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文：有時候尖銳，有時候溫情

　　本報記者 劉溜 北京報道

　　“討厭他的人討厭到咬牙切齒，喜歡他的人喜歡到毫無保留”，韓東這話說的是他的老朋友朱文，能引起這樣兩種極端態度的人往往其本身就是一部豐富的作品。朱文到底是個什么樣的人？從身份上說，他當過電廠鍋爐工、詩人、作家、導演，九十年代末正當其小說風頭正健之時，他卻一身輕松地放下小說，跑到北京當起了導演。這讓韓東止不住驚嘆，“這個人的身上蘊含著幾乎是無窮的可能性”，用朱文自己的話說，“我需要空間”。

　　他生性不羈，像江湖人一樣對正統的秩序充滿了不屑。與韓東搞“斷裂”問卷調查，他說“讓魯迅靠邊站一站”，從此與文壇決裂。某次被拉去參加茅盾文學獎座談會，看到與會者紛紛向茅盾獎評委申訴和乞憐，他很不耐煩，站起來說了一句“茅盾文學獎是狗屎”，一句話便結束了鬧劇，也斷了自己的后路。

　　他有一句名言，“寫詩像做愛，寫小說像生孩子”，后來又補上“拍電影則像搞大工程”。在詩中，他是沉默而節制的，用很低的聲音說話。在小說中，他是誠實的、尖銳的、勇敢的，語言痛快淋漓，就像瀑布嘩嘩嘩地往下落。在現有的兩部電影中，《海鮮》保持著憤青式的尖銳，《云的南方》則流露出中老年的溫情。

　　他說自己“有時候很尖銳，有時候比較溫情，一個真實的人一定是這樣的”。

　　本質性作家

　　南京有一個著名的詩人作家圈，他們作為一個團體的名字叫做“他們”，這撥人是韓東、朱文、于小韋、丁當、吳晨駿、劉立桿、魯羊以及年輕一輩的曹寇、趙志明等人。朱文當年在工廠當鍋爐工，在三班倒之余拼命寫作。

　　到1999年為止，朱文總共寫了80萬字，覺得自己寫得夠多的了，自那后再沒寫過一個字。直到現在，他的聲名也遠沒有達到大眾化的程度，小說的印量很小，一直不太容易買到，愛好者們以在論壇上傳貼其小說并交流看法為樂趣，可以說朱文是作家中的作家，在寫作圈內具有相當大的力場，他的寫作影響了一批人，不少年輕作家如李紅旗、李師江等都自承深受其影響。

　　朱文的寫作深入了我們每一個人的存在狀況，他以高度的耐心與熱情去描述吃喝拉撒、無目的的游蕩、突如其來的意外，展示生活中最百無聊賴、最微不足道、最容易被我們自己忽略的瑣屑細節，陌生、荒誕，然而這又正是我們所熟悉而又麻木不仁的。他說，“無聊之處見真知”。

　　他的筆下有無聊而躁動不安的年輕人，有壓抑了大半輩子的老年人，有破罐子破摔的藝術圈女性，他不替他們辯解，也不對他們作出評判，他尊重并理解這些人，讓他們自主地在各種關系和命運里浮沉，在迎面而來的誘惑和打擊前，或是一再被羞辱，或是偶然地重獲尊嚴。

　　朱文曾說，“一個好的小說家講述的每一個故事首先對他自己而言必須是必要的，它只能來自你誠實敏銳的心靈。寫出一個你的能力可以達到的最高級、最完善復雜的故事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寫出應該寫出的與你有著血肉聯系的那個故事。我把后一類作家叫本質性作家。我很難接受還有另一類作家”。現在他補充說，本質性寫作的意思是要回到源頭，回到最初的感動。他拒絕讓那些貌似深刻、貌似博大的因素滲入到寫作中，他說，“對一個嚴肅自律的作家來說，他最糟糕的作品里也有著隸屬于他本人的當時的最緊張的心靈焦灼”，寫作是一個自我溝通過程，與自己的心靈共同生活。他還說，“我精神上對寫作的需要遠遠甚于寫作對我的需要”。

　　這樣的態度體現在他的小說里，他的小說有一種直面并深入現實與心靈的精神品質，獨立并強悍，不討好不避諱，不自我感動也不試圖感動、憐憫他人，像一個挖土機一樣看準地方直接挖掘下去，入木三分又勢不可擋。他的語言酣暢淋漓，飛揚，恣意，興之所至，讀起來非常痛快。

