在成為負責任的能源大國的工作大綱里。

　　董秀成：這種觀點本身又是一種誤解，不過是給西方國家一些對華不友好的政客或學者提供了一個說辭——因為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石油緊缺，所以不計手段、不計成本地去獲取國際資源。其實所謂的負責任這種說法我不完全認同，油價趨高并不是因為中國，而是一系列綜合因素造成的，包括西方國家的放任態(tài)度。當然，中國的確應該采取一些措施，減緩能源消費增長的速度。事實上，中國政府也在通過各種努力，包括節(jié)能、提高利用效率，甚至出臺降低能耗20%的硬指標。

　　主持人：您認為十一五期間把能耗降低20%可行么？

　　董秀成：我比較樂觀。因為中國的很多問題不能簡單地按照這種經濟數(shù)字去看，行政手段還起很大作用。目前，中國的問題是，中央和各個地方政府存在目標不完全一致、能源使用仍存在普遍的浪費現(xiàn)象，節(jié)約能源的潛力很大。如果對地方政府或者大企業(yè)有一個硬性考核指標，地方政府在上項目的時候，就會考慮這個項目所要消耗的能源，不合適的項目就可以不上。但以前很多地方政府只要能把GDP提上去，什么樣的大項目都敢上。所以我認為這方面的潛力還是很大的。

　　林伯強：我個人認為十一五期間能耗降低20%的目標很難實現(xiàn)。因為無論是產業(yè)結構調整，還是節(jié)能，都有一個時間差，不可能馬上實現(xiàn)。但如果在十一五期間能打下一個堅實的基礎，在下一個五年規(guī)劃中，解決能耗問題還是非常可能的。

　　目前，中國在相關政策方面應該有所轉變，比如國家如何鼓勵替代能源的開發(fā)等。舉一個例子，風電本身成本就高，國家又不適當給予高電價，這必然會打壓風電的發(fā)展。其實風電所占的比例很小，即便價格高一點，對整個電價水平也不會有明顯影響，何況價格不是批一次就一成不變的，以后還可以下降。另外，風電市場本來就小，現(xiàn)在還片面追求設備國產化，導致一些項目一拖再拖。其實，風不用來發(fā)電，也是白白吹過去了，而煤炭挖一噸就少一噸，如果把這個機會成本(耗盡溢價)加上，再考慮到環(huán)境成本，價格高的風電就不一定貴。所以，中國制定政策時，應該把目標放得更長遠一些。在這個問題上，拖延是有成本的。

　　查道炯：政府制定的這個減排目標，即使不能實現(xiàn)，也開啟了一個努力方向。如何節(jié)能、降耗，有很多政策和提案。關鍵是：不要把所有的帳都算到政府政策頭上；同時，政策的有效性在于它能夠制衡能源經濟鏈條中的利益和利益交換。節(jié)能降耗的主體是企業(yè)和個人，而節(jié)能降耗所要做的是提高一個社會公益。從這個認知去調整、執(zhí)行政策，需要努力的參與者很多。

　　我擔心的是，在能源價格走低的時候，社會開始失去節(jié)能降耗的動力。我們過去也就是這么走過來的。受害的首先是我們自己，我們這個社會。

　　主持人：目前，中國很多企業(yè)都在探索替代能源，如“煤變油”、“乙醇汽油”等，這些技術對改善中國能源緊張局面到底有多大意義？

　　林伯強：煤變油對中國來說，頂多作為戰(zhàn)略儲備的一個補充。所謂煤多油少，只是相對而言，其實中國人均煤占有量并不高，用一種稀缺資源去替代另一種稀缺資源，是不經濟的。而且控制煤變油的規(guī)模很重要，大規(guī)模煤變油會抬高煤價，減低油價。而且設施投資特別大，一旦建起來就必須應用，很可能造成騎虎難下的窘境。

