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部六省演繹城市群大戲

　　4大城市群地位的升格，既可以看作中部崛起戰略從理論層面走向實踐層面的一個重大標志性事件，也暗示著中部崛起戰略一開始便有了“后發優勢”。

　　吳 焰

　　在經歷了多年爭論、預熱之后，武漢城市圈、中原城市群、長株潭城市群、皖江城市帶4個中部的城市群，“入圍”中央關于中部崛起的10號文件，這些“次區域”進入了國家宏觀發展戰略的視野。

　　“崛起”與“隆起”

　　分屬于湖北、河南、湖南和安徽的4個城市群成為“國”字號，多少出乎人的意料。

　　在國內，此前獲得國家宏觀層面認同和規劃的區域經濟，是長江三角洲地區、環渤海經濟圈、泛珠三角地區以及成渝經濟圈，均為跨省(市)區的“大塊頭”，在

中國經濟版圖中舉足輕重。而中原城市群、武漢城市圈、長株潭城市群、皖江城市帶，均屬于一個省內的“次區域”。“次區域”直接進入宏觀視野，表達的是什么信號？

　　意外還表現在另一層面。

　　在中央作出“中部崛起戰略”的兩年里，很多人把視線和話題集中在一個問題：作為中國區域發展戰略中的“最后一個板塊”，中部6省究竟可以獲得哪些優惠政策？兩年中，那種“特區式”、“引爆式”的優惠政策，在多少中部人的翹首相望中始終沒有出現，而現在，4城市群卻獲得“高禮遇”，這招棋于全局，又是何意？

　　“4大城市群地位的升格，既可以看作中部崛起戰略從理論層面走向實踐層面的一個重大標志性事件，也暗示著中部崛起戰略一開始便有了‘后發優勢’，尋找著一條符合自己特色的區域崛起路徑。”中國社科院工業經濟研究所研究員魏后凱博士的觀點，頗具代表性。

　　20世紀末開始，在各國、各地區角逐競爭力時，一個現象尤為突出：以城市群促進區域經濟發展，單個城市競爭力被區域整體競爭力所替代。

　　有意思的是，面對“中部崛起”這個難得的發展契機，中部6省紛紛提出各自的發展戰略，不約而同地選擇了區域戰略：湖北要打造“武漢城市圈”，爭當中部崛起的“支點”，湖南加快長株潭城市一體化建設，河南“中原城市群”欲撐起崛起的脊梁，安徽東向謀勢，江西對接“長珠閩”，山西靠攏“環渤海”。 這種戰略選擇吻合中部特質。經過20多年開發和調整，中部地區經濟布局基本形成“中心群帶”的發展戰略格局和模式。南部和北部雖然有京廣經濟帶聯結，卻分屬不同的經濟區域，分受不同沿海經濟中心的吸引，“多中心發展之路”由此清晰。許多專家學者認為，特別應鼓勵優勢城市群爆發式發展，形成中部地區超級中心城市或強大的經濟核心，以帶動并加速中部崛起。

　　中部崛起，從城市群的隆起開始。

　　四“群”與兩“西”

　　中部6省，4個城市群寫入中央文件，缺了江西與山西這兩個“西”。不少江西人與山西人格外委屈，甚至擔心是不是就此被其他地區拋棄？會不會被邊緣化？

　　4個城市群“入圍”中央文件，其實與其“成熟度”直接相關。 湖南的長株潭城市群歷史最悠久。早在1982年，就有了“長(沙)株(洲)(湘)潭”融合之說，3座城市各自相距不到40公里，堪稱“絕配”。在全省的一般預算收入、國內外投資及對外貿易額中，3市總量分占36%、50%、74%。

　　武漢是中部6省中最具競爭力的中心城市。2002年，湖北啟動“武漢城市圈”，以武漢為核心，加上周邊的黃石、孝感、黃岡等8個城市，重點推進基礎建設一體化、產業布局一體化、區域市場一體化、城鄉建設一體化。2005年，武漢城市圈實現人均生產總值14008元，約為全省人均生產總值的1.2倍。