　　徹底地拋棄既有的標準，向許多事物發起進攻，必定要遭到很多人的反擊，1990年代中后期，《我愛美元》出來后，朱文被人稱為“流氓作家”。《我愛美元》并不算朱文最好的小說，但因為其激烈的反叛姿態而成為他最出名的作品，它寫的是“我”帶著父親找小姐的事情，這部小說幾乎讓朱文的父親身敗名裂，朱文由此深感這種老是寫“我”的方式很有禍害。

　　從自我到不太自我

　　在朱文十余年的小說生涯中，其作品有一個明顯變化，就是早期的小說往往以“小丁”即“我”為主角，圍繞“小丁”的心理情緒和游蕩行為而展開，主觀性很強，有很多“小丁”的直接獨白。而在后來的小說中，“我”通常成了旁觀者，目擊他人的掙扎、放任或沉淪，“我”不再處于中心位置。這個轉變很重要，一般認為他后來的小說更成熟，敘事更精湛，視野更廣闊。

　　早期的小說有《去趙國的邯鄲》、《弟弟的演奏》、《我愛美元》以及《什么是垃圾，什么是愛》等作品，這些小說都打上了主人公“我”即小丁的強烈印跡，小丁——一個叛逆、懷疑、喜歡四處晃蕩尋找刺激的年輕人，他的內心被虛無感包圍，處于極度的焦灼之中，他質問、憤怒、尋求、忍受，跟自我左沖右突、不得安寧。《什么是垃圾，什么是愛》中，小丁向父親問了一個憋了很久的問題，“你已經活了那么大歲數了，為什么不想到去死”。我還記得幾年前看到這個地方時所受的震驚。

　　“我”還會置身事外般成為另一個我的旁觀者，身心分裂。《弟弟的演奏》中，“我”被迫與臉色臘黃、切除子宮的女上司欒玲保持令人惡心的性關系，“在激情喪失的盡頭，我沒想到厭惡也能成為另一種激情”，這時欒玲要求中止這段歷時兩年多的罪惡關系，“但是我不答應，我堅持著，我要看到自己欲望的界限”，“我知道我的熱情沒有方向，沒有結果，沒有意義”。也許這種熱情便是加謬所說的“荒謬的激情”。

　　這樣的自我關系是異常緊張的，這樣的寫作方式對于寫作者而言意味著非同一般的殘酷，在如此激烈的對撞中，寫作者很難全身而退。所以韓東說：“朱文的方式就是要不斷地回到自己，把自己當作了一條道路、一座橋梁，流淌于天上地下的‘精神之流’將從此經過，傷及自身。這樣的寫作是獻身性的。但不因獻身的意義而變得悲壯，同時他也是堅實而痛快的。”

　　朱文后來的小說更愿意講故事，不再跟自我周旋，與早期的相比，寫作變得明快、收放自如；語言也更加酣暢，有一瀉千里之勢。有兩篇已經成為了寫作圈內的經典，它們是《段麗在古城南京》和《胡老師，今天下午去打籃球嗎》，都收入了朱文新近出版的短篇小說集《達馬的語氣》中。段麗，一個混跡于藝術圈內的女人，被一個無恥的畫家騙走了愛情和金錢，她試圖懷上他的孩子，在躲往鄉下的時候被追上，腹部被一陣猛踹，從此后段麗成了一個不折不扣的濫貨。

　　《胡老師，今天下午去打籃球嗎》的故事是這樣的，年輕時的胡老師在打籃球時認識了范紅，最后碰見時范紅的眼神有些異樣，后來范紅跳河自殺，她留下的私生子小強被胡老師夫婦收為養子，之后經歷了愛人病故、兒媳出走、兒子離家，胡老師一個人帶著孫女小蘭過活，小蘭越長越像范紅。“想到了范紅，我就想到了籃球，就想到了三年困難時期，就想到了我久已淡漠的壓抑。我多次做夢又夢見自己在球場上奔跑，夢見球場上那一次次短暫的身體接觸。人是多么軟弱呀，尤其是像我這種行將就木的人，我根本沒有力量去對抗那只已經在鐵籠子里被禁錮了幾十年的野獸。在小蘭十三歲那年，我終于做出了那件令人不齒的事情，并以此否定了自己不足稱道的一生。”他這才明白當年范紅看他的最后一眼，那正是已埋伏好的命運。

　　可憐又可厭、破罐子破摔的段麗，和一生多難、被命運絆倒的胡老師，這些在生活中受盡傷害和羞辱的男女，在朱文的筆下，終于獲得了深切的理解和同情，他說，“他們不是什么特殊的人，他們就是我們”。

　　來源：經濟觀察報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