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低工資 長三角的一道坎

　　滬蘇浙三學者的三種“關鍵說”

　　□本報記者 汪曉東

　　滬蘇浙都選擇在最近調整職工最低工資標準，均為750元——如此不約而同，或許是長三角經濟一體化向深度推進的一個標志。

　　最低工資標準的提高，對亟待提升產業層次的長三角來說，是一個明確信號：靠傳統的土地、勞動力低成本維持粗放型增長模式，這條路會越來越窄算上單位支付的社保及公積金，上海月最低工資接近千元，全國最高上海、浙江、江蘇相繼推出新的最低工資標準，長三角經濟一體化再添新的“標志物”。

　　從9月1日起，上海市職工月最低工資標準，由現行的690元提高到750元，小時工最低工資標準由6元提高到6.5元。

　　有報道說，雖然750元月最低工資標準低于深圳市的810元，但由于上海市為實得收入，個人應繳納的基本社會保險費和

住房公積金由單位另行支付，經過計算，上海市職工月最低工資標準接近1000元，為全國最高。

　　同一天，浙江省政府通知，該省將最低月工資標準最高檔提升到750元。這是12年來浙江第8次提高最低工資標準。新的標準分四檔：540元、620元、670元和750元，每檔比調整前增加50—80元。最低小時工資標準分別調高為4.6元、5.3元、5.7元和6.4元，增加0.4—0.7元不等。最低工資中包括社會保險個人繳納部分。

　　3天后，江蘇省傳出消息：省政府常務會議決定，提高企業最低工資標準。根據經濟發展水平，分三類地區確定，一類地區由原690元調整為750元，二類地區由原550元調整為620元，原三類地區480元、四類地區400元合并調整為520元。

　　這樣的“不約而同”，或許是長三角經濟一體化向深度推進的一個標志。

　　當然，這并非滬蘇浙三省市的“自選動作”，而是一次全國性統一行動。今年以來，吉林、海南、廣東、福建等多個省份先后調整了職工最低工資標準，安徽、遼寧等地也在積極醞釀。

　　關鍵說之一：

　　調整最低工資標準關鍵在維護農民工權益，緩解農民與城鎮居民收入差距擴大的趨勢

　　江蘇省社科院院長宋林飛認為，調整最低工資標準乃大勢所趨。

　　中央決策層一直高度重視收入分配問題。

　　5月，有學者語出驚人：按規定，職工最低工資應達當地月平均工資的40%—60%。但全國無一省市區達到這一國家標準。

　　很快，勞動和社會保障部有關人士出面修正，指出“月平均工資只是制定最低工資水平的參考因素之一”，全國沒有統一的最低工資標準。

　　不過，全國總工會有關負責人表示，如果對照“月平均工資40%—60%”的標準，絕大多數地區的最低工資確實沒有達到。同時，部分地區最低工資標準調整不及時，少數地區沒有制定小時最低工資標準，沒有將勞動者的“三險一金”納入制定最低工資標準的考慮因素，一些用人單位以實行計件工資為由，拒絕執行最低工資制度，利用提高勞動定額，變相降低工資水平。

　　“調整最低工資標準，從大的方面來說，就是貫徹中央關于收入分配的精神，按照科學發展、和諧社會、以人為本要求而采取的措施。”宋林飛指出，就長三角而言，城鎮居民收入不斷提高，比如江蘇，最近幾年年均增長都在10%以上，最低工資標準應當隨之提高，這是“勢所必然”。

　　他認為，調整最低工資標準，主要指向的是農民工。簡而言之，工資水平太低，農民工就不愿意來。珠三角曾出現的“民工荒”就是明證。長三角適度提高最低工資標準，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預防“民工荒”。“我們一直在講增加農民收入，緩解農民與城鎮居民收入差距擴大的趨勢。農民的收入如何增加？提高打工收入很重要。”

　　“勞動力成本低廉”，一直被視為招商引資的主要優勢。最低工資漲了，勞動力成本高了，會影響投資環境嗎？宋林飛認為，大可不必擔心：最低工資標準提高這一點點，不會對勞動力成本優勢構成沖擊。在長三角地區，勞動力成本的優勢依然明顯。

　　要說“投資環境”，宋林飛認為，恰恰應該反過來理解。按照一些國際勞工組織要求，職工應該得到合適的待遇。企業的社會責任已有相應的國際標準，比如SA8000。SA8000是全球首個道德規范國際標準，其含義是“社會責任標準”，規定企業必須承擔對社會和利益相關者的責任，對工作環境、員工健康與安全、員工培訓、薪酬、工會權利等都作了明確要求。中國企業能否履行應該承擔的社會責任，也將成為外商考量“投資環境”的重要方面。

　　從這個角度看，我們不能再像以前那樣，單純把“勞動力價格低廉”視為獨特優勢。善待員工，給予員工合理待遇，是更值得推崇的“投資環境”。

　　關鍵說之二：

　　調整最低工資標準能否促進長三角經濟增長方式轉變，關鍵看地方政府能否積極主動應對

　　上海社科院部門經濟研究所副所長楊建文談到，今年7月，在討論提高最低工資標準對廣東的影響時，有學者提出，提高最低工資標準，有利于廣東產業結構升級——廣東經濟要繼續保持競爭優勢，產業結構必須升級，不能再靠大量低工資的勞動密集型產業，而要靠大力發展高新技術產業和技術創新。通過提高最低工資標準，有利于引導企業朝這一方向發展，增強競爭力。