　　河南的“中原城市群”，則大有后來居上之勢，在中部各城市群中進展也最快。其間很多都是歷史名城，以鄭州都市圈為中心，以洛陽為次中心，開封、新鄉、焦作、許昌等9城市為結點構成。去年，該城市群人均生產總值高出全省近37個百分點，城鎮化水平比全省平均高出8.8個百分點。

　　皖江城市帶16年前由安徽省委首次提出，當時稱為“皖江開發”，其后幾起幾落，在省會合肥經濟圈與皖江城市帶之間游移，最終，在新近制定的《安徽省沿江城市群“十一五”規劃綱要》中，重新高調明確了皖江8市串成的城市帶。這一區域面積占全省40.3%，人口占32.5%，地區生產總值占41.9%。

　　相比較而言，山西與江西目前還不具備城市群條件。

　　有意思的是，在豫、鄂、湘、皖4個城市群被重點規劃后，江西與山西兩省不約而同地作出一個“謀略”：江西謀劃讓昌九工業走廊變臉，新近出臺的《“十一五”昌九工業走廊區域規劃》中，明確將南昌和九江兩市整體納入規劃，使得“昌九工業走廊”有望由以前的“一條線”轉變為一個重要的區域經濟板塊。

　　無獨有偶。山西也在今年首次提出建設“大太原經濟圈”的規劃，規劃以太原為核心城市，強化太原與介(休)、孝(義)、汾(陽)、陽(泉)、忻(州)、原(平)城鎮組群的組合發展。

　　或許，這是山西與江西兩省對城市群戰略的認同與選擇。

　　不過，在一些學者看來，中部地區需要“多中心發展”不假，城市群建設是一個趨勢，也應鼓勵和加強，不過城市群的發展是一個相當長的歷史過程，并非三五年就能建成。那種為城市化而城市化、為城市群而城市群、靠政府人為“拉郎配”制造的城市群，不可取。我國區域經濟發展史上，這樣的教訓多次出現。重要的是，應該在中部崛起戰略中，尋找適合自己的發展引擎和戰略方向。

　　突破與難點

　　4大城市群現在已進入全面發力和起跳的新階段。選擇的突破口各有側重，要破解的難題也各有不同。

　　目前，湖南省政府仿效上海浦東，正式向國家申報建立長株潭城市群國家綜合改革試驗區，擬借助國家層面力量，先改先試，以突破3市在經濟一體化過程中存在的體制障礙。

　　長株潭此舉在情理之中，也是一個風向標。長株潭一體化推動了24年，作為中國最早的自覺的城市群一體化行為，長株潭暴露出來的問題也更為徹底。咫尺之遙的長沙、株洲、湘潭3市，自20世紀50年代起就有“三城牽手”的夢想，但時至今日，3市客運交通系統依舊“各自為政”，正是行政管理體制壁壘的一個縮影。

　　在中原城市群，“鄭(鄭州)汴(開封)一體化”被優先推動著。預計于今年10月底竣工通車的鄭汴快速通道，又成為城市群戰略中的“急先鋒”。這條總投資10.29億元的快速路長39.11公里、寬100米，為雙向10車道，車程30分鐘，全程不收費，拉開了“鄭汴一體化”的序幕。而“鄭汴一體化”，正是中原城市群這張大棋盤上的第一步棋。圍繞著這條快捷通道，圍繞著鄭州與開封在各個領域的“連城訣”，一個鄭汴洛城市工業走廊呼之欲出，它與京廣鐵路沿線的新鄭漯產業發展帶，構架成一個河南的“黃金十字架”。

　　雖然在4個城市群的中心城市競爭中，武漢一枝獨秀，很多人仍指出，武漢城市圈這個包括了9座城市的“九頭鳥”能否振翅高飛，關鍵還看武漢，其城市功能需要重新定位。人們注意到，武漢城市圈的變化，最先發生在產業對接的“雙遷模式”。企業總部遷到武漢，加工基地遷到周邊。“總部經濟”和“分廠經濟”漸漸形成。

　　而皖江城市帶也有自己的“支點”。他們把未來發展空間與高度，盯在向長三角的融入上。不過，與其他3大城市群相比，皖江城市帶明顯缺少省會的“

發動機”。它在獲得省里政策與財力支持方面會不會因此“分心”，其發展力度是不是仍像過去16年那樣不慍不火，比較令人關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