　　我認為在煤變油的規(guī)模上，中國不應該超越美國。美國進行煤變油的條件比中國好，煤多，水資源也不像中國這么短缺，為什么美國人并沒有大規(guī)模的去操作？直白地說，就是哪個國家進行煤變油，其他國家都會高興，因為煤變油可以增加石油供應，降低國際油價，大家都受益，而我們剛剛分析過，進行煤變油的那個國家風險大，可能沒有太大好處。

　　董秀成：總體上說，尋求替代能源不會從根本上改變中國的能源結構，畢竟替代能源數(shù)量有限，而且成本相對較高。但是我不反對搞“煤變油”等技術的探索，補充一點，對石油的消耗就小一點，但不宜大規(guī)模或一窩蜂地去搞。最典型的就是乙醇汽油，它消耗的是糧食，而我國糧食并不富裕，所以我覺得大規(guī)模推廣是不現(xiàn)實的。再如煤變油，是從一種能源變成另外一種，本身也在消耗能源，應該慎重。

　　主持人：關于中國建立石油儲備爭論中，一個比較流行的觀點是，中國應建立儲備機制，應對高油價的挑戰(zhàn)，但日前美國能源助理部長哈伯特女士在接受本報采訪時說，石油儲備的目的是為了應對能源供應中斷，而非影響價格的工具，您如何看待？

　　查道炯：石油儲備的理論設計包括應對能源供應中斷、影響價格變化兩個方面。就中國的情況而言，從純理論的角度看，一個有效應對能源供應中斷的儲備體系，應該是儲備設施遍布全國的主要工業(yè)和人口中心，因為那樣的布局能夠在最短的時間內通過提供充足的供應對付人們因供應中斷所產生的恐慌。但是，國家這么大，一個遍布全國的儲備體系投資和維護的費用都相當高，只能一步一步的來。

　　至于中國建立足夠龐大的石油儲備，并參與國際間協(xié)調平抑油價波動的一部分，當然符合共同維護全球利益的邏輯。但是，這只能是一個遠景目標。我們還是得回到現(xiàn)實，量力而行。

　　林伯強：理論上，戰(zhàn)略石油儲備是為了應對突發(fā)事件，比如油路突然中斷。但事實上，很難界定什么是突發(fā)事件，在油價高的時候總是可以找到一個突發(fā)事件的。我覺得實踐中各國建立石油儲備更大的意義在于抑制投機力量。儲備越大，投機力量越小，因為各國一旦動用儲備平抑價格，對投機商的打擊是致命的，所以他們不敢過分猖狂。如果現(xiàn)在世界各國都沒有石油儲備，你能想象嗎？那會是投機商的天堂，可能油價今天是60美元/桶，后天就70美元/桶了。

　　董秀成：我們通常說石油儲備體系，包括戰(zhàn)略石油儲備和商業(yè)石油儲備兩部分。前者主要應對供應中斷，比如遇到戰(zhàn)爭、颶風等；后者是以運營商，包括煉廠、銷售企業(yè)等為主建立的一套儲備系統(tǒng)。

　　美國的商業(yè)儲備系統(tǒng)非常發(fā)達，而且純粹是企業(yè)自己的決策，政府不進行任何干預；而日本、歐洲國家的商業(yè)儲備體系與國家戰(zhàn)略儲備體系都納入國家管轄范圍，只不過商業(yè)儲備體系以企業(yè)自己決定為主，但政府會有一定限制，比如規(guī)定最低的義務儲備量。

　　對中國來說，我認為戰(zhàn)略石油儲備體系和商業(yè)石油儲備體系都應該發(fā)展，尤其應該鼓勵和扶持商業(yè)儲備，這樣才能平抑價格。政府可以給油企建商業(yè)儲備提供優(yōu)惠貸款、稅收優(yōu)惠等，來鼓勵企業(yè)進行儲備。但同時，又要規(guī)定企業(yè)的義務儲備量。如果這個系統(tǒng)比較完備，去年珠三角缺油的現(xiàn)象絕對不會出現(xiàn)。而戰(zhàn)略儲備占用的財政支出太大，而且本身不賺錢，所以我主張要量力而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