　　有學者分析，對投資者而言，工資水平只是投資環境的一方面，產業集群和產業鏈條的發育程度等已越來越重要，廣東這方面的優勢相當明顯，受最低工資標準調整的影響也不大。

　　有人認為，這樣的說法有些“夸大其詞”。一位學者說，調整最低工資標準，解決的主要是農民工與城鎮職工同工不同酬的問題，落實中央關于收入分配的精神，“對于提升產業層次作用恐怕有限”。

　　但是，更多的專家不這樣認為。

　　“這樣想是消極的。”楊建文認為，最低工資調整，恰恰是長三角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的“關節點”，能否掌握好這個關節點，至關重要。

　　他分析說，表面上看，這意味著商務成本增加；但從另一方面看，如果地方政府順勢而為，淘汰一些傳統的勞動密集型產業，培育一批新的技術密集型產業和高附加值產業，能使長三角產業走向一個新的高度，進入良性循環。

　　“當然，也會出現另一種情況：傳統產業維持不下去，但替代產業沒有及時形成。關鍵看政府如何作為。這個關節點能否把握好，是對執政能力的考驗。處理好了，長三角產業結構會躍上新臺階。”

　　楊建文把這個問題看得很重：一定要把眼光放得遠一些，長三角未來的發展，不能再建立在較低的勞動力成本、土地成本和稅收成本之上了。

　　他認為，在長三角一些地區，對于轉變經濟增長方式，不同程度地存在著“慣性思維”和“路徑依賴”，采取消極和被動態度。土地不夠用了、能源緊張了，才想起調整經濟結構。平時則依然故我。這次調整最低工資標準，雖是貫徹中央精神，但在具體操作上，地方政府同樣有主動和被動、積極和消極之分。“如果不以為然，會貽誤戰機，錯過提升產業結構良機。”

　　專家指出，國際產業轉移的大趨勢也要求長三角地區必須抓住時機，盡快“轉身”。

　　從上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國際產業轉移也在潛移默化中發生著變化：第一階段是勞動密集型的產業轉移，這些產業的層次往往不高：接著是資本和技術密集型的產業轉移；現在，隨著高層次的制造業轉移，服務業外資、尤其是生產性服務業外資大舉進入。這對于長三角而言，是重要的發展機遇。

　　“無論從內在要求還是外部條件看，長三角轉變增長方式勢在必行，迫在眉睫。”楊建文說，轉變經濟增長方式不是一句空話，而是非常現實的重大課題。“必須未雨綢繆。說漲了一點工資有什么關系？這種態度不可取。就好比開車，必須有預見性，等到感覺有問題了，再調整方向可能已經來不及。”

　　關鍵說之三：

　　調整產業結構，關鍵是讓企業有壓力。與土地和能源的制約一樣，調整最低工資標準對企業來說，也是一種倒逼機制

　　在楊建文看來，調整最低工資標準對長三角來說是一道坎，有著“牽一發而動全身”的效果。能否把握好這個關節點，關鍵在地方政府。

　　浙江省委黨校教育長盛世豪同樣認為，調整最低工資標準，意義不可小覷。不過，他更看重企業如何動作。“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地方政府可以正面引導，但企業發展更多的是利益導向，也就是企業利益能否得到保障。在市場競爭中，企業發展什么產業，主要看有無足夠的利潤空間支撐其發展。有利潤空間，不管產業層次高低，很多企業都會去做。在這種情況下，地方政府不能空喊調整產業結構，而是要從利益機制上引導企業，使之感到創新壓力。”

　　盛世豪說，目前，土地制約和能源制約對企業形成一種倒逼機制，原來的發展老路走不通了，惟有轉變增長方式，提升產業水平。但倒逼機制主要作用于“存量部分”，即已有的企業。對“增量部分”，也就是新的投資如何調控？他認為，勞動力成本提升同樣可以形成一種倒逼機制。

　　“提高最低工資標準，保證了農民工利益，更重要的是，迫使那些傳統行業調整產業結構。勞動力成本增加了，要繼續生存和發展，別無它途，就是創新，調整產業結構，提升產品科技含量和附加值，這樣才可能有更大的利潤空間。如果傳統的勞動密集型企業不能承受這樣的勞動力成本，只能說明它們不適合在長三角地區發展，必須轉移。這與國際制造業轉移是同樣道理。”盛世豪說。

　　他認為，最低工資標準提高，還有利于長三角企業吸引更高層次的勞動力。“勞動力總是往收入高的地方跑。提高最低工資標準，會有更多勞動力向這里流動，長三角企業可以選擇更多高素質勞動力，促進企業綜合競爭力的提升。”滬蘇浙三省市都提出要打造先進制造業基地，這首先就要求勞動力素質一流。“一流的勞動力從哪里來呢？必須要有‘一流’的工資。否則，人家憑什么到這里來？”

　　這會否影響商務成本？學者普遍表示“不用擔心”。盛世豪說，不同層次的產業，勞動力成本本來不一樣，高新技術產業的勞動力成本肯定高，勞動密集型產業相對較低。“商務成本，更重要的不是‘硬成本’，而是創業成本、政府效率、融資成本、交易成本這些‘軟成本’，對產業層次較高的企業尤為重要。”

　　這一點，從前不久發布的《上海外商投資環境白皮書》中可以得到印證。在一項“上海商務成本中哪項支出過高”的調查中，54.0%的答問者認為，

上海樓市租金過高，44.1%的答問者認為，土地價格過高，38.0%的答問者認為，人力報酬較高——人力報酬不是影響上海商務成本的首要因素。

　　由此看來，最低工資標準的提高，對亟待提升產業層次的長三角來說，是一個明確信號：靠傳統的土地、勞動力低成本維持原來的粗放型增長模式，這條路越來越窄。